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地图:从“南粮北运”到“北粮南运”

从"南粮北运"到"北粮南运",农业中国经千年形成的粮食分布格局是在最近的30年间被改变的。粮食主产区有的还不能自足"最靠得住的还是黑龙江"在过去的30年里,曾经肥沃的鱼米之乡——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从传统的粮食主产区,蜕变成了现代的工业城,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部地区则承担起了     

“非粮化”还是“趋粮化”：农地经营基本趋势辨析

“非粮化”与“趋粮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地经营的两大趋势。在种植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的博弈中,各经营主体的资源禀赋、竞争能力及其收益差异,决定了经营模式的二元格局。较高的比较收益和绝对收益,是种植经济作物、形成“非粮化”的内在逻辑;节本增效、提升规模收益,则是“趋粮化”的主要逻辑。此外,国家土地政策、农业机械化水平、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民家庭生计模式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种植行为的决策机制。“非粮化”抑或“趋粮化”,是各经营主体基于“经济理性”和“生存理性”的综合考虑做出的理性选择。     

“中国碗要装中国粮”可行性与实践路径研究

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和灰色GM(1,1)预测模型,动态测度了“中国碗要装中国粮”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未来我国口粮数量总体安全,粮食结构性供给风险较大,饲料粮短缺较为严重;我国水产品、蛋类和奶类等间接用粮消费潜力较大,猪肉供需关系紧张,国产植物油供能不足;我国居民的脂肪摄入量严重超标,仍需大量进口。据此,应严格守好耕地保护红线,提高耕地质量;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推动农业科技进步,提升粮食稳产保供能力;改善我国居民膳食结构,改进牲畜饲料配比,以降低过旺的饲料粮和植物油需求。     

“趋粮化”抑或“非粮化”:粮食安全的张力及调适

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工具发现,国家与农民在围绕谁来种、种什么、怎么种与如何激励种粮上存在张力,张力的结果是农业妇女化、兼业化、“去粮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难与种粮人相对贫困。国家遵循的是政治逻辑,目的是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农民遵循的是经济逻辑,理性小农以家庭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种粮不能帮助农民实现“发家致富”。国家的“政府要粮”行为与“农民要钱”行为之间难以耦合,国家的政治逻辑存在单向性与单一性问题,忽视了农民的经济逻辑、需求层次逻辑、市场逻辑。因此,以市场逻辑调节国家政治逻辑与农民经济逻辑之间的张力,构建具有包容性的“一体两翼”的多重种粮逻辑关系,以协调多重逻辑(国家、农民、市场)的合力,实现国家的“种粮增产”,农民的“种粮增收”与“种粮致富”的双羸结果。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内涵逻辑与政策建议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是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的关键。当前我国不仅面临着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不优,农业科技创新基础薄弱、能力不足的瓶颈,也有极端天气频发、突发事件增多,粮食品种结构和区域结构矛盾突出,支持政策的协调性、精准性有待加强等诸多问题,对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藏粮于地”关键在地,核心是产能;“藏粮于技”关键在技,核心是种业。为此,应坚持用养结合,夯实耕地基础地力;坚持目标导向,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坚持精准施策,加强政策协调配合。     

浅析“七·七事变”后日伪对华北劳动力掠夺的特点

"七·七事变"后,日伪改变了对华北移民的限制政策,开始大批招骗华北青壮年到东北做工。对华北劳动力展开了疯狂地掠夺。与"七·七事变"前相比,这种掠夺具有了新的特点。     

“吃饭”问题：中国稳定与发展的政治

“吃饭”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稳定与发展的全局，关系到整个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关系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政治问题。本文用邓小平理论作指导，对中国“吃饭”问题，从生产、消费、分配、流通四个环节作了分析；从理论上对中国“吃饭”问题的意义和特殊重要性作了阐述。     

“藏粮于地”战略：路径依赖与实施策略

“藏粮于地”是我国面对时代发展需求不断优化而形成的核心粮食安全战略,客观剖析实施“藏粮于地”战略的路径依赖,明确相应的实施策略,对于切实落实“藏粮于地”战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我国“藏粮于地”目标实现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粮食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基石,“藏粮于地”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二是要立足于现有耕地的产能提升,聚焦于耕地的质量建设;三是要着眼于全球化的粮食保障,“藏粮于地”需要国内外的统筹;四是针对保护性耕作是“藏粮于地”的内在需求,配套制度创新至关重要。为此,“藏粮于地”战略的实施策略在于：一是提高公众耕地保护意识,形成全民为“藏粮于地”作贡献的社会氛围;二是严防耕地“非农化”,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三是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进区域耕地质量整体提升;四是提高耕地实际耕种者的质量保护意识,严格规范耕种行为;五是加强相关制度创新,提升耕地质量建设工程的实效;六是加大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应用,维持耕地生态系统的健康。     

“抗粮”与“敛费”:咸同之际山东田赋锐减的团练因素

咸同之际,山东取代东南数省而被清廷视为新的财赋之区.然而,山东提供的田赋收入恐怕要远低于清廷的预期.个中原因颇为复杂,但山东团练的抗粮和敛费行动在当时已被认作导致田赋锐减的关键.团练的抗粮和敛费行动固然与绅民不满官府加重攫取乡村资源有关,亦应看到清廷团费自筹政策产生的意外后果.     

《里耶秦简》[壹]中的“课”与“计”——兼谈战国秦汉时期考绩制度的流变

本文在对《里耶秦简》[壹]中的“计”“课”文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计”是对现有国家资财的静态总结与统计,其考核对象是国家机构;“课”则是对国有资财增减情况的动态记录和监督,其问责对象是具体的职官和实际责任人.战国秦汉时期考课制度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过程:战国时期仅依靠上计制度,秦代计、课分离,汉代又恢复了上计制度,但辅之以严密的监察体制.     

灌溉供给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和微观农户的“非粮化”倾向为研究视角,基于河南等五省的调查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和CMP模型探讨了灌溉供给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灌溉供给能够显著抑制农户的耕地“非粮化”倾向,且灌溉供给越充分,抑制作用越大,但存在一定门槛制约。在纯粮食种植户中,灌溉供给能够通过提高种粮产出,进而抑制农户“非粮化”倾向。异质性效果明显,过度集中化或缺少制度辅助的产权归属和管理,不利于小农水灌溉供给能力提升。产权所属需要适度集中化、适度制度化,管护主体需要多元化,两者共同作用提高小农水的灌溉供给能力,从而抑制“非粮化”倾向;灌溉供给对混种农户“非粮化”倾向抑制作用更大,对中部和西部农户“非粮化”倾向的作用依次降低,对东部农户影响不显著。因此,可以通过推动小农水产权改革和创新管护机制,发挥多中心治理优势,提高小农水的灌溉供给能力,从而抑制农户的“非粮化”倾向。     

耕地“非粮化”治理的实践困境及法治进路

在保障粮食安全背景下,耕地“非粮化”成为耕地治理的重点。当下的耕地“非粮化”治理面临立法理念冲突、法律禁令模糊、行政执法失范及治理依据存忧等现实困境。耕地“非粮化”的基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权利的“物权”基因意味着“非粮化”属于经济自由权,对其干预应当采取设定法律义务方式,同时对行政机关执法活动进行法律授权。具体来说,在法律约束机制方面,要明确“非粮化”的权利本位、建立效益与安全价值冲突平衡机制、完整列举“非粮化”的义务负担;在激励补偿方面,构建以财政补贴或行政奖励为核心的粮食补偿机制;在执法机制方面,规范“非粮化”执法主体及权限配置,建立“非粮化”行政执法暂停机制,尝试构建“非粮化”行政速裁机制。     

“藏粮于技”战略的演进逻辑与未来取向

“藏粮于技”是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技术发展总体服务于粮食安全,经历了以粮食增产、增产提质、增产增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三个阶段。“藏粮于技”战略是马克思农业技术思想和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的中国化实践,是内嵌于不同时代制度框架下的技术创新,丰富了粮食安全实践形式。“藏粮于技”面临技术体系转型、权责框架优化、人才结构更新等新的发展议题。未来要厚筑粮食根基,革新技术体系;统筹顶层设计,压实党政责任;挖掘人才活水,激发内生动力,以实现“藏粮于技”与粮食安全协同发展。     

从“统购统销”到“顺价销售”——对50年来中国粮食供销政策演进的回顾

本文简要分析了粮食供求的变化和粮食供销政策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提出相对稳定粮食供销政策是保证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必要措施     

求解中国粮食安全的“方程式”——“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一则关于中国粮食的新闻，给动荡不安的世界粮食市场吹来暖风： 今年中国粮食总产有望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实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连续5年增产。站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重要节点上，     

环保“土政策”：环境法失灵的一个解释

环保“土政策”是我国环境法律失灵的重要原因.按照类型可以分为象征性环保“土政策”、选择性环保“土政策”、替换性环保“土政策”、附加性环保“土政策”.环保“土政策”产生了严重的非预期后果.环保“土政策”表现出隐蔽化、“合法化”、补丁化的演变特征.完善政府环境问责制、建立环境保护“倒逼机制”、推进环境公众参与是治理环保“土政策”的有效策略.     

以推广绿色储粮技术为基础开创“粮食银行”的新型流通渠道

针对我国粮食流通领域存在的问题,从技术、社会经济现状着眼进行分析,提出以新型绿色仓储技术的推广、普及结合引进先进管理机制为基本工作内容,从服务农业、农民,解决普遍关注的高水分粮问题入手,建立新型粮食流通渠道———“粮食银行”的设想。     

1953—1957年我国农民“闹粮”“闹退社”事件的深层原因探析

作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一翼的统购统销与农业合作化,在其贯彻实施与快速推进中,不可避免地实行了对农民的“剥夺”。加之,在其推行中,生产关系变革的某些环节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激化了国家与农民、工人与农民以及农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引起部分农村地区“生产力起来暴动”。这是1953--1957年我国农民“闹粮”“闹退社”事件的深层次原因。     

“社会记忆”的政治哲学分析

社会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可分为唤起、重构、固化和刻写四个阶段。时空属性是社会记忆的基本属性之一,伴随社会记忆产生、转换和消失的整个过程;不同的时空秩序决定了社会记忆的不同存在方式。社会记忆的政治之维包含两个内核：（1）社会记忆是一种话语权,这是社会记忆的静态内核;（2）社会记忆表现为一种权力博弈过程,这是社会记忆的动态内核。在政治哲学语境下,社会记忆的实质就是记忆的不同权力主体通过对话语的掌控在整个政治社会领域中的博弈;它不仅促进了社会从理念到事实本身的变迁,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方式。     

人格化的农地流转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趋粮化”了吗？

“谁来种地”的问题始终关系着国家粮食战略安全,农地流转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探索。但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存在大量的人格化交易,这种交易形式是否会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利用农地转入零租金衡量人格化农地流转,探究其对粮食种植的影响,以及不同约束条件下人格化农地流转对粮食种植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格化农地流转显著促进了转入户粮食种植的积极性,“趋粮化”效应明显,且这种“趋粮化”效应在普通农户群体中的影响更大;人格化农地流转引致的“趋粮化”效应主要原因在于转入户所面临的成本效应、锚定效应以及机械替代效应;此外,人格化农地流转引致的“趋粮化”效应还存在约束条件,转入户营利性动机和农地细碎化明显阻碍人格化农地流转的“趋粮化”效应。本研究说明在当前农地流转人格化交易特征明显的情境下,“趋粮化”效应尚能保证;但随着农地流转市场逐渐向市场化转型后,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将是一项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