儒家经济思想之深层土壤──兼论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儒、道融合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五大主流派(儒、道、墨、法、农)中论其对后人影响之深远,可谓儒、道并举。在传统文化中,尽管独尊儒术,掩盖了其它学派,尤其是道家在传统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但事实上在民族性格和价值观念的形成上,道家起了儒学所无法起到的作用,并为儒家学说培植了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心理土壤。 与道家相比,儒学一直显得很吃香。它对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宰是显而易见、妇孺皆知的。而道家对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摄作用则如同其道体一样,无影无形。自汉武帝采纳董氏之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便交上了红运。但在…     

安藤昌益与儒学

安藤昌益(1703?——1762年)是一位杰出的反封建思想家,是日本反封建思想的先驱者。在德川封建社会的鼎盛期,他不仅反对“不耕贪食”的封建经济剥削和“立大小之序”的封建政治压迫,主张返回到人人“直耕自食”、“无上下、大小、贵贱”而人人平等的“自然世”,而且反对主张“上下、贵贱、贫富”的、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佛、神、老、莊”等思想。他对儒学的批判尤为激烈,不仅在日本,就是在东亚各国封建社会中,也罕见其匹。而且他的儒学批判是颇具独创性的。安藤昌益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彻底反封建精神的儒学批判,在日本思想史乃至东亚思想史上无疑都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应予高度评价。但是,在     

人治与法治问题初探

一、问题的提出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政治生活和思想战线非常活跃,出现了多年来所未有的可喜现象,人们对于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堵塞产生封建法西斯暴政的漏洞,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人治和法治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但是在有的文章中,片面的强调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认为两者始终对立,各执一端,如水火之不相容;似乎以礼治、德治为内容的人治就意味着专制,而法治则总是与民主相联系的,是限制君权、反对专制的。这就不自觉地造成一种褒法贬儒的印象,而且是从历史和现实相联系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这岂不是说儒法斗争的历史从古     

“外儒内法”之辩正

学界向来认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是"外儒内法"、"儒表里法"。然而,纵观中国古代法的起源、法的指导思想及情、理、法三者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辨析儒、法两家治国主张的根本差异,其实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无论内外都是"内儒外儒"而并非"外儒内法"。     

“儒法合流”的历史逻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汉初的“汉儒批法”及随后的“儒法合流”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事件,其背后反映着封建大一统权力秩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价值建构的客观要求,本质上是封建统治秩序的价值重构。但作为统治策略的“儒法合流”,并没有真正解决“家天下”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德治和法治的有效结合问题,反而造成了“礼高于法”等一系列封建社会秩序建构的缺陷,并影响到了随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必须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探索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一致。     

东方朔"朝隐"思想探源

东方朔是汉武帝的言语侍从之臣,西汉文学家。其思想比较驳杂,除受到儒家学说的主要影响之外,还深受杂家、道家思想的影响,其中又以儒、道为主。在儒、道之中,又以儒家为主。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对于他的人生交互影响,外道而内儒,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哲学———“朝隐”思想。本文意在分析东方朔“朝隐”思想的根源及其内涵,以及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周恩来儒家"新仁学"思想的论语关乎——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

本文选择周恩来儒家传统文化元典中"新仁学"思想和精神并通过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功能,来彰显周恩来一生深濡儒风,倡行"新仁治"天下的高风远致.我们对过去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涉及治国方略的传统,批判或否定的太多,太个人世俗情绪化,仅凭个人一人之好恶就决定天下之好恶,纯"人治"的政府机制和公权取代了起码的理性"仁治"和"法治"之判定标准,而正是<论语>这本儒家元典内在的"中国书"与周恩来这一伟大人物渊博的学识和完美的儒教人格的内在关乎与联系.     

论韩非对商鞅重刑思想的发展

商鞅在性恶论的基础上,第一个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论,韩非是中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重刑思想,进而强调“求过不求善”,严刑重罚。这一思想得到了秦始皇的重用,成为了秦代最重要的治国手段。但到秦汉以后,随着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儒家法律思想的确立,重刑思想逐步被儒家的“德主刑辅”所取代,但其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和儒家思想最终形成了儒法合流,从而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治国思想。     

“知者乐水”与“上善若水”--论柳诗“枯澹”之美

苏轼评柳宗元诗,好用“澹泊”“枯澹”等语,意指其诗歌创作形貌朴实而情韵丰满。所谓“枯澹”之美实与儒家所倡“中和之美”、道家所倡“法天贵真”本质相同。柳诗中具有“枯澹”之美的作品,集中创作于元和五年至元和十年之间。在此期间,柳宗元深受儒、道两家“知者乐水”“上善若水”等观点的影响,力求改变“躁进”心态,愤懑之意减淡,内心日趋平和,诗歌创作讲求自然,故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枯澹”之貌。此外,移居愚溪也是造成柳宗元诗歌风格变化的原因之一,而苏轼的个人处境和遭遇,也使他格外看重柳诗的平淡自然之作。     

中国历代富民思想的历史地位及现实意义

“富民”是中国思想史上可贵而优良的传统,亦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积极因素。富民思想首先为儒家所正式倡导,但富民思想的萌芽在中国可追溯到上古时代。从《尚书》、《周易》的记载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思想发刃之初就十分重视养民之欲。孔子以后,富民思想不断为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所主张。富民思想和政策在中国历史周期性地实施,为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性地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在历经一段创伤与毁坏之后,又重新恢复并有所发展。 一、富民思想形成的政治历史根基 富民思想的理论渊源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民本思想。可以说,富民…     

论吕大临易学思想及关学与洛学之关系(下)

四、《易章句》的儒理思想及其与张程关洛之异同现在我们需要具体分析一下《易章句》所蕴涵的儒理思想,才能真正看出它同张载《易说》之“大义所在”究竟有何相同。如果说,从吕大临的释《易》方法中,已见其作《易章句》之用心是沿袭张载《易说》力辟释老、复兴儒学的“原儒”思路,要把恢复儒学本义作     

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与“异端”运动

自汉武之世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来,儒家由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升入庙堂,儒学由私学成为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官学。迨至明代中后叶,与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平民阶层的崛起相适应,儒学呈露出由庙堂返回民间,由经院哲学而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发展的迹象,以至产生了同官方儒学迥然有别的平民儒学。这无疑是中国儒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三元同构的士大夫心理结构——解读王维《与魏居士书》

在儒、释、道三教并举、多元思想竞彩纷呈的盛唐文化氛围中，王维诗文中流露出的思想也是纷繁复杂的。但其中依然有一根主线，这就是始于儒之“兼达”，动摇于出入间而终于儒之“兼达”。作于晚年的《与魏居士书》正为我们展示了诗人是怎样将多元思想“为我所用”地融为一体的。《与魏居士书》旨在劝魏居士出仕。但其劝说的理由却并不限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用世精神，而是旁涉释道，并归结于主观的适意与否的范畴。这从全篇的行文可窥见一斑。文章从居士的家世、身世、德操诸方面入手劝导魏居士，并显之于功名利禄：“禄及其室…     

中国传统修辞学美学旨趣二题议

中国古代修辞学传统的种种美学追求中,崇尚自然之美是独具风流的一种。几乎从道家创始时起,顺应自然之道就成为语言运用的一条“原教旨”。老子在语言美学上重自然,为无为的思想,在庄子的修辞论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庄子认为,“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即说话总是有其内容的.但“其所言者特未定也。”他在《缮性》篇里说得更为明白:“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天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既然“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那么“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就成了庄子语言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他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唯“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所以,“圣人行不言之教”。庄子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     

《周易》与象山心学

陆九渊“心即理”之思想主旨,凭依对《周易》义理的阐发而得以彰现,“易理”的普遍性、绝对性和终极地位是无可怀疑的。但此理并非一外在于人心的客体,而是与“心”通融为一的。修养之方法就在于洗涤心灵中虚浮妄想,复归到内外合一之道上。     

确立天本体——孔子·孟子·程颐·朱熹

<正> “理学”前锋程颐(伊川),“心学”殿军刘宗周曾简赅地点出宋明“理学”和“心学”的根本矛盾。程颐说:“圣人本天,释氏本心”①;刘宗周说:“释氏之学本心,吾儒之学亦本心”②。“本天”还是“本心”,亦即认取客观外在的“天”为最高道德形上本体,还是认取主观内在的“心”为最高道德形上本体,构成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截然相反的道德本体论。这一矛盾的形成源远流长,与儒的内圣之学共始终。本文拟探讨:从孔孟到程朱,怎样最后确立了一个客观形上的道德天本体。     

中国的“轴心文明”及其突破

基于“轴心期”概念的批评性反思,本文认为,中国的“轴心时代”是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而不是所谓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的春秋战国时代。西周的礼乐文明,确乎代表了自尧、舜以来某种积古流传之价值体系的制度性显化。西周解体之后,中国文化经历了思想上与制度上的多重突破,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汉武帝时代,方始重置了时代思想与西周“轴心文明”的相互关系。经过“后轴心时代”思想与制度之多重突破,儒学终究凸现为古代社会公开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轴心文明”价值的坚守者与看护者,也因此而成为现实政治的监督者与批判者。正是在儒学展开其自身的历史绵延之中,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遂得以清晰显现,并为其筑就了独特的“价值屏障”。     

《论语》君子儒的现实意蕴及其实践途径

《论语》“君子儒”思想对当今知识分子如何完善自己的道德追求和学问修养具有很深刻的启示。君子儒是“成人”与“达人”的完美结合,“学与德”、“学与智”相辅相成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完善人生实践的重要渠道,“仕而优则学”是那些入仕的知识分子保持尊严的最佳方式。     

论牟宗三的儒佛之辨

佛之辨广泛涉及心性论、本体论、功夫论、伦理观等哲学基本问题,但受限于两教内部复杂之理论系统,遗留下“两教教间批判的不彻底”“同教教内批判的失当”“两教未能真正的会通”三方面的理论困境,这三方面的理论困境也是未能明确地建立一能代表儒佛同异的纵贯性的判定基准所致。近代,牟宗三从“体用”视角入手,在儒家,他以儒家道德性的“本心性体”为基点而建立起“实体性”“纵贯创生”的体用论;在佛家,通对“般若系”“阿赖耶缘起”“真如心缘起”“天台圆教”体用思想的诠释而建立起佛家“缘起性空”“流转还灭”的“虚紧无碍”的非体用的体用。体用论之异也成为牟宗三分判儒佛的基准性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可对学术史上儒佛之辨所遗留的难题予以回应。     

试论魏晋至唐初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演变

汉武帝时期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以此为标志,封建地主阶级融汇儒法,威德并用,确立了自己统治思想的基调。但是,一个阶级统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绝不能一纸圣谕便可裁定。在以后长达2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封建社会各种矛盾不断消长斗争,使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以至衰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魏晋到盛唐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时期。它介于秦汉和隋唐两次长期大统一之间,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发展得更为完备、更为精致的阶段。 任何统治思想重大的转折性变化,无不表现为在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