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诗学内涵

对孔子论诗教功能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主张,自来只限于从“识名”去解释,完全抹煞了其中的诗学内涵。本文认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真实含义,应是从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可以得到比识名更加丰富多样的知识、见识和认识。这是因为,由诗性话语的思维特性所决定,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所指的事物表象作为关系存在和象征本体,已经从有限诗意指向无限,映照出宇宙人生的深广意蕴。孔子的这句话,既指出了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的诗性功能,也有教学生按照诗的特性学诗的意思。     

“无用”之大用——英语专业文学教育功能浅识

文学之用存在于它的"无用"之中,即在于大用,而非世俗之所谓急功近利之用。本文从文学与语言、文化素养及交际能力等要素间相互关系入手,就英语专业文学教育的功能及功能实现的方法作了初步的探讨。     

“于”能否作为后缀——谈现代汉语中“谓词+于”的结构

“于”能否作为后缀,这是针对现代汉语中“谓词+于”结构而言的.因为“谓词+于”结构在古汉语中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这当中的“于”是介词.而在现代汉语中,这种结构中的“于”是否仍然是介词呢?早在1963年,吕老就已谈到,“从古汉语里吸收来的于、以、自,语音上也都附着在前面的动词或形容词上.”“于”字还可以有“大于”或“等于……”之类的格式.①在某些《现代汉语》教材中,“在于”“勇于”也被列入动词.②     

以“美”之名——谈对“美”的认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静心考览,不难洞见:美无处不存,俨然一种生活态度,无声无息间静静影响着生活,沁润着我们的点滴细节。人们对美的不懈追求和动情演绎渊源已久,使得美逐渐演变为一门学问——美学。"美"是一种感受和心理体验,亦或和谐与默契的暧昧缠绵,但凡予人欢愉     

陶诗“道狭草木长”之“长”音义辨正——兼释“孟夏草木长”之“长”

一些译本、教材等对于陶渊明诗歌《归园田居》其三"道狭草木长"一句中的"长"字注音释义颇有分歧,意见有两种,一是应读cháng,作形容词,义为"长短"之长;一是应读zhǎng,作动词,义为生长旺盛,丛生。孰是孰非?从词语"草"、"木"及"草木"与其后词语的搭配情况,以及诗句意义、陶诗用语规律等角度来看,陶诗"道狭草木长"之"长"应为动词,读zhǎng,义为"滋长"或"丛生"。另外,陶诗《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中的"长"也应为动词,读zhǎng,义同"道狭草木长"中之"长"。     

作为文化区域之“湘东”界定

研究和发展地域文化,首先应明确它的地域性。罗霄山西麓、湘江沿岸及其东,即以株洲为中心,包括长、株、潭、衡阳市之衡东、衡南、安仁、耒阳、常宁,北起岳阳之临湘、汨罗、平江,南至郴州市之桂东、汝城、资兴之湖南地域,具备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环境、较稳定的行政区划历史及相对接近的居民生存方式,且族群和方言同源。故可界定为湘东文化之区域。     

也谈“文学淡出，文化突出”

20世纪中国文学社会地位的百年大循环，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文学从社会文化中心的淡出。而且有助于我们走出“雅”与“俗”的解读误区，让文学自觉地以蓬勃发展的大众文化为参照，并在变革的年代中确立自己的形象定位。     

作为审美与娱乐的文学——“文学起源于劳动”辩

“文学起源于劳动”这一命题是一个大概念，并不能具体而准确地说明文学发生的真正原因。文学应起源于繁重劳作之后的娱乐，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多种文学形式，都可以很容易找到渗透于其间的娱乐性能和功用。因此，只有强调文学的“寓教于乐”的性能，阐发文学的审美和艺术特质，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升文学的社会和教化的作用，使文学真正成为文学。     

作为“信史”的文学——重读《范爱农》

重读《范爱农》是为了重新认识有计划的个人史写作,如何处理作为背景或事件的社会政治史。“信史”这一晚清至民国重要的学术思想问题深深扭结在鲁迅文学作品中,《范爱农》所呈现的记忆与遗忘、纪实与虚构是鲁迅对于这一问题的独特回应。《范爱农》内容涉及范爱农的个人史、辛亥革命史实以及晚清革命会党光复会的历史。其中,对历史背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中如何择取和改写,体现了鲁迅对历史的价值提炼和认识历史的方法。重读《范爱农》不仅为了呈现文本的丰富性,而且是对深嵌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中的、自身包含着复杂张力的鲁迅文学的一次回溯与再认。     

“超验之思”权变到“体验之思”——现实主义文学退场与先锋文学亮相的哲学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发生巨大变化,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开始退场,先锋文学开始亮相。这一巨大变化,实质是中国文学进步的标志,是中国文化进步的标志。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新时期以来广大作家对中国进步文化政策的自觉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进步的现代、后现代西方哲学文化理论的自觉接受与传递;是中国作家的创作思维由“超验之思”向“体验之思”的权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中国落后的传统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那种主张理性至上、具有“超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先锋文学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落后的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社会理性至上思维———超验思维的扬弃,并与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文化那种主张人性至上、具有“体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创始人曾敏之——兼谈他的“组合式”散文

“世界华文文学”在学术界无疑是一门新兴学科,即使从七十年代末“港台文学研究”发轫时算起,也只有短短十几年的历史。回顾学科发展的轨迹,从“港台文学研究”到“台港文学研究”,到“台港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到“海外华文文学暨台港文学研究”,到1994年11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会筹备委员会在昆明成立,每隔二、三年就要更换学科的名称,在学术界几乎找不到这种先例。然而,这决不是标新立异的文字游戏,因为每一次改换旗号,都意味着观念的更新和研究视野的调整,是学科建设上突飞猛进的标志。     

语言、文学、文化的互为载体关系与“比较文学”研究

语言、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非常复杂,很难形成统一的看法; 而且,就它们的关系问题而言,大多数研究只是就关系而关系.本文试从语言学和文学及其边缘学科入手,宏观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图解释比较文学的语言学、社会文化学和文学意义.     

作为一个文学事件的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四人谈

文章作者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对20世纪以来的文学乃至文学研究的重大影响之一在于它使得文学彻底地事件化了,而其源头就是诺贝尔文学本身的被事件化.本文以四人谈话形式,分别论述了诺贝尔文学奖被事件化之后的种种表现及其特征一、消费导向的共谋性;二、消费导向的消解性;三、消费导向的时尚性;四、消费导向的猎奇性.同时,这一事实也再一次证明了诺贝尔文学奖存在的价值.     

论作为“劝导”的文学言语行为

文学言语行为的研究有待深化,其宗旨就是搞清文学交际活动用语言做什么事以及如何做这些事。劝导的言语行为就是说话者试图说服和引导受话者做某事,它广泛存在于包括文学交际在内的人类交际的各个领域。与其他话语交际领域相比,文学话语中的劝导言语行为则一定是间接的,其间接性体现为必须通过以美取悦、传情、告知等的言语行为来实施和发挥效力,属于文学交际话语中的最高层次的、因而也是最重要的言语行为。一切严肃的文学交际活动最终都要归结为劝导的言语行为,都要以劝导的言语行为的实施来完成其介入现实的社会使命。     

对“文学”作为学科能指的反思

以“文学”为学科能指的现代所指,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有相当稳定的界域。由此,形成了我们现代的文学史写作格局,但当所指相对稳定后,我们又会进一步发现“文学”作为能指的局限和误导。首先,从约定俗成的角度,“文学”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充满着矛盾与歧解;其次,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在“文学”书写的同一性下,掩盖着技艺论、明道论与摹仿论、审美论、特殊言述的语义差异;第三,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视觉文化的冲击使文字的文学文本从中心趋向边缘。“文学”作为建构学科的概念,失去了近百年被赋予的价值,已到了重新思考的地步。     

作为文化战略的“主旋律”

"主旋律"是困家试图建立"文化主导权"的文化战略工程.借助体制优势."主旋律"文化变换战略与战术,使用更具弹性和富于活力的方式.表达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意识形态"."主旋律"战略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采取了不同于此前意识形态战略的组织与实施方式."主旋律"文学(小说)在这一宏大工程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创作、传播、评奖、改编等生产与流通过程具有多种复杂情形.     

作为方法的文学之都——文学与创意城市建设的互动关系研究

20世纪中后期,随着创意经济时代的到来,城市发展迎来创意化转型的必然趋势。创意城市的理念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应运而生,并在全球推广。创意城市的基本内涵是:强调以创意的方式解决城市问题,以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和创意阶层为核心推动力,致力于打造多元、包容的创意空间。而创意城市的中国化实践路径,可从建设文学之都切入,主动借鉴联合国文学之都的四类建设模式:文学遗产综合开发模式、文学产业创意引领模式、文学教育普及助推模式和文学传播多元融合模式。以文学激活创意产业链,打造创意生活圈,助力中国城市的创意化转型。     

论中西文学“互识”的途径与特征

中外文学在广泛的文化交流中所形成的不同文学体系间自觉的借鉴与吸收,为促进中西文学的互识性对话提供了基本视点.这种相互的借鉴与吸收(继承、引进、创新等),在中西诸多文学主题与题材的流变中体现得最直接、最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