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人口统计析疑——读《清代前期人口数字勘误》

喜读我校历史系二年级学生马小鹤《清代前期人口数字勘误》一文(载《复旦学报》今年第一期),欣佩学壇上“初生之犢”敢于审理清史一大悬案缚@排比了二十余种著述,说明史家对明清史料的混乱理解,并正确指出史家忽视“丁口”到“人口”统计单位的变化是导致清代人口解释混乱的原因。我们为马小鹤在“勘误”中取得的突破而高兴,更加鼓励他在治学方面富于进取的态度。当然,马文在分析方面尚嫌不足,例如关于清代人口统计源流演变的概念,特别是人口“陡然突破”方面还缺乏其它资料的分析和印证。本文斟对清初人口统计质疑,再审清代人口悬案,不是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正。     

南宋书院的地理分布

前言过去对中国宋至清代书院地理分布的研究,仅依赖于一些有限的有时甚至是来路不明的资料,并且是以清朝的省份作为分析单位的。这些资料主要是清朝的地名词典、《宋元学案》,以及《续文献通考》、《古今图书集成》之类百科全书式的图书。这种研究涉及历史编纂和方法论而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有关过去的机构如书院的现存数目,必须经过一组历史镜头进行折射,即这些机构是当年的人进行有选择的判断后才决定记录下来的,而且历     

清代台湾人口的几个问题

迄今为止,研究台湾人口历史的专著,提及清代人口时,一般只列举三个数字:①清朝取得台湾时12万人;②嘉庆十六年(1811年)194万多人;③光绪十九年(1893年)254万多人。如果清代台湾人口是一个链,那么似乎它就是由这三个环构成的。问题在于从第一环到第二环,相距达130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具体的数字,很难说明人口的发展过程的一些问题。谈如,究竟在这130年间,哪一段时间人口     

《清代朱卷集成》的文献价值

《清代朱卷集成》具有多方面的文献价值。它将康熙至光绪朝有清一代科举考试试卷题目、内容、传记档案尽收于此。对于研究清朝人口学、社会学、民俗学、谱牒学将发挥重要作用。     

宋代人口统计问题研究

宋代的人口统计原则,在宋人编撰的史册中并无明确的记载,以致迄今尚成为史学界争论的问题之一。根据史册所载,宋代户口统计数字,大多平均每户只有两口左右,这在中国历代封建社会中是一种仅有的现象。这一特殊现象,在当时即已引人注目,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一,于记述了宋代户口之后,有一段按语说:     

论辑录体目录的延续

《文献通考.经籍考》问世后,后世学者纷纷仿效,多有沿用其书名和体例的著作,包括《续文献通考.经籍考》、《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皇朝文献通考.经籍考》和《皇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这些著作完成了对辑录体目录从形式到内容的延续,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该书和辑录体目录两者都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这种延续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苏轼的人口思想

我国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苏轼,在人口思想上也有其独到的见解。隋唐以来,随着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我国南方的人口渐渐增多,江南地区成为全国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据《文献通考·户口考》记载,元丰三年(公元一○八○年)全国共有户数14,852,684,其中东南和四川的户数为9,852,016,约占三分之二。从州郡的户口密度来看,     

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清代承继此前的史学传统,建立了史料储备和征集制度,为《清实录》的修纂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原始材料,使实录成为清代史料的一大总汇,经过它的编辑和纂修,清史杂乱的档案得到第一次清楚的梳理,并以易查易读的特点为后人所重视,或摘录,或取用,或改编,或融汇,成为《清圣训》《东华录》《清国史》《清史稿》《清会典则例》《皇朝文献通考》和《皇朝续文献通考》等一系列清史著作的史料来源。从清代整个史学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所有官方史书乃至私修史书,基本上都遵循原始档案—《清实录》—清代国史—各种下游史书的史料流程,形成史料讲究、史实可信的史书系列。虽然难免有史料重复、辗转传抄之弊,但也保证了史源可靠和来源明了的特性。     

关于《清太宗全传》

整理和出版大量的档案并在这个基础上利用档案进行研究,以及为编纂清史做准备的清朝初期史(指从明朝卫所制度统治时期开始到1644年入关以前)研究呈现盛况,是中国近年来清史研究的重大特点;而这样的研究使以《清史论丛》为主的有关杂志活跃起来,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清朝初期历史研究的专著,先有周远廉著的《清朝开国史的研究》(1981年5月辽宁人     

掇微漫笔

清代户口统计小议清顺治十四年(1657),定人了征摇科则编审之法,核实天下丁口,具载版籍,年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上添注,丁增赋亦随之。一直到乾隆六年(1741)以前统计的都是丁口。这一年开始才是包括男妇老幼的人口统计。丁口与人口的内含不同,两者的统计数字是不可比的。乾隆帝不懂得这个道理,误以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民数,比康熙四十     

内阁大库书籍档案为什么会流落到苏北?

《读书》杂志1979年第8期,谢国桢先生写的《访书观感》写到扬州图书馆时,说馆藏的善本书籍,“有《续清文献通考》著者刘锦藻的藏书,刘氏在清朝曾做过内阁中书的职位,颇得到内阁大库的藏书,多已出售,余留下来的书籍归到该馆,仍不乏善本。”按刘锦藻是《续清文献通考》的作者不错,但他是湖州南浔人,他没有做过内阁中书,他的藏书没有售归扬州图书馆。他所著《坚瓠盦集》刊入《南林丛刊》次集,集后附有吴郁生所撰行状,称他于光绪戊子举于乡,甲午成进士,先是已援例得户部主事,以郎中候选,至是复归本班,签分工部     

《清代科举制度考辨》出版

清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撰著的《清代科举制度考辨》一书,已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所收集的作者10篇研究论文,对清代科举制度中一些具体制度(如审音制度、搜落卷制度、复试制度、明通榜、宗室科目等)、事件(如封邱生童罢考、清代两次增广学额等)及科举词汇(如廷试)进行了考证和辨析,同时论述了这些制度的建立及事件的发生与清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清代科举制度考辨》出版     

日本《东洋学报》发表山根幸夫专题文章——评介《中国古代史论文集》

我校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的东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丛书第一辑《中国古代史论文集》引起了日本史学界的重视.日本私立东京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中日学术恳谈会(东京)干事山根幸夫先生在1980年12月出版的东洋文库和文纪要《东洋学报》第62卷第1、2号的"批评与绍介"专栏里发表专题文章作了介绍.山根幸夫先生是日本研究中国明清史、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日关系方面的专家,因此他的评介侧重在明清史论文方面.他用较多的篇幅介绍和分析了《从明代商品种类和价格变动看商品生产的发展》(李洵)、《清朝前期垦荒政策及其作用的初步考察》(田泽滨)、《清代的闭关政策》(李之渤)等三篇文章,指出:"李洵先生是我们熟知的《明清史》     

江苏昆山《仁宪永禁差船扰民碑》探述

在江苏省昆山县周庄镇发现了一块清康熙年间的《仁宪永禁差船扰民碑》。这是研究清代社会政治状况的值得重视的碑刻资料。《仁宪永禁差船扰民碑》原立于昆山县周庄镇北栅桥堍(急水港畔)的永庆庵墙上。此碑为康熙十八年至二十四年(1679—1685)清朝官府的三次晓谕(告示)的汇鐫,距今已三百年了。此碑高1.20米、宽0.58米。碑额有“仁宪永禁”四个大字,     

《蒙古风俗鉴》的民俗学价值

《蒙古风俗鉴》是清代蒙古族著名启蒙思想家罗布桑却丹的遗著。罗布桑却丹生于清朝光绪六年(1876年),内蒙古喀喇沁左旗人。他早年喜爱读书,但由于家境贫穷、父母早逝等原因未能很好地读书。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当上了旗苏木章京,从光绪二十年春开始到哲里木盟进行了为期3年的考察。24岁时,他到北京雍和宫当喇嘛,在那儿苦读4     

关于《清太宗全传》

近年来在中国清史研究上具有如下很大的特点:整理和出版了大量档案,根据和利用这些档案进行研究;以及为了编纂清史对清朝初期历史——指从明朝卫所制统治时期开始到1644年入关以前——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活跃了以《清史论丛》为首的各种有关历史杂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清朝初期历史研究的专著,先有周远廉著的《清朝开国史研究》(1981年5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最近有孙文良、李治亭二人合著的《清太宗     

清代藏族历史研究的新收获--曾国庆《清代藏史研究》读后

清代是藏族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对清代藏族历史的研究不但是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民族社会发展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多年来,曾国庆先生将学术研究的主要精力投入清代藏族史,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继《清代驻藏大臣传略》、《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等书之后,又将近些年刊发于国内多家刊物的探讨清代藏族历史的论文辑为一书,以《清代藏史研究》为题公开出版,为读者了解和研究清代藏族历史提供了可贵的参考。此书共22万余字,收入作者论文21篇,书后附有《清代驻藏大臣一览表》。论文的重点是作者多年来用力甚勤的清代藏…     

乡镇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的合理性探讨

针对《镇规划标准》中的镇(乡)建设用地标准的合理性展开讨论。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对镇(乡)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研究通过对《标准》颁布以来,镇(乡)建设用地与人口的增长速度对比,可知人口城镇化速度大于土地城镇化速度,土地浪费现象仍未得到遏制。且通过对《标准》条文的研究,发现人均建设用地人口统计范围的不合理与建设用地比例内部存在的不合理问题。镇(乡)规划建设用地的标准亟待调整。     

北宋时期白鹿洞书院规模考

白鹿洞书院始于北宋初年,长期以来被人们称之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或“北宋四大书院”之一。正如毛德琦的《白鹿书院志》所说:白鹿洞于“宋初置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并名天下。”但北宋白鹿洞书院的真实规模如何,很值得作一翻考察。本文拟就其学徒人数、办学时间作一些探讨。白鹿洞:书院在北宋时期的学徒人数,历来说法不一。王应麟在《玉海》中引周述言,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白鹿洞学徒数千百人”。《文献通考·学校考》也说:白鹿洞书院“学徒数千百人”。解放前出版的一些教育史书籍,大多因循这种说法。近来出版的《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文学史》更直截了当地讲:宋初白鹿洞书院有学徒“数千人”。可是据《文献通考·职官考》、《同治南康府志》、《同治星子县志》、毛德琦《白鹿书院志》、     

明及清前期的官田地租形态(续)

(二)一般官田和屯田 清代大体沿前代之旧,一般官田,一如私田,采取租佃制佃农制下的实物地租剥削形式。屯田亦复如此;所谓“承佃输租,屯户与民无异”(《清通考》卷十)。有定租制和分租制两种,主要行定租制。 行分租制的屯田和官田,主要在继续开发的北疆和北方地区。据《新疆识略》卷六“屯务”载乾隆四十年(1775)新疆军屯的情形说: 屯兵人种地二十亩至二十一亩,每屯兵百人,为地二千亩至二千一百亩。年给 种子一百石,秋成按分数交纳租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