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关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

海关作为国家的行政机关具有进出境监督管理的职能，在其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是行政权力行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中最独特、最容易出现争议的部分。对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控制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海关行政执法的效果，本文从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对海关行政执法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入手，希望通过对海关行使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中常见的问题提出完善措施，达到对海关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的有效控制的目的。     

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分析与法律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 ,也是管理现代社会事务的必然要求 ,但是缺乏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有效控制将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 ,以及权力运用的低效 ,从而最终导致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不利于社会主义法制的巩固。所以应该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法律体系来调控行政权力。     

行政审批中的自由裁量行为研究

以自由裁量行为的“影响因素-表现形式-控制手段”为研究框架,首先,对已有的与自由裁量权相关的变量进行修正,提出包括政策空间的大小、审批流程的繁简程度、审批业务的专业化程度和利益因素等影响自由裁量行为的因素;然后,归纳出行政审批中自由裁量行为的四种表现形式,即细化规则、灵活适用、解读政策和设定流程;再次,根据自由裁量行为影响因素对四种行为的作用强度的差异,用物理学中的矢量概念加以整合,提出“政策空间下的路径选择”模型用以解释自由裁量行为的强弱程度;最后,从影响自由裁量行为的因素出发,将控制行政审批自由裁量行为的改革措施概括为前端控制、规则控制、流程控制和结果控制四种形式,并对这种改革进行反思,显示出顶层设计和配套推进的必要性。     

司法审查视域下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思考

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使时要遵循合理、善意与有正当目的的原则,与我国的授权法相一致。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既要符合权利保护原则、平等适用法律原则、合理性原则等,又要在裁量中注意因目的不当、错误的事实认定、不适当的考虑、法律适用不当、不当的不作为等方面出现的裁量不当行为。     

行政自由裁量的理论解析与伦理重构

行政自由裁量的引入是行政管理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进步,它不但体现出一种对行政管理核心理念的反思,也体现了对社会伦理精神的追寻。在行政自由裁量中,"自由裁量"被赋予了一种服务精神、公正精神,这种精神产生于行政的建设理念中,应时刻内化为行政机关与行政人员的本质特征,成为行政管理的基本伦理法则。     

从行政违法看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控制

在当今要求法治的社会里，行政违法行为仍在肆意泛滥，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故意或过失地选择行政权，自由裁量其行为的方式、程序和内容，甚至规避法律、_违反法律的结果。因此，控制行政违法行为首先应该从制度上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裁量行为的合理性审查研究

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增加了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审查标准,与原有的"滥用职权"共同构成了对行政裁量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标准。在现行审查标准体系下,"滥用职权"主要适用于审查行政机关具有主观恶性的行政行为,而"明显不当"主要适用于审查未考虑相关因素或违反一般法律原则等的行政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明显不当"标准与其他审查标准混用、"明显不当"的具体判断标准难以法定化、客观化等问题。中国对行政裁量行为合理性审查制度的重构,应当在明确行政裁量行为范围的基础上,将"明显不当"的审查标准客观化、法定化,并将"滥用职权"和"明显不当"标准与其他审查标准区分开来。     

“利益人”论域中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

自由裁量权作为一种非羁束性的权力,其行使的效果与公共行政人员的人性基础息息相关."经济人"与"公共人"的线段式人性假设都无法准确推演出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结果."利益人"的假设摆脱了孤立的"性善"与"性恶"的窠臼,言明了行政人员的真实处境.行政人员作为有着复杂利益追求的"利益人",他的自由裁量行为既可能以权谋私,也可能是公益取向.由此,必须从行政人员"利益人"的实然人性出发,通过彰显行政人员的德性和完善制度规范两个维度,内外兼施,确保裁量行为的公益性.     

论授益性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内容。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研究,行政法学界往往更侧重于负担性行政中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而对授益性行政中的自由裁量权缺少必要的关照。本文试图在现代行政的制度背景下,通过对授益性行政中的自由裁量行为的法理分析,探讨有效规范和控制授益性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途径。     

权力寻租视野下我国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不仅可以对行政主体正当合法行使自由裁量权起到规范作用,也可以有效遏制行政执法人员利用职权大肆进行权力寻租,破坏国家法制。同时,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也是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要求。针对我国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现状,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一是细化行政自由裁量权与裁量基准;二是明确行政裁量基准制度适用范围;三是强化对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监督。     

自由裁量的法律控制——以行政公开为视角

在现代国家管理中,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变得越来越普遍,广泛的自由裁量及其瑕疵的存在使得行政法不得不对其投入更多的关注。由于行政公开是控制自由裁量的最有效方式,在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理念下,应该将行政公开融入到立法性控制、行政性控制和司法性控制中,从而有效实现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     

论给付行政裁量的规制完善

讨论法治思维、法治政府评价的问题,就离不开对行政裁量的考察。考察行政裁量的本质论,就不能绕开对要件裁量说和效果裁量说这种两分法的再认识。探讨自由(便宜)裁量和羁束(法规)裁量的区别问题,不仅有助于把握行政裁量司法统制的界限和基准,而且有助于促进法规范的制定和解释之完善。结合给付行政的增大和裁量权的扩展这种世界性发展趋势,在给付行政领域建构符合该领域特点和规律性的行政责任论,裁量规制和裁量机制本身的完善必不可少。在具有较强裁量性的给付行政领域,宜进行功能性、程序法性的合目的性裁量,而运用和"羁束裁量行为"相对应意义以外的"自由裁量行为"观念,则是不适宜的。在给付行政领域,需要根据每个受给者的具体情形展开具有针对性的、各种各样的灵活应对,这种特点决定了该领域的裁量需要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也需要完善相应的程序和准则,确立基层工作人员状况判断的优位等独具特色的权力运用规则,重视和强调规制手段的活用。     

行政赔偿法律范围中几个问题的探析

行政赔偿制度是我国《国家赔偿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界定行政赔偿范围时立法采取了不完全列举的方式 ,规定了对什么样的行政侵犯行为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然而 ,实践中对于不作为行为、内部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是否属于或者应当属于行政赔偿范围产生争议。文章认为 ,在一定条件下 ,上述四行为可以属于行政赔偿范围之列     

羁束行政行为中滥用职权的表现及规制

长久以来,滥用职权被认为只能发生在裁量行政行为的领域当中,其原因在于:只有裁量行政行为当中存在行政机关的主观意志,在羁束行政行为当中行政机关的主观意志被予以排除,没有权力滥用的可能。但是由于受法律文本表达所限和行政任务的日趋复杂,对于某些羁束行政行为来说,从事实认定到最终作出行政行为的一个或多个环节中存在着行政机关的主观意志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行政机关以羁束行政行为已经排除其主观意志为由,从而过度或者胡乱使用职权,将会造成行政职权实质上的滥用。因此,对于羁束行政领域中的滥用职权,同样需要采取相应的规制措施,如提升行政机关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等,以避免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到侵害。     

比例原则在行政裁量行为司法审查中的适用

我国现行法律条款对行政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存在难以把握、不易操作的缺陷。行政法基本原则是行政法的精髓所在,是行政法规范的核心、灵魂,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之一的比例原则,在行政审判中可以直接作为判案依据。运用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必要性、比例性三个子原则来对行政裁量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较为直观、可行。     

司法改革视域下的行政公正：问题、原因及解决路径

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主要是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提供制度保证，行政公正则属于这个巨大工程中重要的一环。在目前的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不公正行为时有发生，这是多种缘由造成的。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下，实现行政公正的契机得以呈现。同时，实现行政公正目标是司法改革成效的凸显和司法功能得以彰显的体现。在司法改革视域下欲求实现行政公正可以遵从以下路径：延展行政不公正行为的有限界定，构建行政自由裁量的司法制度、积极主动的司法审查制度、行政不公正行为涉诉的独立审判模式等。     

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合理性标准

我国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主要是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而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则仅限于行政处罚是否显示公正,合理性审查应成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基本标准。合理性标准是行政行为的最高标准。行政裁量仅是合理性标准控制的焦点。     

试析渔政管理行为

渔政管理行为是渔政部门履行渔业公共管理职责的手段和措施，其合法性、恰当性、适时性关系着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障，关系着渔政管理的各项目标能否实现。基于行政法学的行政行为理论，阐述渔政管理行为的概念，分析对管理相对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渔政管理行为，即渔业行政立法、渔政管理收费与补贴、渔业用地（水）和设施的征收与征用、渔业行政调解与裁决、渔业行政指导与技术推广、渔政奖励和宣传教育、渔业行政确认、渔业行政许可和处罚以及渔业行政赔偿行为等。     

房屋拆迁权行使的正当性研究

按照行政权理论,房屋拆迁行政裁量权从性质上属于侵益性行为,法律应当将其设计为羁束行为,或者是羁束裁量行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其设计为自由裁量行为,将房屋拆迁个别案件的判断和处理授权给行政部门,期待行政主体以其自身的责任进行政策性应对或自由判断,其局限性与危险性在于其容易被滥用。应当从立法上确立拆迁权行使的正当性标准,并将其纳入司法审查领域。     

论禁止不当联结原则行政法领域之适用性

禁止不当联结原则,作为一项公法原则,在行政法领域具有普遍适用性;行政法领域“正当联结”的存在样态表现为行政目的与行政手段的联结、行政主体的给付与行政相对人的对待给付的联结、行政裁量中考虑相关因素的联结及公共利益考虑联结。禁止不当联结原则适用的具体行政领域包括一般意义的行政裁量行为、附款的行政行为、行政契约中的双务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