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里士多德关于“一般”与“个别”关系的思想

“一般”与“个别”是一对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哲学范畴。亚里士多德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特别是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一般”与“个别”的较为合理的思想。但在他的思想中也存在着矛盾之处：在本体论上，他注重对“个别”的认识，认为个体事物是第一实体，从而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在认识论上，他更为注重“一般”、“共相”，从而回到了柏拉图式的客观唯心主义，由此为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柏拉图的“理式”与生物遗传基因－－为柏拉图的“理式论”两千多年来的冤案昭雪

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式"与生物遗传方面的"基因"是同一个概念,从而它既是实体也是普遍,是先于任何具体、个别、感性的生命物质而存在的一种形式和质.因此,自亚里士多德开始,两千多年以来人们对于柏拉图的理式论的误解和批判是错误的.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一般与个别范畴

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抓住了其要害;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又陷入“稚气的混乱”和“毫无办法的困窘”,从而表现出他哲学的动摇性和矛盾性。一、亚里士多德以前关于一般与个别问题的认识早期希腊哲学家在探讨万物始基时,讨论的中心是世界万物和唯一始基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尽管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更没有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巴门尼德已经或多或少地感到要区别一般与个别,而提出存在物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苏格拉底是第一个要从特殊的个体去寻找普遍的定义的人,即他第一次提出了个别与一般、特     

论《巴曼尼得斯篇》中“一”与“是”的辩证关系

在《巴曼尼得斯篇》中,柏拉图分析了各个相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它们结合的可能性,以解决极端相反的相在个别事物中共同存在的问题。在各个相中,"一"与"是"的结合具有开创性意义。"一"如果不与"是"相结合的话,它就是孤立绝缘的,最后甚至连自身都不是。而如果"一"与"是"相结合的话,"一"就可以与其它的相联系起来,从而构建出整个世界的网络。柏拉图的"通种论"也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修改发展而来的。"一"与"是"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对后来的哲学家产生了启示作用。     

论一般和个别

<正> 一般和个别的问题,是辩证法、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想就一般与个别这对范畴的含义和它在主客观世界中的作用谈点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同志们。 (一) 在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都很重视探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可是,在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中,没有一个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完全正确的回答。唯心主义哲学家从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前提出发。在一般与个别的问题上,有着种种不同的看法。有的把一般规定为思想,而把任何存在着的个别实体看作是思想的体现,其典型代表是柏拉图     

从“理念论”透视柏拉图的美学思想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他的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基调和核心,是具有唯心主义色彩的,曾是被抨击的对象.但是根据柏拉图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立场,其美学思想中也有不少的积极之处,并且对西方美学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研究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对当代美学也有其借鉴意义.     

“德治”到“法治”：哲学家的理想和无奈——柏拉图治国理想变化原因透视

柏拉图是西方古希腊哲学史上的大哲学家之一,他开创了西方哲学史上研究政治哲学的先河,他的"德治"或"哲学王"治国的思想给后人留下许多美好的遐想;早期他由于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环境熏陶,使他心中存有一腔报国之志,决意创建"理想"之国;现实的严酷却粉碎了他的理想之梦,他意识到要达到治理国家的理想目的,必须辅之以"法治"的帮助;而以"德"治国又是他一生之中永远不愿撒手的理想情结,故辅以"法治"时又把认识善的理念之"德"置于法律之上,这就充分表现了哲学家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无奈心境.作为后人,我们应该从柏拉图身上吸取和学习他那对治国理想的不懈的实践追求精神.     

“理想国”中的社会和谐——柏拉图“理想国”的社会分工思想

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的主题。除了总结现实的建设经验外,古代思想家无疑也是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我们主要以柏拉图的代表作《理想国》为依据,分析柏拉图对一个国家社会和谐的理解。柏拉图的社会和谐思想主要是通过他的社会分工思想体现出来,在转述柏拉图社会分工思想的基础上,分析这种分工思想的积极意义及其局限性。     

亚里士多德“实体”观念的“矛盾”及求解

"实体"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核心范畴,也是西方哲学一直追寻的一个问题。文章回顾了实体观念的历史,阐述了《范畴篇》、《形而上学》中的实体思想,指出了这两大著作中实体思想存在许多看似"明显矛盾"的地方。进而,以"逻辑在先"为工具对此加以具体分析,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思想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即亚里士多德先是提出了个别"在先"论,认为一般只能存在个别之中;接着详细地阐述了形式与质料的学说,认为质料是一种潜能,形式则是一种现实,作为现实的形式在逻辑上是"先于"作为潜能的质料的,所以形式是"逻辑在先";最终,作为纯形式的"理性神"获得了最终极的"在先"性。     

老子“道论”与柏拉图“理念论”之比较

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历史进入了所谓的"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中西方历史都发生了最深刻的转折,以中国、印度、伊朗、巴勒斯坦、希腊为代表的各大文明都同时出现了巨大的进步,产生了诸如老子、佛陀、"顼罗亚斯德"、以赛亚、柏拉图等思想巨人。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巨大的突破,这种哲学突破可以通过中、希哲学的突破反映出来。在中国,老子提出了"道",创立了"道论"。在希腊,柏拉图提出了"理念",建构了"理念论"。笔者试着从道与理念的含义、道与理念产生事物的方式、道与理念同事物的不同关系等各方面考察老子"道论"与柏拉图"理念论"的异同。通过对老子"道论"和柏拉图"理念论"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生活在"轴心时代"的老子和柏拉图,都面临着相同的时代难题,他们构建哲学理论的目标也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但是,他们二人却是沿着不同的进路来趋进自己的目标的。通过对老子"道论"和柏拉图"理念论"的比较,我们还可以从一个侧面窥探出中国哲学和希腊哲学在"轴心时代"突破的异同,同时也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精神的巨大差异。     

波普尔对柏拉图“历史主义”的批判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指出柏拉图是"历史主义"的第一人,其批判的逻辑是: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历史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其本质是一种方法论本质主义;柏拉图整体性的描述社会学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其本质是理想主义和自然主义;柏拉图政治纲领里的极权主义思想则是历史主义哲学在政治领域的体现。本文认为,波普尔的批判在现实上是基于对法西斯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的战斗,在理论逻辑上是以现代性的自由和权利理念对古典的自然法权利的强暴,在方法论上是将应用于自然科学的证伪法同样应用于历史规律和个人。     

“辩证法”是何种方法?——试析柏拉图的认识论工具

柏拉图的辩证法在其认识论与形而上学体系中,甚至在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无疑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柏拉图而言,辩证法本质上是通向事物之定义的方法,是哲学家可获得的到达真理的最佳手段。辩证法作为一种发现"实在"的哲学工具,由于受其词源意义的影响,与问答对话的形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作为对定义的探索方式,它在柏拉图思想的不同阶段则又有不同的呈现和发展变化。总体而言,柏拉图的辩证法沿袭其思想发展历程从低级到高级依次经历了技巧、学科和最高科学三个发展阶段。这种发展一方面体现在其内涵从"言辩"向"思辨"的转向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其基本定位从对言语逻辑矛盾的揭示到基于数学分析的辩证综合,再到科学整体论的构想这一转变过程中。     

柏拉图的城邦文明论和“理想国”设计

历史上的每一种文明都会伴随产生反思文明的思想.文明思想史是有待开拓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本文探讨了希腊古典文明由盛趋衰时期,柏拉图在其对话<国家篇>中论述的城邦文明论与"理想国"设计,这有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互助"与"分工"的城邦文明起源论和城邦国家的社会结构说;二是以"正义"理念为哲学与伦理基础的理想城邦国家设计;三是对古代希腊政制文明的历史比较分析.柏拉图的哲学与文明思想,对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和西方文明思想史有深远的影响.     

浅析《理想国》中“善”的理念及其现实意义

柏拉图的《理想国》被认为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基于对当时希腊雅典社会政治的观察,看到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弊端,为了挽救古希腊城邦奴隶制的危机,柏拉图提出建立一个正义的城邦,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他提出治国者掌握治国的最高知识---“善”的理念。“善”的理念在《理想国》第六、第七卷中得到了具体的阐述,柏拉图将太阳比喻为最高的“善”,太阳是世界万物的光明之源,从而“善”的理念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也是人类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境界。在“善的理念”的指引之下,公民具备认识世界的能力,从而为建立一个“正义城邦”奠定基础。     

“诗”与“思：”海德格尔论人的生存样式

诗意的栖居和思想都是海德格尔的人的生存样式,它们都归属于存在,受存在的召唤,停留、显现并通达于存在。同时,海德格尔指出了人执着于自身,受自身计算和功用意图的限制,突显了人的栖居的非诗意性以及遗忘存在,从而揭示出生存无家可归的状态,并提出了他著名的天、地、神、人一起存在的世界观。他试图消除人与自然和世界的那种对立的关系。同样,海德格尔分析了从柏拉图以来所有的传统哲学都是主体性哲学的特点,指出了当今时代思想的特点在于不会思,而他的思想是一种显现,是通过绽出生存的方式来显现存在的。因此,思想在海德格尔那既是生存,同时复是现象,突显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划时代性。诗与思被海德格尔通过生存而奇特地结合在一起。     

柏拉图思想中的“秘所思”“逻各斯”与“神学”——以《蒂迈欧篇》为中心

在柏拉图思想中,神话或"秘所思"(Muthos)与"逻各斯"(Logos)有根本的对立,即,Muthos作为一种不可证伪的话语与Logos作为一种可证伪的话语之间的对立,Muthos作为叙述性故事与Logos作为论证性话语的对立。反映在《蒂迈欧篇》文本中,Logos出现的地方都涉及关于感性世界的结构或现成状态的可证伪的论证性话语,而Muthos出现的地方则涉及关于感性世界的时间性起源或制造过程的不可证伪的叙述性话语。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在Muthos与Logos的既区分又统一的意义上将它理解为柏拉图的"神学"。不确立"柏拉图的神学",对《蒂迈欧篇》的所谓的"字面解释"将是不可能的。     

韩非子和柏拉图“法治”思想中“君”与“法”关系之辩

首先解读韩非子的法律思想,指出韩非子将法律视为专制君主治理国家的工具,君主具有高于法律的权威,阐释"君"对待"法"的态度和方式,提出君主应当遵循的执法原则分别为执法的必然性原则、执法的依据事实原则、执法的严格性原则、执法的适度性原则和执法的平等性原则,并分析"君"高于"法"的原因。然后解读柏拉图的法律思想,指出柏拉图崇尚知识和智慧,认为由哲学家利用智慧制定的法律高于君主个人的权威,阐释柏拉图后期法律思想中"君"对待"法"的态度和方式,并分析"法"高于"君"的原因。     

王阳明的“致良知”与“治心”思想

"良知本有"、"良知即准则"与"致良知即格物",是王阳明"致良知"理论蕴含的重要内容。他的"治心"思想与其"致良知"学说紧密联系,"治心"实际上就是在"吾心之良知"上做工夫,使"吾心之良知"得以展现和扩充,在具体的"治心"实践中,与其"致良知"思想相一致。王阳明主张反求其心‘推行仁政与兴办社学,既注重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还发明了教化民众的各种措施,彰显了他内心的良知又防止了心的陷溺。王阳明的"治心"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家"治心"理论,对于个体生命问题的解决乃至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完善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对比综述

柏拉图的政治思想直接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起点,但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又有所不同。亚里士多德摆脱了柏拉图过于沉溺的理想主义色彩;针对当时希腊城邦的日趋没落,柏拉图认为社会应该是整齐划一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应是多元化的;柏拉图提倡公有制,亚里士多德主张私有制;柏拉图提倡人治,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柏拉图注重演绎,亚里士多德则注重归纳。     

论柏拉图“应得”的正义

柏拉图是哲学史上系统论述正义的第一人,正义之于柏拉图是一种＂应得＂。本文从城邦的应得正义、个人的应得正义以及哲学家的应得正义三个方面论述柏拉图的正义思想,揭示柏拉图最终想通过这种应得的正义得到城邦的最大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