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西番”族属探析

民族识别影响到我们如何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问题。关于“家西番”的族属问题目前存在着很多分歧。文章从历史文献、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自我意识等方面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家西番”不是“汉西番”、“假西番”,而是藏族的一支。     

华锐藏族女性服饰及其文化特征

华锐藏族女性服饰在具有一般藏族女性服饰尤其是安多藏族服饰特点的同时,也有其比较鲜明的独特性。通过详细描述华锐藏族女性服饰,进而探究华锐藏族传统服饰体现的文化内涵,一来有助于从服饰文化中探知华锐藏族部落历史;二来可以让人们了解这个部落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以及相互的影响,从而为华锐藏族女性传统服饰的保护尽绵薄之力。     

藏文化的特点及其所蕴涵的中华母文化的共性

藏文化内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体现为藏文化的基本特点,另一方面体现为中华母文化母体的共性。前者可以从藏文化的自然地理条件、表现层面以及它和中华文化母体内的其他子文化的关系等不同角度加以阐述。后者中华母文化在其子系统藏文化中的表现,则可以从物质层面、观念层面、行为层面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论白马藏族服饰图案的文化意蕴

白马藏族是聚居于川、甘交界地带的古老民族,特殊的地理环境、民族文化、宗教信仰造就了白马藏族独特的民族文化,服饰文化是其民族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白马藏族服饰的款式结构独特,色彩艳丽,尤以服饰图案独具特色,是白马藏族民族文化的符号载体,有着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寓意。     

白马藏族的白马老爷信仰及其地域文化认同功能探析

作为白马藏族共同信奉的白马老爷神祇,其原生形态为有形的山,此生形态为部族英雄。实际上,这两种形态均为神话学上的想象,这种想象实际上是基于生存的关照。如果说神山是白马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主义思考,那么部族英雄则是白马先民对政治拉锯战的生存状态的考虑。在村落语境中民众基于物质或精神的诉求进而对白马老爷进行了多重形式的文化展演(祭祀),其不仅满足了民众的现实性需求,也形成了以白马老爷神祗为中心的跨地域信仰圈,与此同时也建构了白马人的族群边界和社会记忆。     

浅谈藏吧与藏文化在都市中的发展——以兰州市藏吧为视点

藏吧是近年来在都市中兴起的以藏族文化的民族风情为特色的酒吧。它一方面起到了展示民族文化,丰富都市生活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通过对兰州市藏吧市场的调查,分析其存在问题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以期能对少数民族文化在都市中的发展起到实践作用。     

牡丹江群力岩画地理环境及其年代、族属研究

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岩画,地处牡丹江下游右岸海林市柴河镇所属的群力村附近的一处石砬子上。岩画依山傍水,坐北朝南。牡丹江水由此向右回转,并形成了一个江中岛,岩画就坐落在牡丹江回转的右岸的转弯处。牡丹江群力岩画,因群力村而得名。迄今为止,群力村至群力岩画所在地,必须乘船方能到达。岩画的北、东北、东、东南方皆为山高林密、绵延不断的锅盔山山脉,其西侧则为牡丹江的断崖,南侧濒临牡丹江。学术界有关群力岩画的年代、族属、寓意的研究,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将群力岩画置于牡丹江流域整个地理环境空间内加以考察,并对学术界各种观点进行了梳理与评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群力岩画为西汉时期居住在牡丹江流域的挹娄人所绘,岩画的寓意是祭师祭祖的场面。     

巩昌汪氏的族属及其与徽州汪氏的通谱

巩昌汪氏是蒙元时期的世代军功巨族,其与徽州汉族大姓汪氏通谱,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一件实例。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家谱及碑刻资料,考证了巩昌汪氏的族属系汪古,言其为汉人,系对文献误读、误释和改窜所致。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的通谱是在元代后期至明永乐间,但所述系谱颇多纰漏,殊不可信。     

白马藏人的宗教信仰

以四川平武县藏区白马公社为中心的“白马藏人”是信仰本民族自己的宗教“白莫”的。“白莫”是一种山川崇拜的原始巫术。祭祀山川、土地和森林,念咒驱鬼,很接近氐羌系的“笨钵瓦”(俗称“黑教”)与彝族的“毕摩”(或写为“白马”)。1978年调查时已经看不到宗教仪式和经堂陈设,宗教用品也很难看到了。这里只是访问几个“白莫”(汉语称为“道师”)的综合记录。     

白马藏族民歌演唱技巧及民族音乐特征

白马藏族民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也是白马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特殊的人文条件与自然环境,白马藏族民歌不仅具备整个藏族歌曲的共性,也表现出独特的民族音乐个性。本文根据实地调研收集整理的相关资料,就白马藏族民歌演唱的“颤”“擞”技巧与汉族民歌的演唱技巧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白马藏族民歌的“颤”“擞”技巧区别于汉族民歌中装饰音“倚音”,音程关系表现得更为狭窄,具有独特的风格。此外,本文还分别从旋律调性、歌词内涵、文化特征等方面将白马藏族民歌与羌族、彝族民歌进行对比,探讨三者民歌的音乐特征和差异,发现不同的民族文化在民歌的演唱形式、曲调旋律等方面有不同的浸润和影响,三者在民歌演唱技巧和音乐特征上又有一定的交流与融合。最后提出新时代白马藏族民歌传播的可行性建议,以多维度保护与传承白马藏族民歌文化。     

生态环境与云南藏族的文化适应

本文在对云南藏族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 ,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自然资源管理机制和婚姻家庭模式等方面 ,阐述了云南藏族对其所处生态环境的文化适应。文章认为 ,文化是一个民族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体系。文化与自然的互动或文化对自然的适应可被称为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是一个民族对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适应性体系 ,它包括民族文化体系中所有与自然环境发生互动关系的内容 ,主要是这个民族的宇宙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为适应迪庆高原特殊的生态环境 ,云南藏族早在历史上就通过文化调适 ,形成了一整套与自然环境良性互动的生态文化体系。面向未来 ,云南藏族生态文化中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必将得到复兴 ,其中的古老智慧必将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全球化市场体系相结合 ,成为推动云南藏族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     

青海安多藏族的头饰及其功能

青海安多藏族的头饰主要由发式、帽子与头饰物三大部分组成,这三个部分构成了完整的藏族头饰。青海安多藏族的头饰具有多种重要的功能,主要有实用性功能、装饰审美性功能、标志性功能、区示性功能以及祈福性与关怀性功能。总之,藏族头饰是适应藏区自然环境、满足生计方式的需要、受到藏传佛教以及其他民族文化影响的产物。     

巴底藏族原生态文化考察报告

巴底藏族传统的生存状态是人与自然的适应性体系,也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整合。农业文明是巴底藏族文化的基础,他们的居址文化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宗教和民间文化构成了精神文化系统,非主流文化的传承仍然在延续。     

试论嘉绒藏族的族源

嘉绒藏族是藏族的一个分支 ,关于其族源的讨论历来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本文运用汉、唐时期的史料 ,结合岷江上游和大渡河沿岸出土的石棺葬的考古发掘材料 ,认为嘉绒藏族是汉代《史记》记载的夷民族的后裔 ,即以汉代的冉夷、隋代的嘉良夷为主体 ,在唐代吐蕃东进的压力下 ,融合当地羌人而成的一个族群。     

金朝对陇南吐蕃的招抚

金朝时期,在甘肃的河、洮、岷、叠、宕、阶及积石军等地,散布有众多吐蕃部族。金朝对这一地区的吐蕃部族实行招抚政策,鲁黎、葩俄、黎、突门等族首领纷纷率族归附,并对反叛的吐蕃木波部也行招抚予以平息,结什角与庄浪四族的归附,更是金朝招抚政策的体现。陇南吐蕃的归附,有利于这一地区社会的安定与生产的发展。     

论藏族早期的法律文化

从近几年的藏族法律研究而言,其上限大多起于松赞干布(公元7世纪)时,忽略了对松赞干布以前数千年的法文化生成演变和传承历史的研究。探讨藏族法律和法律文化的缘起,史前时期和邦国时期的法律文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对藏族早期的邦国时期的法律文化之缘起及其特点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以此求教于方家。     

《格萨尔》所体现的古代藏族山水为喻的审美特征

藏族是一个被大山环绕的民族 ,人们无时不受山水自然生命意蕴的感悟。比如 ,由《格萨尔》说唱艺人所创作的英雄史诗《格萨尔》就以大量篇章赞美了雪域高原的俊美和壮丽 ,将美丽的家乡描绘成人间的仙境和富饶的天堂 ,从而折射出古代藏族以山水为喻的审美观念。本文从审美的角度 ,对《格萨尔》所体现的古代藏族山水为喻的审美特征进行透视。笔者认为 ,古代藏族山水为喻的审美特征具体体现在充分肯定人性的主体作用和注入宗教的思想情感等方面     

近代上海回商群体的特征与文化贡献

文章从近代上海回商群体的形成及该特殊群体的外在特征及文化贡献三个方面入手,阐述了近代历史上大量外来的穆斯林移民进入上海,由于其时上海城市的社会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为伊斯兰教的振兴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时空条件,从而一改古时上海地区伊斯兰文化相对衰颓的旧貌.回商秉承了传统的"回回善经商"的优点,他们长袖善舞的经营活动,为近代上海增添了特殊而别样的活力,这些为数众多的穆斯林商人在各个相关的经济领域中都大显身手,其活动已成为近代上海社会经济史上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回商中涌现出诸如哈少夫、金子云、马晋卿等佼佼者,在近代上海社会里的穆斯林社区各项活动中,他们都发挥了重要的领袖作用.近代上海回商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在:其鲜明的地域色彩上,和对外部环境或城市变化适应性极强的特点;以及对社会公益事业相当热心、非常乐于帮助其他亟须救济的穷苦穆斯林兄弟;爱国立场坚定及在护教斗争上态度坚决等.而近代上海回商群体所作出的文化贡献,则集中地体现在积极增强穆斯林群众的凝聚力、重视穆斯林子弟的文化教育事业、支持和弘扬上海伊斯兰教的发展.     

环境与家族:塔吉克人文化的特点

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会有一定的影响.当一个人类群体的生产力水平较低,又处于一个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时,这种影响就较大,他们就只能选择那种能有效地帮助他们抵御自然环境所带给他们的重重压力和灾难的社会组织形式,血缘家族就是这样的一种组织形式.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人所处的环境与其传统的社会组织,正可以说明以上的道理.     

卓仓藏族族源考述

卓仓藏族是安多藏族的一个分支,关于其族源的讨论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文章在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卓仓藏族的来源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卓仓藏族的族源构成中既有土著西羌人、吐蕃军民及后期卫藏移民的成分,亦有鲜卑人、汉族和蒙古族的藏化者,说明卓仓藏族具有族源上的混融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