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刍议——兼谈“炎黄”应为“黄炎”说

“华夏”、“炎黄”这两个名称差不多天天在人们的口头上或文字中出现,然而究其原由,却不甚了了,这不能不令人遗憾.在我看来,“华夏”中的“华”,就是“夏”,“夏”也就是“华”;“夏”是取之于夏、商、周三代中的“夏朝”,本义是华美的意思;“华”、“夏”二字义通.“华夏”主要是指夏、商、周三代王族和近亲宗室贵族等各级统治者控制的大小“宗国”和庶民.秦、汉大一统以后,“华夏”便成了封建王朝及其地域的代名词,与“中国”有着相同的含义,时或也指“汉民族”.今天的中国称“华夏”     

"月体纳甲"说考

本文通过资料考证 ,证明“月体纳甲”之说 ,绝非始于东汉。殷末周初“一月四分之术”与“月体纳甲”之说的完全相同以及与《周易》古经卦爻辞中存有“月体纳甲”说踪影的互证 ,说明“月体纳甲”之说在殷末周初已经存在。而后在西汉孟喜、京房易和《易纬》中亦有“月体纳甲”说的记载 ,说明东汉人的“月体纳甲”之说 ,必承自于前 ,而非其所自造。     

周代占梦术的发展及其政治功能

一、占梦官的设置与周人的占梦方式周灭殷以后建立的新政权,既要加强各部族之间的团结和统一,又要加强和巩固王族谱系权威。出于这种愿望,周王朝对于各种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比如周初举行祭祀时,仍采用殷礼,并让殷遗民前往助祭。《诗经·文王》说:“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即那些俊敏的殷遗民,仍然穿着殷式服装,戴着殷式之冠,去行助祭之礼。孔子有段话是很能代表周人对各种文化的宽容态度的。他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意即用夏代的历法,乘坐殷代样式的车子,戴着周代样式的礼帽,听舜时的《韶》乐和周武王时的《舞》乐。因此,在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周文化     

《文心雕龙》"体要"释义

对于“体要”概念 ,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本文据王夫之《尚书引义》对“体要”的释义引申论之 ,认为《文心雕龙》中的“体要”概念乃刘勰所拈出之为文法则 ,此法则体现于文质关系本身 ,并在对不同文类的论述中 ,演成为“法式”、“体式”概念 ,因而成为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的一个重要概念。     

楚族的酒文化和屈原的“逆反”精神

屈原及其赋始终是文学史上的sphinx之谜。资料匾乏,有很多问题一时难以理清。譬如,屈原是否嗜酒？就是一个有趣的值得探索的问题。我以往主张屈原是个酒徒。①看来,这个认识并不确切,值得重新考虑。研究屈原及屈赋的资料是屈赋真品以及《史记·屈原列传》等有限的文献载录等。屈原是楚王室的本家,如《史记》本传言,“楚之同姓也”。《史记》“正义”云：“屈、景、昭,皆楚之族。”楚王族以嗜饮著称;我们的诗人屈原的情况如何？说楚王族嗜酒,史有实证。《史记·楚世家》称楚王族的族姓为“聘”（女尔人自穴熊、恐熊而下,楚君名前多…     

"雅""夏"关系与周代雅乐正统地位的确立

先秦文献在传承过程中因为用字习惯的改变,出现过一个以“雅”代“夏”的过程,所谓“雅”“夏”二字的同音假借关系,并不是“雅”字替代“夏”字成为《诗经》类名的原因,而是对“雅”代“夏”这一结果的解释。战国末年、秦汉之际的“书同文字”与文本转写,正是与诗乐相关联的“夏”字被“雅”字替代的关键时期。就《诗经》而言,“雅”何以为“雅”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夏”何以为“夏”的问题。作为中原正统音乐的“夏(雅)乐”从一开始就担负起了“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政教功能,在“雅(夏)”与“政”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在雅歌与雅诗相继出现并与王政深度结合,充分发挥“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过程中,在周代礼乐制度中居于核心正统地位的雅乐传统才逐渐确立,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在后世影响深远的“雅正”思想。     

《大雅·皇矣》与"文王之德"考辨

结合《大雅.皇矣》所揭示的周初历史真相,则古代典籍中所惯用的“文王之德”,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才德,而主要是指包含“武功征伐”在内的政治方略。     

“华夏”之谜

在“华夏”一词中,从“夏”到“华夏”的词汇组合过程,既是一个历史演变过程,更是一个凝结着华夏先民有生存竞争到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追求的过程,也是一个道德的自我完善过程。当然这是需要一分为二地去看待的特定时代的文明与道德。     

4～6世纪北方游牧民族族源叙事中的“华夏认同”——以铁弗匈奴、拓跋鲜卑、柔然为例

4～6世纪北方游牧民族在追述自身族源时,往往将本族先祖归入到黄帝之后、大禹之裔的谱系之下,体现出对“华夏”的认同。铁弗匈奴王族强调本族的始祖是大禹,《魏书·序记》开篇追溯拓跋鲜卑先祖是黄帝之子昌意的后裔,柔然在给南齐的国书中自称“皇芮”,提出“光复中华”的口号。这种叙事模式是史官在司马迁“汉匈同祖”理念的基础上对北方游牧民族族源传说的阐释,其核心内涵“华夷同源”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各族在“华夏认同”基础上进一步交融的客观事实。     

从动词“用”“悔”“告”的配价特点看《易》的成书年代

关于《易》的成书年代,学术界存在着多种观点。从配价结构的角度出发,考察《易》中“用”、“悔”、“告”三个动词用法之演变轨迹,《易》的成书年代当在殷末周初。     

先秦华夏史观的变迁

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滥觞于史前,历经夏、商、西周几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至春秋战国之际已充分具备后来所习称的汉民族持续发展的各种内在要素和机制。与此相适应的是,以部族史观为基础的华夏史观亦逐渐整合而上升为先秦历史学术的主导意识。"华夏"概念源起于"虞夏",为先秦学者追述和重构华夏史的变称;《尚书》是华夏史观成熟的标志,其核心价值集中指向政治上、文化上的"大一统"观念和华夷两分的"天下观",为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支柱。略具雏型的通史著作《世本》和《竹书纪年》,综合反映出华夏史观的展开与早期华夏史学的结构体系。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起点的若干思考

华夏———汉民族(即多数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的起点。“中国少数民族”是相对于华夏———汉民族(即多数民族)并存并立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在作为“多数民族”的华夏———汉民族共同体未形成前,无所谓“少数民族”。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司马迁“北有强胡,南有大汉”的分野观念,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的起点。     

试析《马氏文通》中的"状词"与"状字"

《马氏文通》的状字研究相当全面深入 ,但由于各种原因也存在相当的混乱 ,术语使用的混乱就是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对“状字”与“状词”这两个术语提出自己的看法 ,认为“状词”是句法学概念 ,相当于现在的状语 ;认为“状字”是词法学概念 ,是指作“状词”的字     

夏代是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奴隶占有制形成的时代

<正> 夏代是《史记》所记殷周以前的第一个朝代。《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诗·大雅·荡》说:“殷监不远,在夏后氏之世。”这都是西周初年的记载,则殷前有夏,实无可疑。夏代相当于商代汤以前的世系,《史记·殷本纪》     

孔子"《诗》可以群"的人类学阐释

对孔子“《诗》可以群”的解读阐释历代以来都显得零零碎碎,且附会成分甚多。文章将假以人类学的文艺研究方法,来对“《诗》可以群”所涵盖的天命鬼神之辨与人类意识的觉醒、夷狄华夏之辨与族群意识的反思、群己之辨与个体意识的启蒙等方面进行系统而深刻的认识。     

屯卦“利建侯”与周初封建诸侯

屯卦的主体意向展示了周初分封诸侯的历史事实,通过对该卦形成背景的分析,匡正对“利建侯”的不合理解读,可以看到《周易》卦辞与爻辞反映的周初政局的情况,进而还卦辞以历史真实。     

《周礼》成书年代研究方法论及其推论

关于《周礼》及周初制度 ,本文观点与结论是 :《周礼》编纂始于始皇焚书前 ,未及完成即遭焚书变故 ,其作者非诸子流裔而是西周中晚期某个宰官或膳夫的后裔 ,其书编纂具有创构、追忆、体认的性质 ;周初旧制新制交叉重叠 ,尚未形成与“卿事寮”平行的“太史僚” ,其僚职司应属天官系统 ,“周公为冢宰摄政” ;《周礼》的创构性质意味着《周礼》的编纂 ,在对“周官”追忆体认的肯定中暗含了对其精神的部分否定 ,因为它突出了制度本身的意义 ,这正是今天的《周礼》研究者应该特别留意的地方。     

《“鬻熊为文王之师”解》辨误

1977年和1979年。陕西周原发现周初的有字甲骨292片。其中H11∶4记有如下十字:“其微楚□厥(杳火)师氏舟(杳火)。”“舟”字,陈全方释作“受”(见《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沈长云以为陈全方所释“不通”,“舟”字当读作“守”。     

"前哲学概念"的"气论哲学研究"--评曾振宇著《中国气论哲学研究》

曾振宇著《中国气论哲学研究》认为“气一直是一前哲学概念” ,进而认为“‘中国有哲学’为一虚假判断” ,这一观点与其书名的矛盾 ,带有“前逻辑”的性质。曾书的概念理论基础是经不起推敲的 ,可以说它是“前哲学概念”的 ,即它对哲学概念的了解和使用是一知半解、粗疏、混淆的。曾书无视、曲解前人的研究成果 ,而且存在抄袭的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研究述评

“中国模式”概念的兴起源于“北京共识”的提出。2004年5月7日,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伯·雷默在伦敦《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种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北京共识”的提出,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并从不同角度予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