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的诠释学方法及其限度——阅读《大师学述：哈特》

哈特在方法上完成了法哲学发展的诠释学转向。哈特所主张的诠释性方法一方面把实践的内在面相引入法律理论的分析中,另一方面内在面向中的批判反思态度并不必然包括道德理由。在《大师学述：哈特》中,麦考密克围绕着诠释方法通过发展批判反思态度这一概念对哈特的理论进行了辩护。但这个辩护和分析却有其缺陷和不足,因此尚有进一步向前推进的必要。     

从外在视点到内在视点:哈特与法律实证主义的诠释学转向

哈特是战后法律实证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因应时势对法律实证主义思想进行了重大调整,人们称哈特的这种调整为法律实证主义的“诠释学转向”。即,从法律实证主义的“外在视点”转向了诠释学的“内在视点”。所谓“外在视点”指的是早期的实证主义者追求法的客观性,对法采取的是一种外在观察者的态度。这种“外在视点”无法把握法的全部特点,无法为法的有效性提供恰当的理由,因为法律的解释者同样是法律实践的参与者,无法采取“纯”客观的态度。哈特认为,法的有效性的根据要参考官员和市民对法律的内在态度,即“内在视点”。哈特的“内在视点”开启了法律诠释学之门。     

退守与坚持——从《法律的概念》第二版《后记》管窥哈特的学术风格

几乎哈特所有的主要理论都经历了一场场论辩的洗礼。可能由于哈特认为德沃金的批判是众多对其理论的批判中真正具有理论深度与广度的思考,哈特对德沃金的回应也是相当谨慎的,这从1994年版的《法律的概念》的《后记》可见一斑。但是哈特绝未全线退让,而是有所坚持的。从这一来一回的过招中,可以管窥哈特的学术立场以及真理可能的栖身之所。     

哈特对美国现实主义法学的批判及其问题

哈特对现实主义法学的批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语言的开放结构为工具,通过质疑“逻辑贬抑论”、“规则怀疑论”对现实主义法学的“法律不确定性”命题进行挞伐;二是以内在观点与外在观点、内在陈述与外在陈述的二分工具对现实主义法学的“预测模式”进行诘难。哈特对现实主义法学“法律不确定性”命题的批判并没有说出比现实主义者更新的内容,并且未曾或故意忽略了该命题提出的历史背景、理论旨趣和适用范围。对“预测模式”的批判主要是基于一种不同理论立场的“误读”,即要求一种司法面向的法理学去承担本体论上的任务。     

作为规则体系的法律的效力——对哈特法律效力观的解读

哈特认为,承认规则提供了人们确认法律制度中的其他一切规则的权威性标准。法律效力就是人们关于承认规则的使用的一种内在陈述,它体现了人们对于承认规则的接受。法律的效力问题是一个法律制度的内部问题。它最终取决于承认规则,而非道德。但在法律的效力标准中,哈特承认价值的存在。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法律效力观,它根源于哈特采取的道德中立的描述性法律理论视角。     

法治理念的回归与超越--法律教育学的法治意义探析

法律教育学是关于培养建设法治国家的合格法律人才的理论学科。从其本质上看，它是对法治国家构造之谜的一种理论分析与探索。法律教育学学科的提出，乃是对传统法治理论反思与深化的内在要求，是法治方略理论探讨与重构的必然选择。     

对韦伯法律观的批判与反批判——以实质理性为视角

马克斯.韦伯对于法律问题所进行的规模宏大的比较研究却给其身后的研究者留下了一个难题,即他所秉持的法律观究竟是什么?哈贝马斯以韦伯在其“支配社会学”中关于“法制型支配”的相关表述为切入点,确认韦伯所持的是实证法(反自然法)的法律观,进而从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法律观念与现实这一“外在视角”以及理性化这一“内在视角”对韦伯的法律观进行批判。然而,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研究本身即在很大程度上蕴涵了对上述批判的反批判。     

规则的困惑——评哈特的法律规则说

作为新分析法学的代表,H.L.A.哈特教授在1961年出版了《法律的概念》一书。在这本传世之作中,他从批判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论开始,代之以法律规则论,并提出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相结合的理论。法律规则理论具有全新的价值,对后来的分析法学家有重大影响。然而哈特的理论中也有一些解不开的情节,比如作为他的法哲学起点的规则本身应当如何理解,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具体应该如何结合,承认规则的效力从何而来。     

论哈特承认规则与裁判规则的关系

为补救初级规则,哈特的"法律规则"理论引入作为次级规则的承认规则和裁判规则。两大规则的核心基础均为官员,尤其是法官接受的"内在观点",这决定了两大规则间必然存在密切联系。在法律空缺与不确定条件下,承认规则对裁判规则的内在鉴别,裁判规则对承认规则的不确定性规制。     

我国习惯的法律治理模式之反思——一种大历史的内在视角

如何制度化地化解法律与习惯的紧张、冲突与脱节,实质就是习惯的法律治理模式选择或设计的问题.这是任何国家尤其是我国转型社会更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近代以来的当政者和社会精英从国家的角度即外在视角,为中国社会选择了一种大陆法系的习惯的立法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力图通过立法覆盖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与普通法系相比显得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以致不得不以频繁修改法律、补充立法解释以及法律试行的机制予以弥补,但仍不能有效地解决好法律与习惯的紧张、冲突与脱节.为此,引入一种大历史的"内在视角",从社会的角度对清末修律以来乃至当前法律移植,进行习惯的法律治理模式上的反思,具有结构性补充的意义.不论是从中国古代社会即昨天中国社会,还是从今天中国社会即转型社会,甚至明天中国社会即常态中国社会的角度,中国社会应该选择一种相对具有弹性的习惯的法律治理模式.这不仅被西方社会法律实践经验所佐证,而且为中国社会法律实践经验所验证.     

论公民、法律之间的“熟人关系”的建立

司法判决是联系公民和法律的桥梁,公民通过司法判决来认识法律。提高司法艺术,坚持司法公正,将法律的要求通过司法判决完整地展现给公民,实现"内在观点"与"外在观点"的统一,法律就不是仅仅从外在观点来看的不具有确定性的"预测论",而是从内在观点来看的具有确定性的"义务论",如此才能建立公民和法律之间稳定的"熟人关系",法律权威在这种"熟人关系"中才有牢固的根基。     

新型生育文化的综合性效应论析

新型生育文化的内涵性效应和外延性效应是最基本的两大效应。从综合的角度又可概括出新型生育文化的综合性效应。对其进行分析阐释,可见其在不同领域内产生的新型生育文化的意识形态效应、经济社会发展效应、可持续发展效应、人口现代化效应、制度创新效应和理论创新效应。     

双视角与双重性——《我弥留之际》中达尔的视角与心理的关系

人物视角与人物心理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诸多叙事学家的重视。在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中,达尔双视角的使用与达尔人物的心理特点相关。自我内在的空虚和挫折感使达尔的人格分裂成两个对立的自我:受害者和迫害者。前者在现实中被家人遗弃和否定,在故事内机械地用第一人称内视角记录眼前发生或自己正在经历的种种事件;而后者的眼光却以第三人称外视角在将他人客体化的过程中完成自己对他者的替代,以满足对其自我完整性的期望。双重自我引发了时空中双视角的存在,使达尔的视角同时性地指涉聚焦人物在场与不在场的事件。视角的分裂最终证实了达尔的疯狂。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现代教育体制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现代教育体制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内外安全的保证。国家安全的方方面面 :经济和军事、生态和技术、文化和管理——都对教育体系有影响。教育体制质量上的转变对国家的主权、政治及经济上真正的独立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哈萨克教育体制中基本因素的动态变化情况     

影响中医学现代化的因素浅析

目前中医学现代化的脚步十分缓慢 ,加快中医学现代化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探讨影响中医学现代化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为加快中医学现代化提供参考     

苏格拉底“选美”：一个审丑问题

苏格拉底参加＂美的竞赛＂,结果＂完败＂,但这并不能否认苏格拉底的魅力。苏格拉底以其自身提出了如何看待外表丑的问题,他自己的答案是内在美才是最重要的,比较而言,外在的丑根本无足轻重。柏拉图发展了内在美的观点,形成了更为完善的灵魂美思想。在古希腊时期,内在美、灵魂美的提出为审视外表的丑陋提供了新的视点。     

湖北田歌旋律三声韵命名及分类研究

湖北田歌是流行于湖北的一类民间劳动歌曲,对其声、韵、调三声韵的命名,如从内部结构上看,宽、窄声韵部分不能精确命名,如从外部样态的角度来看,也有不足之处。如将起音、内部结构及外部样态相结合,则可明确240种三声韵的微观结构类型,同时可发现三声韵的分布明显受到地域风格差异的影响。     

契诃夫“喋喋不休”的“小人物”创作

从小人物外部生活环境和自身生活方式以及作者创作的角度,对契诃夫短篇小说进行了分析,得出“喋喋不休”不仅意味着小人物孤独的境遇,还体现了小人物随遇而安、聊以自慰的生活方式,进而展现作者对这些人奴性心理的鞭笞;“喋喋不休”还表达了契诃夫对小人物生活近距离的表现以及他仁爱之心的轻轻长叹。     

对由普通法院实现宪法司法化的质疑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 [2 0 0 1 ]法释 2 5号批复 ,被认为是“冒名上学事件引发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文章就此对宪法司法化的含义进行了界定 ,认为其应包含两个方面因素 ,即外在形式与内在意义。对于在我国可由普通法院实现宪法司法化的观点提出了法理上的三点质疑 :一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不能认为是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 ;二是我国由普通法院实现宪法司法化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 ;三是在技术操作上也存在难以克服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