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说离乱与建构主体——论马来西亚华人新生代的创作

马来西亚华人新生代的崛起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坛的重要现象.马来西来华人新生代在创作中甚为繁复地诉说着离乱的过往与身世的漂泊,这不但反映了他们成长期所经受的国族认同危机,而且透露出他们试图通过离乱历史的叙事而建构其马来西亚"国境内少数民族形象"的族群意识.但这种建构虽然以寻求认同为旨归,却天然地和当局打造马来西亚国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相冲突,而这冲突的双方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中似乎又共同面临本真性幻觉的困境.     

马来西亚肯定性行动研究——马来人优先政策的合理性反思

为了帮助马来人追上经济上处于优势的华人,马来西亚建国之初推出了肯定性行动。随着马来人在现代经济部门的就业结构与全国族群结构相一致,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大大缩小,这有助于马来西亚社会的稳定,但也导致了马来人过于依赖政府,没有完全建立起与他族公平竞争的自信心,不利于族群间的和谐相处及马来西亚的长远发展。马来人和华人在经济领域的结构性差异得到根本性改善之后,马来西亚有必要从"争取族群之间利益分配平等"的观念逐步转向"争取个人之间竞争机会平等"的观念。     

马来西亚华人宗教探析

马来西亚是以多元文化、多元种族、多元宗教著称的国家,华人是马来西亚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重要的力量,而宗教则是凝聚这个族群的文化纽带之一.本文就马来西亚华人宗教的衍变和特点进行剖析.     

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族群政策的比较研究

族群政策是国家建构主体民族的重要内容。文章分析了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两个国家建构主体民族的过程,比较两国的族群政策、制定政策的政治框架和族群政策的运行流程。研究发现乌克兰的族群政策在建构主体民族时加深了族群间的对立,使得民族性取代了国民性,引发了国内的分裂;而哈萨克斯坦的族群政策则是在预防族群对立的基础上建构主体民族,运用国民性主动调和族群间矛盾,成功完成了主体民族的构造。对比证明,两国族群政策最大的差别在于政治权力处理民族主义的方式：乌克兰的权力斗争激发了主体民族的意识,削弱了国家整体意识和国家能力;而哈萨克斯坦将政治问题和族群问题分离开,使两者之间不能彼此利用,最终强化了国家意识和能力。未来乌克兰将承受族群对立之殇,族群问题将成为国家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而哈萨克斯坦政权的合法性虽会经受一定程度的考验,但是民族和谐的全民共识为国家的稳定提供了政治保障。     

浅谈马来西亚多语环境对当地华语传播的影响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种族国家，各种族在保持自己民族特性及语言习惯的同时，又互相融入，互相影响，形成了马来西亚特有的多语环境与多元化文化氛围。这种独特的语言环境及氛围在教育政策上、语言本体的异变中、提供语言应用服务领域等方面对当地第二大族群语言---华语在当地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族群政治与东盟国家对不干预原则的选择性应用

如何解释东盟国家对不干预原则的选择性应用?对此已有研究提出了不同解释,然而,东南亚地区广泛存在的族群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本文将族群冲突升级理论与东南亚的地区经验相结合,提出国内的族群政治竞争驱动东盟成员国干预其他成员国的族群冲突。已有理论认为,外部干预将破坏不干预等地区规范,同时也是族群冲突升级为国家间冲突的主要途径。本文则认为,干预行为对地区规范产生的影响,还取决于目标国的回应。目标国领导人的政治地位越稳固,该国越有可能接受其他国家善意的干预,相反,当领导人执政地位不稳时,目标国倾向于拒绝一切形式的外部干预。干预国与目标国之间不同的互动模式将导致三种不同的结果,即对不干预原则的"确认""破坏"以及"超越"。本文通过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三个"国家对"对理论框架进行验证。东盟成员国对不干预原则的选择性应用说明,这一规范的演变方向仍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族群政治、民族政治与国家整合——泰国南部动乱问题的解析

作为现代国家形态,民族国家的建构意味着国家权力对地方性族群社会的现代性整合。而以族群"政治化"为特征的族群政治和以族群"去政治化"、"文化化"为特征的民族政治则是这种国家整合的两种方式。其中,较之于民族政治,族群政治往往不仅未能达到多族群国家的预期整合效果,反而制造国家的动荡、分裂,从而出现了"国家整合"悖论。正是在族群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下,泰国南部的马来族呈现出"族群政治化"倾向,频频发生动乱。因此,采取民族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成为了泰国南部动乱问题的解决之道。     

马来西亚民族政策的历史嬗变及其启示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民族国家,众多的民族成份,复杂的民族构成,使得民族关系始终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马来西亚政府依据本国国情,应时代所需,先后制定并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发展民族经济、缓和民族矛盾、协调民族关系的民族政策.通过系统梳理马来西亚民族政策的历史嬗变,不难发现正是这些灵活多样、理性务实的民族政策有效地促进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及民族关系的良性运转,这对我国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的演变

到20世纪80年代,马来西亚的社会福利组织让位于政治性非政府组织,许多现代非政府组织不断出现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们脱胎于长久存在的社会网络和组织.新经济政策中族群关系的政治制度性安排使得国家发展资源在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之间分配不平衡,为了弥补公共服务和发展资源的差距,许多发展型非政府组织在非马来人社会建立起来,从而形成了非政府组织在族群间分布不平衡的"二元结构"; 政府"发展霸权"渗透到以马来人为主的乡村地区,给非政府组织在乡村的发展留下极其有限的活动空间,促使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在地理分布上形成不均衡的城乡"二元结构". 90年代初出台的国民发展政策鼓励利用私人部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冷战后全球结社革命和信息化革命促进全球化向深度发展,这些冷战后内外因素的结合促进了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的进一步演变.     

族际政治视域下阿富汗国家重构的困境

阿富汗族群构成极其复杂,如何建构稳定的族际关系,实现不同族群之间合理的权力分配成为长期以来制约阿富汗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历史上,阿富汗通过确立族群等级制和"普什图化"的政策,同化少数族群,整合族际关系。但这客观上强化了族群认同,并最终引发了族群之间的激烈对抗和内战,导致普什图人丧失领导地位,族际关系进一步失衡。2001年重建以来,在西方干预下,阿富汗试图借助西式的民主制度超越族际冲突,破解族际关系的困境。但事与愿违,这种制度模式异化为畸形的族群政治现象,族群成为阿富汗最重要的政治身份和动员力量,政党和选举大都以特定族群为界。普什图人借助人口优势再度崛起,阿富汗形成了脆弱的族群权力平衡。在美国全面撤军背景下,阿富汗面临着新的抉择,族际关系势必将持续、深刻影响阿国内政治与社会和解,地区和域外力量也借助族群矛盾干预阿富汗事务。这将进一步加剧阿富汗不同族群的对立以及塔利班与阿政府的对抗,阿富汗局势将持续恶化。     

建国后东北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

人口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必要条件,建国50多年来,东北少数民族人口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同时,其发展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区域不平衡性和民族差异性等特征。研究东北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对巩固和谐的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繁荣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东北振兴,具有重大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困境及实践路径

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观的传播和侵蚀、地域发展的差异性与固化文化的多元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阐释和教育引导之间联动不够等问题,一直阻碍着我们推动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动和成效。我们要从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维度入手,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各族文化交流融合,加强理论供给、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建国以来延边朝鲜族人口演变的特点

建国以来,在国家人口政策指导下,延边朝鲜族人口生产逐渐由无序、盲目状态转变为有序、控制状态,人口死亡率快速下降,人口总量缓慢增加,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高死亡向低出生、低死亡转变,人口再生产模式日渐趋向现代化生产模式,人口增长速度略低于其他各民族,人口翻番时间略长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为区域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     

通婚圈与民族社会的变迁——楚雄南华摩哈苴彝族村和大理周城白族村的调查与分析

以大理周城白族村和楚雄南华摩哈苴彝族村为例,从历史与结构两种视角分析通婚圈与民族社会的变迁。认为现代国家对民族地区的通婚圈与社会变迁的影响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增强。随着现代国家进入,民族社会的通婚圈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村外通婚的逐步增多,其结构意义在于它恰如一种"文化齿轮"与"文化触须",将某一地域社会与现代国家连为一体,打破了传统民族社会的封闭性。与此同时,民族社会内部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与交融日益加深并逐渐融为一体。     

新疆高校招生中的少数民族考生优惠政策分析

新疆高校招生中对少数民族考生的优惠政策从建国之初开始实施,其目的是实现各民族在教育上的平等权利。经数十年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也有许多负面影响,如少数民族学校基础教育长期落后、少数民族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难,而且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很难实现各民族平等,还增强了民族分界意识。对此需要反思。     

美国科技政策发展模式及对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启示简

美国自建国以来，针对军用、民用和基础研究等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先后颁布并实施了许多相关的政策法规。美国通过完善的科技政策，使其国内产业迅速发展，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促进了美国科技迅猛提升，为美国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美国科技政策的发展模式成为各国参照的典范和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同时可以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带来有益的启示。     

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计量分析与评价

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研究已进入蓬勃发展期，成为独立、开放且结构紧密的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具有学术影响力的科研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为我国民族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SATI、Ucinet、Netdraw和CiteSpace等分析软件的交互使用，能够将民族教育政策研究整体面貌可视化展现。分析发现，该研究领域的年发文量随重要会议召开和相关政策颁布而波动，已经形成具有相当学术影响力的核心作者群和核心机构群，主要关注民族教育政策基础理论、民族教育政策过程、具体民族教育优惠政策和国内外民族教育政策比较四个方面内容。基于高频词、共现词和突现词的关键词网络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民族地区教育政策、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和民族教育优惠政策等话题是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热点，民族教育招生政策、少数民族研究生教育政策等话题是近年研究前沿。未来民族教育政策研究应紧扣新时代民族教育的基本矛盾，着力解决该领域核心问题。     

论我国各民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性

在多民族国家人民中,普遍同时存在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两种认同心理。一般而言,民族认同意指不同民族成员对其所属群体的认可和赞同,而国家认同则指公民对其所属国家的认可和赞同。我国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统称,56个民族是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为此,有必要在思想认识上厘清、理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努力实现我国各民族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有机统一。     

独树一帜的欧洲一体化理论--评米尔沃德的"民族国家选择论"

英国学者艾伦·米尔沃德提出,欧洲一体化源于战后西欧民族国家拯救自己的内在需要,是它们在一体化和相互依存两种国际框架之间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这种“民族国家选择论”阐释了欧洲一体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维护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地位,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其单因性阐释也存在不足。     

中国民族区域建制发展史研究刍议

民族区域建制是中央政权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的一种特殊地方行政建制。中国至少自秦王朝就开始设置民族区域建制,历代承袭,绵延未绝。这一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是中华政治文明的一项重要成果。开展和加强民族区域建制发展史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推进当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