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与俄国现代化

俄国的现代化进程始于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在俄国历史上 ,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 ,自上而下的社会调节成为专制制度的基本运行机制 ,沙皇在处理国内外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亚历山大二世及时意识到了欧洲现代化潮流的挑战 ,被迫进行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使俄国步入现代化之路 ,揭开了俄国工业革命的序幕。然而 ,他却始终抱着专制制度不放 ,政治民主化进程步履维艰 ,这正是俄国现代化进程缓慢、曲折的根源     

沙俄的霸权野心——读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十九世纪末,正当欧洲列强争霸、战争乌云密布的时候,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发表了《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指出:“欧洲正好象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滚向规模空前和力量空前的世界战争的深渊”,沙皇俄国的霸权野心,正在策动一场肮脏的战争。恩格斯号召整个西欧,特别是西欧的工人政党,要“双倍地关心”“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并预见到“一旦沙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历史的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些英明的论断。这篇光辉著作发表后     

沙皇俄国对伊朗的侵略和渗透

沙皇俄国的历史是一部侵略扩张的历史。从第一代沙皇伊凡四世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前后三百七十年,几乎以每天五十平方英里的速度向外侵略扩张,至1914年它的领土达到了八百六十六万平方英里,成为一个地跨欧亚两洲的庞大的俄罗斯帝国。争夺世界霸权是沙皇俄国一贯追求的目标。为了实现俄罗斯世界帝国的迷梦,沙皇政府一开始就把夺取拥有丰富资源、具有重要政治和战略意义的伊朗,作为其南下争霸印度洋和侵略南亚次大陆的一个重大步骤。早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沙皂俄国就开始向伊朗侵略扩张。从十九世纪初叶起,通过两次俄伊战争和长期的武力征服,夺取了伊朗的大片领土,攫取了许多政治经济特权。到二十世纪初它又同英国狼狈为奸,在伊朗划分势力范围,并进一步控制了伊朗,使伊朗沦为半殖民地。     

俄国农民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当西欧农民运动早已沉寂,农村居民对城市工人的起义和革命迷惑不解时,俄国农民反对沙皇制度和反对剥削的斗争却此伏彼起,从未间断,并且始终是工人阶级忠实的同盟军。出现这种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俄国农民始终未成为土地的主人。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产阶级本有机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即解决土地问题,使俄国走上健康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它仰承沙皇政府鼻息,依附外国资本,不敢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制度。所以,到20世纪初,俄国农村中土     

对十月革命性质的再探讨

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似乎是一个定论。但是笔者认为，1917年俄历10月25日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也如同中国革命一样，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其理由如下：第一，十月革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革命前俄国社会的性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虽然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总体上仍然是一个沙皇统治下的封建制国家。这一点恐怕是没有疑义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指出，沙皇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较晚。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俄国工厂还为数甚少。当时，贵族地主的农奴经济占着主要地位…     

革命与民族的历史性双向互动——犹太知识分子与近代俄国革命

在近代俄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犹太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既是俄国革命的思想动员者和行动指导者,又是俄国境内犹太人的精神领袖和民族复兴道路的理论探索先锋.犹太知识分子担负起民族复兴与俄国解放的双重使命,积极投身近代俄国革命事业,在汹涌的革命浪潮中勇当异族先锋.然而,沙皇政府的血腥镇压和俄国社会的排犹浪潮却使犹太知识分子遭受沉重打击,陷入异族革命悖论的困惑中.近代俄国革命与犹太民族并非简单的单向控制关系,而是复杂的历史性双向互动关系.     

谈契诃夫的《宝贝儿》

契诃夫一生写了七、八百个中、短篇小说和约二十部剧本,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的大师。《宝贝儿》就是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宝贝儿》写于1899年,它和契诃夫的其他许多作品一样,是俄国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的反映。那时俄国正处在极端反动的沙皇统治时期,资产阶级的民粹派运动已经彻底破产;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正在成长,为将来的斗争积蓄力量。民粹派不了解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先进作用,认为主要的革命力量是农民;但他们并不了解农民的实际生活和利益,得不到农民的拥护。于是民粹派的秘密组织“民意党”决定不依靠人民,而用个人的力量来跟沙皇专制政权进行斗争。1881年3月1日,民意党     

“跨越论”中“俄国革命”性质之我见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俄国革命是农村公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先决条件。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学界有不同理解。基于基本理论、历史实际和相关文本分析,本文认为,它不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只能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人民民主革命”。不能把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将发生的俄国革命与后来的俄国“十月革命”,混为一谈。     

论列宁文化思考的意义

列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探索了一条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即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而俄国的文化滞后成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严重障碍和列宁思想中的困惑和忧虑,列宁对“文化革命”的思考对于一个后起的,但正以迅速的步伐走向现代化进程、走向“知识社会”的中国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19～20世纪初俄国地方自治改革的作用及地位

19世纪50、60年代，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进行了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最深远的影响是大批取得了自由身份但缺少土地的农民涌进城市做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改革是不彻底的，但毕竟已迈过了最艰难的一步。具有地方自治性质的改革虽然色俄国只存在了50多年，但它对俄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却不应忽视，同时我们对它的历史地位应给予一定程度上的肯定。     

俄国学者关于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的争论

1861年农民改革是俄国历史的转折点。尽管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有关改革的研究成果大量问世,但与农奴制废除相关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俄国学者因此而继续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争论。这些争论主要包括:农民改革的历史背景,尤其是改革前农奴制是否遭遇危机以及19世纪上半期农奴制危机的表现和成因;社会舆论尤其是俄国知识分子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政府的决策;沙皇、官僚、贵族在改革准备过程中的力量对比及作用;对改革总体评价的演变趋势以及改革对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具体影响。随着国内政治气候和学术环境的改善以及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俄国和西方学者逐渐密切交流、相互影响,不仅使研究课题呈现交叉态势,还促使俄国学者重新审视以往的研究方法,积极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论述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其革命理论与实践部分源于他对俄国革命的关注与思考.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密切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以更多笔墨论述俄国革命并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论述苏俄建立后的诸种境况时,中国的政治前途始终是其思考的落脚点.1924年李大钊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零距离感知了苏联建立后的社会状况,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道路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考察李大钊对俄国革命的观察和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思考,可以加深我们对早期中共领导人为何选择俄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如何将外国的革命经验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之中的理解.     

18世纪俄国文化精英理想化的中国观

在批判俄国社会现实和寻求国家发展道路的过程中,18世纪俄国文化精英借用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翻译出版耶稣会士和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发表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颂扬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德伦理和明君贤臣,期望俄国沙皇成为真正的开明君主,从而实现其开启民智和强国富民的理想。     

试析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发展的轨迹

一、在民主的条件下实现和平 1917年二月革命结束了沙皇专制统治以后,俄国出现了奇异的两个具有对立性质政权并存的局面。但是列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局面不会维持太久,因此他郑重地告诫布尔什维克党和革命群众,必须无情地、彻底地揭露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以便准备用工人代表苏维埃     

沙俄、阿迦汗三世与帕米尔

19世纪后期,侵略成性、贪得无厌的沙皇俄国在侵占中亚后,又侵占了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帕米尔地区。当发现常住在印度孟买的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的精神领袖阿迦汗在帕米尔居民中有着无限的影响力之后,俄国人意识到:欲永久占领帕米尔,必得削减阿迦汗的传统影响;最好的办法是:散布阿迦汗的流言蜚语,败坏其声誉。沙皇俄国外交部和驻外人员联袂导演了一出挑拨离间阿迦汗与帕米尔居民之间关系的政治闹剧,其目的在于永久霸占帕米尔。     

社会民主主义VS“警察民粹主义”：“人民专制”论及其转向

马克思恩格斯讲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指一种战争状态下的临时措施,而民粹派讲的“人民专制”是先进者强迫落后者的政治常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列宁用民粹派的“专制”换了马恩的“专政”,从而改造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后来苏联模式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东方"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问题”的概念,含义指沙皇俄国与西方一些大国为瓜分东方的土耳其而进行斗争。他们提出,只有通过欧洲革命,才能解决“东方问题”。他们认为,东方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和“东方专制制度”,建立在农民生活的孤立性及彼此隔绝状态的基础上,它是造成东方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东西方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将导致东方专制制度灭亡。     

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政权与政府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根据俄国、印度和中国的材料,研究和阐述了东方国家旧政权与旧政府的特点,揭露和批评了其弊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旧政权与旧政府是与农民生活的孤立性相互适应的:俄国等东方国家集权的政权与政府往往帮助新生资产者剥削农民;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政权与政府往往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使本国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列宁提出,沙皇政权实行的是专制君主制或无限君主制,由沙皇独掌全部政治权力,残酷统治和压迫广大人民.十月革命时期及其以后,列宁领导苏俄人民对建设新政权与新政府进行了探索,形成并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观点:在十月革命过程中,列宁主张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与政府;1918年春,列宁主张建立坚强有力但受到有效监督的新政权与新政府;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主张建立有文化的国家机关和精简与节约的国家机关;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1919年共产国际建立以后,列宁主张在东方一些国家建立农民代表苏维埃--这些国家的新政权.     

十月革命前俄国政治锡安主义运动的产生与实践

19世纪中叶以前,因为宗教的封闭性和政府排斥政策的影响,大多数俄国犹太人基本上不参与俄国的政治生活。19世纪下半叶,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改善了犹太人的社会法律地位,随着犹太人在俄国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影响的不断扩大,犹太人对政治的诉求开始逐渐显露出来,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政治锡安主义的产生和实践。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锡安主义运动转入低潮。1917年二月革命后,锡安主义运动重新高涨。十月革命后,俄国的锡安主义运动转入地下。     

马克思主义的双重涵义与俄国共产党人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主要有两种目标诉求一是论证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进行革命的必要性;二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社会发展规律方面的理论基础。二者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的。马恩早年着重于追求革命的目标,晚年则部分地修正了自己的革命理论,认为通过对现行社会制度的逐步改造同样可以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目标。俄国共产党人着重挖掘的是马恩早期的、即侧重于革命的思想,而对他们晚年思想上的变化则不予重视。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不是马恩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俄国民粹派追求的那种革命。革命消灭了资本主义,但却没有导向社会主义。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