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诗学：一束绽放于历史领域的文学批评之花——兼论“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之不同

海登·怀特对历史文本进行文学式解读，其历史研究是一种基于历史文本的文学批评实践。海登·怀特关于故事解释的模式是诸如原型批评、社会学和意识形态、新批评等多种文学批评理论的移植；话语转移理论则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因而，尽管都被称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对历史进行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诗学，而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则是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文化诗学。     

历史与文化的文本对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观念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对象是作为历史与文化的文学文本,而文化批评的理论平台却是文化、历史与文本的对话关系.针对当前学术界在历史与文化关系问题上的概念性纠缠和阐释性迷惘,本文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构想出发,对历史与文本、文化与文本、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对话关系分别展开探讨,指出新历史主义在泛文化形态的文学批评中提倡的是历史与文化在文本层次的对话,而在文化批评理念中实现的是历史阐释性回归和文化主体性重建的学术理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文化诗学——试析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架

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内蕴着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因素,特别是他对文本中的意识形态政治的透视和解剖,使其理论披上了扑朔迷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色彩,被人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版本。虽然不能把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完全归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但应该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对它的影响,并可以从这一视角来透析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架:一是历史思维和历史的解释原则;二是秉持一种整体的文化观;三是对隐含的意识形态的揭示。     

马克思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应该扩容更新,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间对话互补关联的研究。新历史主义在文化表述的非等级制、历史表述的非连续性和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等方面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商讨,它将历史诗学推进到叙事历史诗学阶段,造成当代文艺观念的深化与"问题化",成为导致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层出不穷的深层动因。本文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对其超越与局限做了简要阐述。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

本文分三个部分讨论了“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首先揭示新历史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认为诞生于８０年代初的这一文化思潮是对“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双重扬弃，强调对文学本文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研究。其次，讨论格林布拉特“文艺复兴研究”的新历史观问题，指出格氏的真实意图在于打破传统的“历史一文学”二元对立，将文学看作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和符号系统，而历史与文学共同构成一个“作用力场”，并使那些伸展的自由个性和升华的人格精神在被压制的历史现象中发出新时代的声音。最后，阐释“文化诗学”的基本特征，即“跨学科研究”性质、“文化的政治学”属性和“历史意识形态性”。认为“文化诗学”事实上是延伸发展了一种“历史诗学”的概念，表明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批评方法重新受到重视     

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历史记忆诗学考辨

后现代文化理论在当代学界的持久影响不断催生出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现象,逐步消解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本应具有的历史维度。当代批评理论领域的“普遍历史转向”,接连造就出无数版本的“新”历史意识,但是根本上却是不断回到社会批评的“旧”历史问题。以新历史主义理论视角为起点,通过考察荷兰文论家米克·巴尔的“后置历史”理论构想,以及其与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海登·怀特的“元历史”与安柯斯密特的“叙述史”之间的理论对话,在此基础上探讨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历史记忆诗学,显然可以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历史诗学重建提供理论借鉴。     

谈当前"文化诗学"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不同旨趣

当前,“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影响越来越大,但是,许多人将它与西方20世纪80年代流行起来的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混同。实际上,我国当前的“文化诗学”立足于我国的文学现实,既注重文学内部研究,也重视文学外部研究,追求文学诗意的王国;而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旨趣却指向文化政治权力。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格林布拉特与中国当代文化诗学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催生了中国当代"文化诗学"的研究,在经历了最初的翻译和介绍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逐渐步入了本土化阶段.目前的理论研究大致呈现出了两类不同的情况:一类是以童庆炳为代表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者倡导的本土化的中国文化诗学理论;一类是以刘庆璋为代表的福建漳州师范学院的文艺学学者对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的承继性研究.这两种文化诗学理论都与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其理论研究给中国的文艺批评领域带来新的方法和思考,开启了新的探索与发展.     

文化诗学的实践之路——以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为视域

＂新历史主义＂并非西方的专用词,它在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就可究其源、探其本。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与整个当代文学紧密相融,它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一起萌芽于80年代初中期,并以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的样式成为90年代文坛一股扑面而来的历史新风。它是中国作家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下现实不断自我反思、自我调整、自我超越的实践累积而成的,具有明显区别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中国特色＂。从当代文学创作的实践中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归纳出中国文化诗学与西方新历史主义从产生到建构其内涵的独立性及其特征的部分相似性,还可以窥探到文化诗学理论的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