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地区要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进程中率先实施政治支撑

"三农"问题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确保社会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三农"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从增强农民谈判能力与保护农民利益、打破失衡的城乡二元结构、深化农村改革等方面来看,解决"三农"问题必然需要政治支撑。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已有较大成绩,具备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进程中率先实施政治支撑的经济和社会文化条件。要率先实施政治支撑,需在城乡一体化的政治导向、政策支撑系统、提高农民参政议政机会、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政治活动能力、强化法制和监督机制建设等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与措施。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破除中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

中国语境中的"社会管理"和"城乡二元结构"概念具有独特意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社会管理制度不仅是生成、固化与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罪魁祸首,也是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的直接原因,它在新时期正面临着诸多困境。西方发达国家城乡关系演进以及社会管理制度变化的历程表明,推进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和自觉建立市场机制之外的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制度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推进我国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必须探索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制度。     

统筹城乡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途径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进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统筹城乡发展就是充分发挥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要以产业发展为基础,合理布局城乡产业结构;必须规划建设与管理,提升农村城镇化水平;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机制,实现城乡一体化.     

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党在现阶段提出的新任务。完成这一任务，重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没有农村的和谐，就不可能有城乡的和谐，也不可能有中国的和谐。因此，加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力度，积极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不仅成为化解“三农”问题的现实要求，也是通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统筹城乡视域中的农民主体性分析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关键时刻”和“重要时期”。在这项系统工程中,需要把实践的各个要素结合起来,协同推进。但目前,农民对现实的评判力不够,主体意识性缺乏;主体性诉求不能充分表达,自觉能动性未充分发挥;作为社会历史推动者的创造能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要更好地发挥农民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应从分析农民主体性入手,挖掘农民自我解放的力量,保障农民在农村与城市间合理流动的权益,满足农民知识化、技能化的教育需求,推进农民享有社会服务与社会地位的均等化。     

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两个误区及其政策建议

城乡一体化是人类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必经之路,有利于扩展现代文明、推进城市化和农村发展。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要避免两个误区:避免"以城市工业扩展为中心"论对城市化发展空间的限制作用;避免"以保障农村发展为本位"论对现代化发展动力的消解作用。城市和农村是城乡一体化的两个支撑点,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都会肢解城乡一体化的完整含义。因此,要促进城乡互补发展,从城乡一体化中寻求可持续发展动力;通过有效的公共服务,从城乡一体化中寻求稳定和谐的环境。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探讨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所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迫切需要健全体制机制,具体地说,应当从以下三方面努力:一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推进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着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努力发展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二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三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保障农民在生产要素上的平等权益,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制机制,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共同构筑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模式。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的权利贫困及其救济策略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与城市公民相比,农民不仅在物质生活上相对贫困,而且在权利享有上相对贫困。农民权利贫困的主要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造成国家权力对农民权利忽视和对农民权利保障的法律救济不力的社会制度根源,而且是造成农民的权利意识薄弱和农民维权组织失声的重要因素。消除农民权利贫困,使农民权利脱贫,既是农民脱贫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推进中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城镇化制度改革的苏州实践(专题讨论)

编者按: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以人的需要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意涵的城镇化。对中国城镇化建设来说,城镇化问题首先是一个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制度改革问题。反过来讲,不能把城镇化化简为农村人口向城市集结和集中的"人口城镇化",也不能把城镇化当作地方政府GDP和财政增长的"土地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制度改革,既在经济层面,更在社会政治     

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

“三农”问题是一个整体,其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第一位的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把农民问题解决好,农业和农村问题才能顺利解决。我国的长期实践证明,不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农业问题解决了也还是要反复。现阶段我国急需解决的农民问题有四:一是农民人数太多,占总人口的比例太大;二是农民太穷,农民太苦;三是农民太弱;四是农民日益边缘化。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在就应该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要改革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一切因素,建设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农民数量逐步减少,农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最终把农民问题解决好。     

论我国城乡二元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化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为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促进了工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它不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是对农民的不公平,扩大了城乡之间业已存在的差距,也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因此,必须加以改革,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为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加快农村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打下基础。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研究——以安徽省农村人口迁移为例

我国传统城镇化带来农村社会结构失衡、“大城市病”等社会问题,影响了城乡协调发展。追求城乡一体、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推动了乡村生产要素集结发展,推进了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新型城镇化中,人口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是核心。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有利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受区位优势等因素的影响,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由外延向内涵提升,人口回流趋势明显。在就近迁移、就地改造两个方面,安徽省形成了大城市扩容、中小城市产城一体化、中心集镇建设三种主要模式。     

“三权分置”还是“两权置换”?——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的土地制度改革构想

当下的土地制度改革从长远看必须贯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国家意志。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视域来看,虽然"三权分置"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盘活土地经营权,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土地权属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更加复杂化,也不能有效地推进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从历史正义和社会公平角度来看,农村土地的根本性质在于保障农民的居住权和生存权,那么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两权置换"的改革方案或许是更佳的选择,即可以使农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置换社会保障权,用农村宅基地所属权益置换城市里的住宅权。这样不仅能够建立起有序的土地退出机制,解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而且能够支持未来实现地租收益全民共享,真正促成城乡一体化发展。     

我国农地管理制度的修改理念与规范配置

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农地管理制度之首要目的在于限制农地权利,剥夺集体与农民的农地发展利益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基于此,农地管理制度具有管制过度、双重不平等以及忽视农地权利主体参与等特征。其规范配置以禁止性与强制性等强行性规范为核心。随着我国进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农地管理制度应成为工业反哺农业的有力保障。它应该确立扩大自治、实现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有机结合以及强化民主参与的立法理念。修改后农地管理制度的规范配置要弱化强行性规范的核心地位并减少其数量,增加任意性规范与倡导性规范的数量,注重它们在农地管理中的功能发挥。     

城乡一体化、农村物流与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和农村基础产业的发展,为新农村建设带来持续向好的政策激励和产业支撑,增强农民增收的本地化动力。通过理论推导并基于2004-2013年全国统计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指标权重并综合计算全国城乡一体化水平,实证分析城乡一体化、农村物流和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全国城乡一体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城乡一体化、农村物流和农村金融显著影响农民收入,城乡一体化并通过农村物流和农村金融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三者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增收。     

城市化语境下的广东乡村社会变迁

广东乡村社会受到城市化的冲击而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剧烈的社会变迁,这一变迁的趋势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将不复存在,农村逐步变成城镇,农民逐步变成市民。二元结构渐趋向于解体,工农业差别日趋缩小,但农业不会因城市化和工业化而消失。目前,广东处于城市化加速期并致力干城乡一体化建设,采取许多有力措施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城市化背景下乡土叙事的转型与新变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农村的物质条件,也改变了农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使我国农村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在历史的节点上,中国的乡土文学创作在追踪社会变迁、书写乡土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敏锐地感应城市化背景下的现代转型律动,将叙事领域扩展到＂农民进城＂及传统农民形象的嬗变,关注＂三农问题＂以及人们在利益追逐中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从而突破了中国乡土文学原有的叙事格局,实现了自身的转型与新变。     

我国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脉络:从分割走向融合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深刻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服务于工业化发展战略,我国城乡关系逐渐形成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发展方式的转变,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逐渐被打破,城乡关系不断走向融合。城乡关系演变贯穿其中的发展规律如下:发展方式是影响城乡关系的根本因素;制度安排是影响城乡关系变化的直接因素;市场化改革取向是破解城乡二元体制的重要手段;通过深化改革向农民赋权是提升城乡发展协调性的重要途径;城乡融合是一个长期、渐进、互动的发展过程。由此提出,新时代下,推进城乡协调发展,需要在进一步改革创新、城乡统筹和农民权益保护上着力,同时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稳扎稳打、久久为功。     

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山西省农民素质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是农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力量。当前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败,也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能否科学发展。因此,应认真分析当前农民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以及法律意识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从而不断提高农民素质,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维度:增进农民福祉

“三农”问题在现代化进程关键时期的凸显,引发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化战略、城市化战略的反思和警醒。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观照下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是新的历史阶段从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选择。重提“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而是重在实实在在地增加“新酒”的份量和提高“新酒”的质量。本文试图通过学习领会胡锦涛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讲话精神,以新的视角,从农民幸福感分析入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目标是增进农民福祉,让农民享有中国特色的“等值不同质”的现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