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雄气肆 笔峻辞丰——论刘大櫆的散文创作

桐城派的散文影响很大.姚鼐在《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此说虽遭“党同乡”之讥,但由此可见桐城散文在清代文坛上的地位.对方苞、刘魁(号海峰)姚鼐三位桐城派的开派人物,人们作过许多研究.但比较起来,学界对方、姚较为重视,评价也较高,而对刘氏则研究不够,评价也偏低.如清代邵懿辰在比较方、刘、姚三家散文成就时便说:“刘居其间,如蜂腰鹤膝”(《答方君书》).平心而论,方、刘、姚三家散文各有特点.通读刘氏散文我们便会看到,他的不少文章不囿于传统,不拘于时俗,大胆地阐发已见,在艺术上表现出才雄气肆,笔峻辞丰的风格,这是方、姚之文多所不及的.郭绍虞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后人之论桐城者,往往称方姚而摒弃海峰,这实在不是公允之论”.本文拟对刘海峰的散文作一概略考察.     

柳宗元山水诗的和谐美

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以卓尔不群的深刻见解,简劲俏丽的笔法赢得人们的喜爱,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对于他的诗作,历来评论尚有不同的看法。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说:“韩柳文之高下,议论不一,独于诗也,似一例右柳左韩。”他认为柳诗在韩诗之上;苏东坡评价柳宗元的诗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清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也。”苏轼之说只从艺术风格着眼,论及高下,并未作深入探讨。柳宗元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上,他的诗歌创作,收集在《柳河     

“阳刚美”与“阴柔美”

清姚鼐在《复鲁洁非书》中说：“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川，如奔骐骥。……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间，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曾国藩对姚鼐的这段话作过明晰的概括。他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翰；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简言之，阳刚美，就是“马鸣风萧萧”式的美，也叫“壮美”或“刚性美”，西方美学家则称为“崇高美”或“雄伟美”。…     

论林语堂小说人物与文化

30年代，林语堂以小品在国内博得“幽默大师”的名号。出国以后，又以小说在西方“红透半边天”。其小说创作成就虽不如散文小品，但影响却远在散文小品之上。小说代表作《京华烟云》（《瞬息京华》），是作者献给西方的“福音书”，曾畅销欧美，是作者引以“自豪”，认为可以“传世”的杰作。但是，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在西方与在国内却大不相同。西方人认为“《京华烟云》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之经典之作”，“是现代的《红楼梦》”①；在国内，则认为它缺乏真实性而并不欣赏。林语堂小说同他的文化论著《生活的艺术》一样，意在向西方传扬…     

秦简“士伍”的身份及特征

(一)“士伍”之称,在秦汉史籍中屡有出现,由于文献记载的局限,对于“士伍”身份的断定,历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早对“士伍”进行解释的是东汉的卫宏。他在《汉旧仪》中说,秦制“无爵为士伍”。而东汉末李奇则认为:“有爵者夺之使为‘士伍’”。李奇的说法不同于卫宏,按卫宏的说法,只要无爵位的都可称为“士伍”,李奇则认为“士伍”仪指那些被夺爵的人。三国曹魏时人如淳也认为“尝有爵,而以罪夺爵,谓之士伍。”这种看法近于李奇。唐人颜师古则进一步认为:“谓之士伍者,言从卒之伍也。”也就是说,“士伍”是对夺爵后为兵卒之人的称呼。此外,明代董说和清代沈家本都认为“士伍”不过是刑徒的一种。     

论“所”、“所以”

一、关于“所”和“所以”的不同看法自从《马氏文通》称“所”为接读代字以来,我国语法学界对古汉语中“所”,字的看法一直很不一致。刘复称“所”为关接代词,黎锦熙认为是联接代词,王力先生认为是特别的指示代词;这些学者的共同之处是把“所”字看作代词。另外一些学者则有不同的看法:杨树达称“所”为助动词,杨伯峻认为是小品词,中学汉语课本(195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中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认为是助词,中山大学《古代汉语》、上海师范大学《古代汉语》也都认为是助词。近来把“所”看成助词的人越来越多。到底“所”是助词还是代词?这是本文准备论及的一个中心问题。语法学界对于上古汉语中的“所以”,也曾有过争论。杨伯峻认为“所以”是短语,黎锦熙认为是连接词,刘冠群也认为是连接词。上古汉语中的“所以”,到底是词组还是复音词?是本文准备论及的一个问题。另外,复音连词“所以”产生的时代问题,“所……者”词组中的“所”和“者”是否代词的问题,也是本文准备顺便论及的。     

是“反问”还是“设问”?

《五人墓碑记》（高中语文第二册）中有“独五人之，何也？”一句，课文注释为“用反问的语气表示赞美”。笔者未敢苟同，认为应是设问。“反问”是用疑问的形式来表达确定的意思，从反面提出问题，它的答案隐含在法问之中，有间无答。如《促织》中有“死何种益？”一句即是。“设问”则是先提出问题，然后紧接着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即明知故问，自问自答，或提出问题，不需要确定答案。前者如“作亭者谁？山之增智俗也。”（《醉翁事记》）。后者即“独五人之椰城，何也？”它没有答案却可联系上下文，把“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     

曾巩思想的理学特质

江西才子曾巩，名厕“唐宋八大家”之列，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之间，“其文章之剽势奔放，雄浑环伟”，“衍俗雅重，自成一家”，犤１犦前人及时贤对此述之备矣。然对曾巩思想特质的阐发，则罕见文字。犤２犦事实上，与其同时代的文豪一样，曾巩是一位颇具深度的思想家，且就其思想特质来说，已有浓郁的理学因子，宋元时人即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者，如刘埙称其“议论文章，根据性理；论治道，则必本于正心诚意；论礼乐，则必本于性情；论学，则必主于务内；论制度，必本之先王之法。”“盖以于其周（敦颐）、程（颢、颐）之先，首明理学也。犤…     

论《野叟曝言》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对中国文学史上篇幅最长的通俗小说──清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褒之者推为人间“第一奇书”,如申本《〈野叟曝言〉凡例》称：“是书之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描春态,纵谐德,无一不臻顶壁一层。至文法之设想,布局映优钩给,犹其余事。为古今说部所不能仿佛,诚不愧为第一奇书之目。”钱静方《小说丛考》亦沿其说。贬之者则认为《野叟曝言》一无可取,如黄人《小说小话》称：“夫小说虽无所不包,然须天然凑合,方有情趣。若…     

论唐末绝句艺术的丰富发展

对于晚唐绝句，历代诗论褒贬不一，褒之者认为晚唐绝句艺术极大丰富，所谓“法莫备于唐人，中晚尤妙”。①贬之者则认为晚唐绝句之失恰在过于工巧，刻露而失浑成意味，明人胡应鳞批评晚唐绝句“大露筋骨”；所谓“愈工愈远，视盛唐不啻异代”；②又云晚唐绝句：“书情则怆...     

韩愈散文与政治

韩愈散文与政治孙金荣韩愈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其散文成就之高是不可争辩的。关于其散文中“文”与“道”的关系诸研究者着墨不少。然这个“道”在怎样的范畴和程度上对儒家道统进行了继承和宏扬？作者以儒道忠诚卫土和承继者自居，何以对孔孟儒学加以取舍？文与...     

刘大槐散文创作中的“神”“气”论

刘大木魁所讲文之“神”是指作家不同的才气、个性表现于作品的精神面貌 ,所谓“气”则偏重于指文章的气势。这种“神”是内在的 ,似有“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玄妙之处 ,显然 ,这是从审美的角度对散文美学特征进行概括而提出来的 ,较唐宋派的“神理”说更具美学特色 ,也更深刻具体     

论通假实质

一般把古代文献中用乙字代替甲字的现象称为通假。就这一现象的研究来看,关于其形成原因,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古代字少;关于其形成条件,则异口同声,认为是语音相同或相近。笔者以为,这两个观点均难自圆其说。 唐代的张参在《五经文字·序》中说:“前古字少,后代稍益之;古文经典音字,多有假借。”这大概是“古代字少”说的较早言论,今天时见有人用之作为理论依据。可是搬用者不知,他们是强命假借为通假,实质迫使古人之言就已说,     

“七子之冠冕”的另一面──王粲实用文章价值初探

王粲，向来以“七子之冠冕”见称于后世。后人所赞赏者，主要是其《七哀诗》、《登楼赋》等诗赋作品，至于其议证论理、应制典策之类的实用文章，却鲜有论者。这固然与王莱“文不如诗”有关，①但恐怕与魏晋以后“重文轻笔”的文章观念也不无关系。事实上，在王荣集中，关涉世事时政的应用文所占份量很大，与“建安七子”其他六人相比，仅逊于孔融。鉴于以下几点原因，笔者以为应对王集这类文章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一，刘辩说：“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能兼善，辞少暇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②这就告诉我们，王浆“文能兼善”，只…     

范文程评议

范文程是明清之际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近来一些评论其功罪是非的文章,彼此之间分歧甚大:褒之者认为,“范文程是一位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到康熙之世,混乱多年的国家取得了空前统一。论其首功,当推范文程。”贬之者则曰:范文程乃是“汉奸与刽子手”。一个历史人物竟然有如此截然相反的不同评论,说明了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确是相当烦难的。本文试说管见,不妥之处,尚望读者正之。     

读《礼记·礼运》——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

《礼记》是研究我国原始社会史必读的重要著作之一。尤其是其中《礼运》篇的“大同”与“小康”的两段记述为复原我国原始社会氏族制度提供了一些可贵的资料。因而,史家治史征引者纷纷,对这两段的记述所反映的社会制度的看法颇为一致,都认为这两段记述中的“大同”之世明显地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的一些特征,“小康”则是阶级社会的写照。笔者认为“小康”之世所描述的特征是否是阶级社会,则可商榷,需从计议。本文拟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中的基本理论为指导,联系“大同”、“小康”之世的实际,对其所反映的社会性质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得到指教。     

食精与食粗

《论语》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见于《乡党》章,说明圣人对饮食是甚讲究的,迄今无异词。但目前人对饮食营养学却超过了古人,对于大米、白面和肉类(古人所谓“粱肉”)也提出不同看法。这些说法大半来自西方,西方人偏重肉食,和我们习惯不同,以其勤于试验,故每多新发现。 大约古人但重粗变细,今人则多细变粗。荞麦和小米、玉米等所谓“杂粮”,今用先进工艺制为粉与挂面,“粗粮细做”,食之遂成为有益于老人健康和防止“城市病”的营养食品。由某地某公司专营,利市十倍。过去如沪市之面包房(西方常食)为顾客专宠者,今则几为之耷席。我们平日生活为了改变口味,也多掺食粗粮。     

“三纲”之争与儒家的现代命运——以方朝晖、李存山的争论为中心

方朝晖与李存山争论“三纲”问题的真正分歧，不在对“三纲”历史知识的认知，而重在对“三纲”的评价，因其评价的不同而导致其理解的不同。其评价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又源于方、李对西方现代价值的理解与评价的不同。李存山的问题是过于简单地执守现代价值观念，方朝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囿于西方现代价值的认知而对“三纲”的理解有所偏差。“三纲”的独特意义正是无条件服从的“义”，但需要在诸“义”之冲突中来全面权衡不同的“义”。由此，儒家在现代的命运某种程度上并不仅仅取决于儒学本身是什么，还有赖于人们对中西文化公允地理解与评价，这样才能还儒家一个公道。     

柳宗元山水散文的文体风度

唐宋八大家之中，柳宗元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并称，为历代学者作家所重，其山水散文更被推许为“千古绝调”、“文家绝境”，为后世所景仰。林琴南本来是扬韩抑柳的，但他承认“记山水则子厚为专家，昌黎不能及也”。他说“子厚之文古丽奇峭”“体物既工，造语尤古，读之如在郁林，阳朔间”。①柳宗元山水散文独特的文体风度，早已为历代评家所瞩目，宋代黄震说他“峻洁清奇”，明代王鳌说他“丰褥精绝”，清代李刚己说他“寄兴旷远”，等等。孙梅先生更对他推崇备至，说他“笔力事绝万古，云霄一羽毛，非诸家所敢望尔”。②刘熙载较韩…     

《老子》“愚民”说考辨

老子对于“愚”、“智”的概念,有着独特的观点与表述方法。历来研究老子者,多未能理解这一点。囿于其“绝圣弃智”、“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等词句,认为老子意欲愚民,持这种观点者,由来已久。如吴澄云:“老子生于衰世……其民浇伪而有知;善为道者,化民为淳朴,非欲使之明,但欲使之愚而已。”(《道德真经注》)建国以来,老子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几乎众口一词,断定老子反对一切科学文化,主张愚民。论定老子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者,持的是这种观点,如张立文同志;认为老子是反对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的同志,也依然存在是否欲愚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