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构造与司法职权优化配置

侦查构造理论和法治国家实际侦查构造的发展趋势表明,控审分离、司法最终裁决已成为侦查程序中司法职权合理配置的基本理念.我国侦查程序中司法职权配置存在的问题包括:侦查机关享有裁判权和司法权无权介入侦查程序.侦查程序中司法职权优化配置,需要科学划分侦查权与司法权,实现侦查权非司法化,并引入司法权,实现强制侦查的司法控制.     

论现代司法规律与我国公诉权配置

司法改革必须遵循司法活动的规律,而司法权的合理配置又是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因此,如何遵循司法规律科学合理地配置司法权,就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本文试从分析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着手,就我国公诉权配置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①.     

未来五年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

改革30多年来,中国司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和树立司法权威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看到这些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司法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司法改革本是一项涉及机制设置、权力机关协调等多方位的全面改革,需要一种宏观的、战略性的规划。然而,目前的司法改革措施大多停留在工作机制层面上,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尚未展开。司法体制是国家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司法体制改革是国家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因此司法体制改革不只是司法机关的工作,也不只是法学家研究的问题,而是党中央从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角度提出的一项政治任务。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今后将向纵深发展。目前应该依照司法权的性质和司法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总体发展战略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具体部署,面对现实存在的问题,统筹设计未来的整体司法制度构建。     

司法改革与司法公开、司法公信

通过实行司法公开,产生一种"倒逼机制",即倒逼司法公正、倒逼办案质量和效率、倒逼权责统一、倒逼改进司法作风和提升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价值判断,其核心是司法机关对社会公众的信用与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其前提是司法的公正与公平。从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有关司法改革的内容来看,旨在通过司法体制改革和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加强司法民主、司法监督及保障人权,逐步提升司法公信力。司法改革的内在逻辑清晰可辨,其目标是提升司法公信力,而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是实现司法正义,实现司法正义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司法公开,司法公开可倒逼司法正义,司法公开是目前司法改革的突破点。     

关于中国司法区划分改革的思考

司法区划分改革是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目前的司法区划不但加重了司法权对党政权力的依附,强化了司法权的地方性,而且无力保障司法权的中立性,不利于解决跨行政区域纠纷,也无法平衡各司法区的案件负担.在中国建立“四实三虚”、与行政区错位设置的司法区体系,同时辅以三审终审制,既可以解决、缓解前述司法痼疾,又能促进司法机关及其人事、财政事务的中央化,推动司法改革向纵深迈进.     

论司法责任制

完善司法责任制是本轮司法改革的关键环节.本轮司法改革通过一系列措施还权于审理者,根据权责统一理论,同时须通过相应的责任设定和追究,将司法权纳入到适当的范围之内.通过落实司法责任制,让法官生产高质量的司法产品,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法官须享有与其责任相当的职业保障;二是对司法权行使须进行必要的制约.而我国目前法官职业保障处于严重缺失状态,制约司法权也面临着诸多难题.鉴于此,要建立一个闭合的、关联的、科学的配套机制,使得司法责任制这一制度系统最有效地发挥保障司法公正高效的制度功能.     

司法有限主义及中国司法的路径选择

司法有限主义,是司法哲学的重要概念,是综合了最小量度、最低程度与最窄尺度的底度化过程。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是司法有限主义的客观基础。在"案多人少"已成为我国司法领域基本矛盾的背景下,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出发,坚持司法有限主义,具有现实意义。应从处理好司法权的内部关系、司法权与其他权力的外部关系、司法有限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司法克制主义的交叉关系等维度入手,探究我国司法实践的路径选择。     

论司法责任制

建立和完善司法责任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对其他各项司法改革均具有牵引和统领作用。司法责任制的核心要义和科学内涵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司法责任制与司法民主制是相辅相成的,在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过程中应重视发挥合议庭、审判庭、审判委员会以及法官专业会议等司法民主载体的积极作用,不断创新完善以司法民主保证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司法秩序、司法公信的体制机制。习近平关于司法和司法权、司法的价值和功能、司法规律等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刻论述,为司法责任制改革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司法责任制改革在司法本质和司法规律的轨道上有序推进。     

WTO与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建设

司法审查是WTO各协议得以实施的最重要的保障之一 ,司法审查制度的实质是限制政府权力 ,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随着我国加入WTO ,我国相关的法律规范需要作一定的调整 ,进一步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 ,这不仅对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 ,而且对我国的司法改革 ,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司法效率的逻辑基础与实现方式

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判断权的实现过程也即司法活动的展开过程。司法效率植根于司法活动的过程,发端于司法权运行的程序,是司法公正的内化标准。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因此,司法效率应是嵌入司法公正结构的效率,服从司法公正的要求。在社会转型期,"诉讼爆炸"使得司法效率的价值凸显,旨在提高司法效率的司法改革必须将决定司法效率的要素和影响司法效率的因素区分开来,创新提高司法效率的实现方式,明晰司法改革的正确途径。     

论当代中国检察权性质的逻辑起点及其实践

在当前司法体制改革中,对检察权的性质,学界与司法实务部门存在着较大争论。本文认为,对我国检察权性质的讨论应以建国初期作为逻辑起点。当时,中国的检察权是有自身特色的司法权,它的司法权属性渊源于苏联的司法理论及其实践;而它的中国特色则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只有理解了检察权这一逻辑起点的时代合理性与时代局限性,才能更理性地认识当下有关检察权性质争论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人大个案监督评析——以合理性与合法性为视角

人大个案监督从其出现之初,便成为一个争议不休的话题。持肯定论者对实践领域中大量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非常不满,认为克服这一弊端的良方便是由人大进行个案监督。然而,按照现代宪政理念,结合司法权本身固有的特征,审判权应当由法院独立行使。人大个案监督的出现,严重违背了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原则,导致司法不公的加剧,打破了宪法所确立的政体平衡格局。     

完善人大制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以改革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突破口,重点释放人大已有的政治功能,使之充分发挥代议与监督的职能。行政体制改革和基层民主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作为政治改革的替代方案,在政治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这些改革局限是十分明显的。党内民主从策略和性质上讲都不能成为当前政治改革的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既是一种明智的战略选择,同时又能够实现以人民民主促进党内民主的目标。人大改革一方面要强化人大监督职能,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如何监督人大,这是人大改革的一个有效途径。     

中国的法院改革与司法独立--一个参与者的观察与反思

作者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 ,对于中国的司法改革所面临的困难和解决问题的途径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论证。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的法律体系乃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 ,因此 ,在社会结构、制度与文化等还无从支持一个现代司法体系的情况下 ,司法改革很难单打独斗地完成。文章对于妨碍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的社会因素作了探讨。接下来 ,作者集中讨论了法官选任、司法权行使方式以及法院管理三个关键的改革领域 ,揭示了问题所在 ,也尝试性地提出了解决方案     

我国司法改革的选择

我国司法改革面临四大核心问题 :司法权是中央化还是地方化 ,是制度改革还是技术改革 ,是立足国情还是强调接轨 ,是统一推进还是各自为政。根据我国司法改革所处的历史社会背景和现有的社会体制 ,以及我国司法体制的现状 ,笔者认为 :我国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是 ,在全国统一规划和领导的前提下 ,有计划、分阶段地实行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 ,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限独立的司法体制和制度     

司法改革与司法理念的革新(上)

司法改革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 ,是当前实行法治、建设法治国家的重点 ,也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从我国法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 ,扬弃旧的国家主义的司法观 ,树立新的现代化的司法观 ,是司法改革的首要目标和成败关键。     

论司法区与行政区的适度分离——基于司法权中央事权的属性

行政权与司法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权能,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会造成严重的司法地方化,司法地方化与司法权中央事权的属性相悖,有碍于国家法治的统一。我们建议通过跨行政区划设司法区的方式,从根本上杜绝司法地方化。     

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研究

行政审判体制的改革既是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司法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因此,探讨行政审判体制的改革,对于保障人权,推动政治文明建设,实现全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考察:以刘涌案和佘祥林案为标本

本文以刘涌案和佘祥林案为标本,对中国刑事司法改革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本文认为,刘涌的从生到死,佘祥林的从死到生,对于中国刑事司法来说,具有标本的意义。从表层来看,首先涉及的是刑讯逼供问题,刑讯逼供的屡禁难止是中国刑事司法的一大病灶。从深层来看,关键的是司法权的依从与独立问题。此外,还有民意与司法的关系问题。本文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成功的标志。     

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制度创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创新人大监督制度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就当前来看,我国人大监督体制并没有理顺,监督程序并不完善,人大监督文化并没有形成,从而制约了我国人大监督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我国人大监督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必须从理顺人大监督体制、完善人大监督制度的法律程序、建立人大监督员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