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格调——浅论上海女作家笔下的上海和上海女性

上海女作家笔下的上海是个西化的、市俗的、小资的亦或另类的城市 ,它细致而厚重 ,是漂泊者的精神家园 ;上海的女性是漂亮的、独立的、困惑的、挣扎的、自珍的、本真的女性。     

张爱玲王安忆上海小说的叙事策略

不同的身世阅历、艺术个性促使张爱玲王安忆在上海小说中采用了不同的叙事策略。张爱玲的小说追求一种激光般的深度的艺术穿透力 ,她的意象化叙事与反讽叙事侧重于将读者的感受导入人的内心世界。王安忆则喜欢在广阔的时空里展开动人的画面 ,她的叙事由直观写实向元叙述的转变 ,表明了她追求的是广度的艺术辐射面。王安忆比张爱玲更具宽阔的文化视野与不懈的艺术追求。     

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

张爱玲、王安忆都曾站在市民的立场上真实描绘了市民世界的生活和内心精神,表现了市民的意识,这种意识的基本特征是精神理想的追求萎缩在社会功利之中,政治意识淡化于日常生活之中.不同于张爱玲的是,王安忆在描写市民的精神理想萎缩的同时,又在营建具有特定内涵的"精神之塔",政治意识淡化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忽略了社会背景观照.     

都市的迁徙——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中的都市时空比较

都市的迁徙意味着都市的发展、变形和成熟。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张爱玲和王安忆的文本中,从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性和传统因素的叠加转化为开放的现代都市。本文从三个方面比较了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市小说中的叙述时空,这些差异意味着对都市的迁徙提供了叙述者不同的都市经验和诗学,另一方面,这些差异性的叙述方式也阐释着都市上海的变迁。     

论20世纪40年代上海女作家笔下的家庭女性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众多女作家投入到新市民小说的创作中。这些女作家凭借其独特的新市民小说创作在大上海名噪一时,这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且与女作家自身的生存状态及价值观念有很大关系。在她们的作品中有一类独特的女性形象——家庭女性。在女作家独特的女性视角观照下,在当时上海特殊的文化语境影响下,这些家庭女性在家庭身...     

张爱玲小说文本细节描写的现代性剖析

张爱玲的小说文本所充斥的大量的细节描写，是消费社会与日常生活领域的完美的书写记录，意外地暗合了现代性文本阅读经验。这主要是由20世纪上半叶上海这个城市的都市化进程所造成，张爱玲生活在其中，并运用她独特的叙事方式与艺术技巧，提前宣告了中国大众文化（当然只限于上海）的形式的形成。     

宿命与守望——从《十八春》与《长恨歌》看张爱玲和王安忆的生命审美意识

本文从<十八春>与<长恨歌>中女主人公的生活际遇及其悲剧性的命运出发,审视张爱玲与王安忆在文本中表现出的悲剧意识,由此引发对二人生命审美意识的思考.     

从上海到香港:女作家眼中的"世俗"与"传奇"——论张爱玲、亦舒的"双城"叙事

在上海/香港的"双城"背景下,以"他者凝视"和"自我探寻"为视角,亦舒与张爱玲的都市文本构成了某种对话,两人共同演绎了一段"传奇"与"世俗"交相变换的双城故事.     

后革命时代的上海怀旧与王安忆小说

上海旧日繁华梦是一个后革命时代的大众文化成就的乌托邦梦幻。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想象在前革命时代的上海以及后革命时代的上海之间获得了符合历史的目的性。但是,革命作为一个潜意识是这个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的今与昔,甚至包括未知的未来都不可能是一个未受革命影响的空间。作为＂共和国之女＂的王安忆,其小说中的上海怀旧,凸现了革命对于上海和中国的影响,并在文本中建立了一种社会主义的布尔乔亚的美学风格。     

20世纪海派文学中的女性文本——以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的女性叙事为例

上海盛产女作家,海派三个阶段性代表人物均为女性。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等不同时代的书写上海的女性作家,用她们各具特色的文本,以女性叙事为视角,阐释了女性与一个城市的纠缠关系。张爱玲、王安忆、卫慧三位不同时代的女作家的女性文本有着相通的精神实质和不同的时代所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格调。     

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与上海民族志:以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个案

本文把王安忆的《长恨歌》看作是关于上海城市空间的人类学的民族志,并以该假设为出发点进行探讨。笔者的依据如下;首先,王安忆在上海生活已久却以"移民"自居,这种态度与参与观察者的姿态相符。其次,对《长恨歌》的背景——上海怀旧热,虽然作家持有否定的态度,然而却又表现出"有意提供怀旧资料"的创作动机。她这样的创作态度,即与其一味地接受某些现象,不如把关于上海的众多读物(1)作为创作基础,通过彻底认真的事先准备进行验证,这超越了人文学的方法论,更接近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最后,作者的辩证书写或者两面书写方式,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文本的厚度。     

城市女性与现代性——以王安忆的城市小说为例

当代城市女性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碰撞，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秉承了“海派文化”之“庸常之美”的上海女性，她们在分享现代城市的自由的同时展现一种本色的美、诗意的美。她们能少受传统的拖累，又不是以激进的姿态前行，而是在两者之间自如地穿行。她们给人们呈现一种延续“未完成的现代性”的姿态。本论文从女性视域和现代性的大文化背景下来阐释王安忆的城市女性在当代对抗现代化的困境的意义。     

"中国-西方"的寓言——《K》、《我爱比尔》、《上海宝贝》之跨国恋分析

这三部小说都是由女性作家书写的,讲述中国女人与外国男人的情感纠葛.文中的中国男人要么缺席,要么具有生理障碍.取而代之的是强悍的西方男人,他们成了这些女主角追逐的对象.通过外国男性形象来反观中国人的个人生存状况,可以见出他们文化身份的困境和自我的迷失,这种跨国婚恋实质上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个表现.总的来说,三部小说的诸多共同点构成了"中国-西方"的寓言.     

论张爱玲与上海的异质同构关系

张爱玲在商品拜物教与享受原则、物的符号价值中的身份认同、阴柔娇媚的审美趣味及被凝视的欲望、让创作成为消费意识形态写作四个方面,呈现出与上海异质同构的精神世界,从而促成了她异于常人的写作姿态。     

创作在作家传记中的表述——以张爱玲传记为例

本文以张爱玲传记为例,归纳分析作家传记在处理传主创作问题时的四种主要方式,即:生平叙述的传记立场,详细分析传主作品的赏析笔调,寻觅传主与作品间内在关联的路线,指陈传主小说人物与故事的来源的对号导读方式。     

反叛的背后——王安忆笔下的富萍和波特笔下的劳拉形象比较

王安忆和凯瑟琳.安.波特虽然生活在不同国度、不同年代,却拥有颇为一致的创作理念,她们通过描摹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境遇及其心灵世界来表现他们形而下的生存哲学。文章从富萍和劳拉的“反叛性”入手,对她们反叛的形式、内容以及结局进行分析,力图揭示她们反叛背后的真实,说明东西方两位女作家因天时地利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差异而刻画了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传递了不同的叙述意图,却表达了相同的人文关怀。王安忆以反叛并坚守自我的富萍形象从正面表明:人不仅要自由选择,更要在选择后努力造就自我,走向完整人性;而波特则通过在反叛中迷惘甚至丢弃自我的劳拉形象说明:人首先必须正确认识自我,并在认识本真自我的过程中培养坚强品格,这样人才能真正面对现实,走向未来。      

“精致”的上海气质——评王安忆小说《天香》

王安忆的小说与上海的地方性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小说《天香》更可以看作是上海的秘史。作为"开埠"前的上海书写的一种,《天香》呈现了上海的核心气质——"精致"。这不仅表现在器物和人物的精致,还表现在人情的精致。上海的这种"精致",不仅来自"开埠"后的西洋文化的影响,更来自于"开埠"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     

评上海第三次为张爱玲大兴土木

网上载＂新华网上海2009年11月24日电＂：＂近日,张爱玲出生地老宅全面修缮后,‘变身’为石门二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正式对社会开放。据介绍,修缮工作本着‘原生态’的原则,尽量保持其原有风貌,     

1940年代中国小说物象论——以张爱玲、钱钟书、赵树理为例

1940年代是中国小说物象艺术走向多元与成熟的时期.张爱玲得中外文学之精髓,将物象与心理分析相融合,有力地推进了小说的现代化;钱钟书学贯中西,纵横捭阖,在拓展小说取象范围、以物象丰富作品内蕴、提升小说语言品质方面贡献独特;赵树理虽然也借物象刻画性格、以物象为细节性道具组织故事,但为了照顾其小说拟想读者的审美习惯,却力避物象的意象化,显示出与中国文学诗骚传统的疏离.他们特色鲜明,差异明显,而又以其差异构成互补,共同呈现出1940年代小说物象在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多元、成熟的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