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现代法治国家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警示和限制警察违法取证行为,维护司法程序的纯洁性,法院在证据审查时,对警察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排除在定案证据之外的一种诉讼制度。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该项制度在美国到了很好的遵循。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尽管立法对非法取证行为持禁止态度,但长期以来却并未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出明确的规定。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经历了从禁止违法取证,到司法解释初步实施,到立法确认的发展阶段。     

西方主要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及其启示

由于各国的法律文化传统、诉讼模式、诉讼价值观、诉讼目的观、犯罪状况、政治需要存在差异,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存在差别.我国现行立法尚未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出具体的规定,相关司法解释和规则对此虽已做出一些规定,但存有缺陷,已不能适应当前司法实践的需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今天,考察域外主要国家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异同,揭示其中的经验和规,对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构,无疑有现实意义.     

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与思考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立能有效制止非法取证行为,是实现刑事诉讼内在价值的需要,是提高诉讼效率的重要保证,是对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保障。我国应当确立全面、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对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文章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分析入手,重点从目前在我国如何建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毒树之果"排除规则以及如何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方面阐述了如何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小议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国际通行的一项刑事准则,在保障人权和诉讼公正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联合国公约等国际文件及世界各法律发达国家均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刑事法律禁止非法取证,但对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效力规定尚有欠缺,与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还有差距。从我国立法及实践状况出发,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释。     

论非法证据的效力及建立排除规则的构想

非法证据是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中较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也是刑事诉讼程序中诉讼价值最易发生冲突的问题.各国相关立法和理论不尽一致,我国立法上对非法取证行为持否定态度,但对非法证据的效力尚无明确规定.应完善相关法律,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分析

我国法律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相关规定存在严重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欠缺禁止非法证据的最重要的、切实可行的、具体的排除规则和制裁。因此,借鉴国外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完善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原则

非法证据能否采纳为定案依据问题在诉讼法学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论争,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各国的具体做法截然不同。从非法证据的概念入手,在阐释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国非法证据适用原则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理论,认为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必须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提出了建立非法口供、非法物证、非法衍生证据排除规则以及非法证据效力相关配套制度的构想。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原则

非法证据能否采纳为定案依据问题在诉讼法学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论争,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各国的具体做法截然不同.从非法证据的概念入手,在阐释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国非法证据适用原则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理论,认为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必须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提出了建立非法口供、非法物证、非法衍生证据排除规则以及非法证据效力相关配套制度的构想.     

权利效能视角下的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利效能是辩方排除非法证据的实际效果与法律授予的理想权利之间的比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赋予了辩方较大的权利,并随着诉讼进程而增强。但实际所取得的效益却是逐程减弱,并最终在庭审阶段降至权利效能的最低点。这种尴尬局面是由法律、制度以及辩护策略等原因造成。从诉讼结构出发去研究权利效能,对于完善该制度具有功能意义,应从保证控辩双方效能值的全程一致、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与完善辩方权利行使机制三个方面着手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后侦查工作变革之展望

新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证据收集的角度对非法证据进行了界定,将非法证据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手段收集的证据;另一种是并未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构成侵犯,但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收集的证据。因此,不同于其他国家以人权保障为要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期待,对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必然会推动执法意识、程序规则、侦查体制等多方面的变革与完善。     

论违法证据排除法则在我国的适用

本文提出了应在我国初步确立违法证据排除法则。作者认为，确定排除法则不仅是我国实事求是证据制度、刑诉法公正与效率价值取向和证据合法性的刑诉理论的要求，也是我国宪法的必然要求。它可以弥补现行刑诉法有关违法搜查、扣押获取证据的否定性法律后果规定之空白，有利于维护刑诉法的尊严。文章还探讨了违法搜查、扣押获取证据的各种否定性法律后果。     

反贪侦查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应对

新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规则的确立和应用将对反贪侦查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挑战,也将对办案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保障反贪侦查工作依法、持续、健康开展,就必须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理智辩证的对待、认真细致的研究和积极主动的应对。以章国锡受贿案为透视,提出了在反贪侦查工作中,严格执行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全面落实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提高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应对能力,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预警机制和做好证据的事后补正等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对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评析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制尊严的需要,而且也是促进案件实体真实发现的需要。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虽然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作了一些规定,但其存在的缺陷是明显的。通过对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历史发展的考察,提出了设立适宜我国国情的、平衡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双重需要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路径选择: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运行

要想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得以有效实施,需要注意以下相应配套机制的完善:促使我国刑事诉讼从侦查本位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转变;建立专门的程序性裁判程序;完善相应的程序性辩护制度。     

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类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在美国确立并得到发展,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探讨很长时期仅停留在理论阶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采纳并确立这一证据规则,使其从理论探讨变为实践,也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探讨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目前,行政诉讼法正处于修改时期,以现有的法律规范为基础探讨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类型及其判断标准显得尤为必要。     

论非法物证的可采性

非法物证能否作为定案根据,表征着一国的法治文明程度。我国一直对此持肯定态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立司法体制的不完备及认识上的误解。制度建设要考虑制度环境,设立证据排除法则不能盲目照搬或脱离国情,应当在成本和效益的经济分析基础上确定具体对策。适当的态度是:不绝对排除非法物证的可采性,但应严格限制非法物证的可采性。     

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即违法取得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采纳。针对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分析,反思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就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提出建议。     

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

刑事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由于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一直是我国立法机关、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在明确非法证据内涵的基础上借鉴各国相关制度规定,论述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意义并提出初步构想。     

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一个亟待重塑的概念

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清晰的概念，理论上存在着一种扩大化解释，实践中又是一个难以准确把握的话语。认定“非法证据”的标准有三：一是取证主体的公权性；二是取证行为的违法性；三是取证后果的侵权性。据此，对通说广义的“非法证据”概念进行解构和重塑，从理论上将其划分为“非法证据”、“要件欠缺证据”和“瑕疵证据”，使之具有不同的适用对象和处理规则。从而把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界定在一个合理范围内，使排除规则的适用更具针对性，解决实践中各，行其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