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司马迁《史记》与希罗多德《历史》的史料来源

司马迁和希罗多德分别为中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史记》和《历史》对于各自的文化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两者之间既有相同的地方,也存在着差异。从史源来看,它们都运用了文献史料和实地调查,并将两种资料相互印证,有机融合。但司马迁运用的文献史料主要是皇室藏书、诸侯史记和民间歌谣诗赋;希罗多德运用的则是神喻记录、金石铭文和极少数前人或同代人的作品。文献史料是司马迁最主要的史料来源,实地调查是文献史料的补充,希罗多德的写作正与此相反。     

粲若经传 继乎六籍——论《史记·五帝本纪》采纳《孟子》的学术史意义

《五帝本纪》是《史记》首篇,也是司马迁极用力之文。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的史料选择中除了采用儒家的经典《尚书》,对《孟子》也尤其关注。在《孟子》尚未成为经书而处于辅经地位的汉初,司马迁对《孟子》中有关尧舜题材的采纳,具有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这不仅表达了司马迁对史料选择的审慎态度,也传达出司马迁对《孟子》的儒家学术经典地位的最早肯定。     

《史记》的小说性

《史记》是一部信史,却体现出一定的小说色彩,对此历代学者已达成了共识,它记载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梦兆预言、灾异祯祥和奇闻逸事。其实历史和文学在叙事职能上是相近的,由于司马迁采用口述历史作为史料来源,用“好奇”的审美观来择采史料,并继承了先秦史书中的文学虚构手法进行艺术创作,这都使《史记》呈现出一定的小说性,但并不削弱它的史学价值,从其小说笔法中我们同样能获得历史信息。《史记》所以杂用小说笔法,有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良苦用心,也寄寓着司马迁发表一家之言的许多感慨。     

论《史记》中的音乐文化

《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学著作,其中记载音乐方面的史料异常丰富,因此也可以说《史记》是一部具有音乐文化意义的史书。《史记》中除了两个音乐专篇《乐书》《律书》之外,有70余篇涉及音乐,计220余处。内容涉及乐器,音乐人物及其音乐创作、表演活动,礼乐制度修订,音乐教育、音乐评论、音乐思想等方面。研究《史记》音乐文化,领略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音乐的旨意,厘清《史记》音乐文化的内容概况与特征,剖析《史记》音乐史料所蕴含的丰富的音乐文化信息,全面认知《史记》音乐文化在中国音乐史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和借鉴价值。     

博览群书 自铸伟辞──司马迁运用图书文献写《史记》管见

本文探讨司马迁如何运用图书文献写《史记》的问题。司马迁利用皇家图书馆的有利条件，秉承家学渊源，有计划地阅读了大量的六经异传和百家之书，并实地考察天下历史地理，成为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在此基础上，他博采经传百家材料，自铸一家之言，写成了《史记》这部史学的宏篇巨制，表现出既善于吸取又长于创造的大家风范。     

《史记》与《荀子》

司马迁与荀子之间虽然不存在所谓的师承渊源 ,但由于《荀子》是儒家的重镇 ,所以司马迁必然要研读《荀子》 ,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史记》与《荀子》之间有着紧密的学术联系。《史记·礼书》与《荀子·礼论》互有异同 ,《史记·乐书》则与《荀子·乐论》观点相通 ,《史记》在法后王、自然人性论、富民重民等观点上对《荀子》有所吸取     

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史料学专著——读庞天佑教授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研究》

以文学作品材料作为史料，这是历代史家治史的传统。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戏曲、小说，古代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都可作为研究相关时代历史的史料。从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大量引述《诗经》等文学作品为史料，到近代史家以文学作品为史料者，灿若星辰，举不胜举。近代郭沫若、陈寅恪等史家以文学作品与其他史料互证研究历史，突破了传统史学方法的局限，扩大了史料搜集的范围，     

论《史记》的对比艺术

文学作品中的对比手法并非司马迁首创，但司马迁却是运用对比手法十分出色的一位古代作家。他在《史记》中对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为后人的写作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的东西。本文从自由灵活的形式、爱憎褒贬的寄寓、鲜明形象的刻画三方面论述了《史记》高超的对比艺术。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生死观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司马迁和《史记》更是无以回避。探讨分析了司马迁之生死观在《史记》中的体现及内涵，并略论了司马迁生死观对儒道两家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史记》《历史》比较论

中西史学,分途发展。中国自春秋以来,以司马迁为旗帜,史学酝酿发展,两千余年,蔚为一博大精深的学问。而西方世界则以希罗多得为先锋,承继希腊传统,迄至今日,史学绚丽辉煌。司马迁与希罗多德,《史记》与《历史》,看上去,两者风格迥然相异,无可比较,然而他们同属历史学家,一东一西,相互辉映,司马迁的《史记》被中国史家奉为“正始之祖”,希罗多德由于撰成《历史》,被西方史家尊为“历史之父”。我们可以说,中西方史籍浩若烟海,其中恐怕就是《史记》和《历史》对于东西方史学乃至整个文化影响最大。将两者互作比较,究其短长,将有益于新史学。     

《招魂》创作的年代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揣其语气,似以《招魂》为屈原作品。王逸《楚辞章句》则以为宋玉所作,谓“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二说都未得到先秦史料的证实。     

论《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

司马迁的《史记》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影响主要在褒贬精神的继承，人物事故的运用，行文笔法的模仿，语言的借用等几个方面。     

《孙膑》

本文节选自司马迁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县)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父亲司马谈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迁生长在这个家庭里,有机会阅读了许多古代文献,在二十岁以后又游历各地,考察并搜集了大量史料。其父死后继任太史令官职,三年后开始写《史记》。在《史记》草创未就时,他因汉将     

《司马迁史记名言录》序

编选《司马迁史记名言录》，这在司马迁研究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事，“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的同志们，在研究中开拓出这一新领域，这对领会《史记》要义，弘扬司马迁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实在可庆可贺。     

《敦煌氾氏家传》与先周世系

先周世系,尤其是后稷、不窋的父子世系,自司马迁以降,争讼不清。争讼的焦点,围绕《史记》形成“世后稷”“夏之衰”“失代数”三个中心问题。敦煌遗书S.1889《敦煌氾氏家传》的重见天日,为解决这一争讼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敦煌氾氏家传》大致为前凉或隋唐初期作品,在时间上比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都还要早一些,因而更具价值。通过传世文献、敦煌文献考察,认为虽然西周早期可能存在一定的代数阙失,但代数的阙失与后稷、不窋父子世系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后稷、不窋之间的父子世系可信性较强,《史记》“后稷卒,子不窋”的说法仍然可靠。     

《史记》合传艺术

《史记》合传中，司马迁结合不同传主的生平、地位、功业等，采用灵活多样的结构形式，形成了并列式合传、蝉联式合传、交错式合传等三种典型的合传形式。运用比较方法对这三种典型合传方式进行具体深入分析，探讨司马迁巧妙的艺术构思和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分析认为：巧妙的构思、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史记》合传的重要成就。     

《史记》与《左传》《国语》所记之吴越历史的比较研究

本文结合《史记》、《左传》、《国语》中所载史料，进行比较研究，对一些疑点进行了探讨，以及司马迁在处理有关史料时所表现的一种思想。     

《史记》与汉代语言及关中方言

《史记》作者运用经过加工，提炼的当代《即西汉》活的语言进行创作，主要表一现在司马迁对口语、谚语、歌谣和各地方言词语的采用上。本文主要对《史记》里的汉代关中方言词作了较详细的考究，揭示了它的演变情形。     

论《史记》"虽背《春秋》之义"

鲁迅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 ,盛赞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这个评语 ,精湛切要 ,得到广泛认同和传诵。但史迁之著 ,在动机、效果、笔法诸方面 ,都涉及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只有正确地分析和解决这些矛盾 ,才能有效地探求《史记》的著述目的和“一家之言”的确切内涵。而要探究这个问题 ,鲁迅所云“虽背《春秋》之义”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本文试以《春秋》笔法为参照 ,稽诸前修时贤所论 ,对《史记》作一个特定角度的再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