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对外发展援助的原动力

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欧盟对外发展援助也在不断地调整与扩大。目前,欧盟对外发展援助已成为国际发展援助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成为发展中国家所需外援的主要来源。其中历史渊源是欧盟对外发展援助的最初动力,政治、经济利益是欧盟对外发展援助的根本动力,地缘安全战略利益是欧盟对外发展援助的直接动力,全球利益则是欧盟对外发展援助的外在动力,欧盟对外发展援助就是它们合力的结果。     

试析欧盟对于中国援外政策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特别是对非洲援助力度的加大以及中国援助模式的成功,引起了欧盟等西方援助国的高度关注。欧盟在批评、指责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同时,也开始正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日益提高的现实,转而寻求加强与中国在国际发展领域尤其是非洲发展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由于欧盟在世界发展援助事务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在与其开展对话与合作中仍面临巨大的调适压力。     

新援助格局下中国对非洲援助实践的改革路径：美国经验

随着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急速扩大,中国已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新兴”援助提供者,对外援助政策制定与管理实施的规范化成为中国当前面临的新议题。美国长期以来是对非洲实施援助规模最大的国家,其援助政策的演变伴随着严格的法案与协定的更替,确保了援助宏观层面政策与制度的延续性。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千年挑战公司”是美国对非援助的核心机构,保障了微观层面援助项目实施过程与效果评估的科学性与透明性。中国在对非援助上具备自身的策略特点与条件优势,但在规范管理方面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在未来的对非援助中应逐步推动援助的制度化、科学化、透明化、多边合作化。     

试论战后“联总”对华耕畜援助

抗战时期中国农村耕畜损失惨重,迫切需要补充.战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CNRRA)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申请耕畜援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将骡子作为大规模耕畜援助的品种输入中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接收并短期饲养了骡子.随后,在双方的共同配合下,骡子被分配给山西、河北及平津地区的农民及农业团体,用于农业生产.在申请、接收、饲养、分配骡子的过程中,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既有合作又有龃龉,前者作为援助方掌握了物资供给、分配的主动权;后者则因情势所困,处于被动地位.双方关系不和,影响了援助事业的展开.以骡子援助中国是战后大规模外援的一个极小案例,却可以折射出许多深层次的历史内涵.     

欧盟对外经济依赖与“开放性战略自主”

欧盟的战略自主始于防务、外交等议题,并逐渐扩展到经济、科技、贸易等多个领域,其核心是要解决欧盟“战略萎缩”和避免过度依赖。聚焦于投资与贸易视角,本文剖析了欧盟对外经济依赖现状,并梳理了近五年来欧盟在贸易、投资与科技领域的相关政策。本文研究发现:在欧盟对外依赖结构中,中国是欧盟密切合作的竞争对手,中欧双方在贸易领域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但是随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逐渐提高,中欧之间的竞争会加剧;美国与欧盟在投资和贸易方面的利益深度绑定,具有坚实的共同利益基础,但是近年来“美国优先”思想以及欧盟新兴技术产业的落后促使欧盟不得不从一种更具竞争性的视角重新审视美欧关系。基于对外依赖现状,在“开放性战略自主”的逻辑下,欧盟近年来致力于通过政策手段增强产业链韧性、抑制技术外溢以及促进新兴技术产业发展,但是未来仍需克服实力不足、政策惯性以及寻找利益共同点三个难题。     

国际开发署与肯尼迪政府的外交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冷战开始，双方争夺不断升级。此时第三世界国家崛起，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他对美国外援提出新的构想，1961年11月统一的外援组织国际开发署成立，美国对外援助重点转向经济领域，国际开发署以美国整体外交战略为根本出发点，为美国利益服务。肯尼迪政府时期国际开发署的外援活动在美国对外援助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国际体系转型视野下的欧盟对非战略调整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欧盟根据变化的国际和地区形势,逐步调整对非政策,并在多边、地区、次地区和双边层面形成比较完整的对非政策框架。从欧盟对非政策演变的视角看,新形势下,欧盟在对非洲战略方面做出了重大调整,将政治对话纳入双方合作框架,并显著提高政治合作的地位;将发展与安全关联,加强对非洲安全治理的介入;加强与非洲在全球和新兴问题领域中的合作,使欧非关系超越双边走向全球层面的战略协调;将传统的"援助—受援"范式转变为"平等的伙伴关系"。国际体系加速转型是欧盟调整非洲战略的结构性动因。展望未来,欧盟会进一步加大对非关注和投入力度,特别是突出政治对话与安全合作,以扩大对非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欧盟发展援助与加纳民主政治发展探析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欧盟开始调整发展援助政策,该政策在21世纪定型为以民主、人权和良治为政治导向的发展援助政策。此时,加纳开始了政治民主改革,并在接受欧盟发展援助的同时,也接受了其提出的政治方面的要求。但是加纳政府以自己的国情为基础,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方式使用发展援助资金。欧盟带有政治导向的发展援助对加纳民主政治发展客观上起到双重作用:一方面,欧盟政治导向的发展援助政策违背了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给加纳民主政治的发展带来诸多困扰;另一方面,欧盟在客观上又"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由于援助资金的定向使用,使加纳在民主选举透明度、改善人权和良治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引发了笔者对欧盟政治导向的发展援助政策与非洲政治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些思考。     

“共享发展”理念视角下的中国发展援助体系创新

近年来,中国作为新兴援助国相继提出了"中非共同体"非洲战略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是否将重新塑造国际发展援助架构的讨论。中国将自身定位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合作伙伴",积极参与国际发展援助,其目标是为了实践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首次向世界阐释的"共享发展"理念。本文首先检验了以发展援助委员会(DAC)为代表的传统国际发展援助规范,认为其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接着分析了新兴援助国对现有国际援助体系的冲击,最后探讨了中国独特的发展援助规范,认为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替代性选择,却不会对已有的国际援助体系构成威胁。     

“发展援助危害论”及其评析

国际社会对发展援助的作用和效果一直存在争论,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战后巨额发展援助并未能帮助受援国从根本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却给受援国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以彼得·鲍尔、丹比萨·莫约、安格斯·迪顿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提出"发展援助失败论"和"发展援助危害论"的观点,认为发展援助损害受援方政府治理能力、滋生并助长受援方政府腐败问题、抑制受援方吸引投资进而减缓经济增长,并建议国际社会应该以渐进但坚决的方式取消发展援助,改之以发展国际贸易、加大直接投资、利用国际资本等途径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上述观点揭示了发展援助未能取得预期成效的部分原因,并阐释了发展援助对受援国的负面影响,但在发展援助短期内无法全面停止的现实情况下,创新援助方式、改善援助效果、提升援助效率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迫切议题。     

《科托努协定》续订谈判与欧非关系前瞻

《科托努协定》原定于2020年2月29日到期,为保证欧盟与非加太国家伙伴关系的持续发展,双方于2018年9月开启《科托努协定》续订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欧盟与非加太国家均认为《科托努协定》的积极成果应予以保留,并在后续协定的内容更新、秉持的原则和目标以及框架设计等方面存在共识。但由于非洲是非加太国家中起主导性作用的群体,其与欧盟在非盟角色、移民问题、贸易投资以及援助资金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致使后续协定被迫延期推出。《科托努协定》续订谈判遇阻反映出欧盟之困,非洲之兴,非加太国家之限,国际环境之变等多层次多方面的问题。欧非关系亦在谈判中呈现出非盟地位上升、非洲自主性增强、欧盟对非政策政治导向弱化,趋向务实以及欧盟仍注重发展援助,附带条件更加隐蔽等特征。未来,双方将继续关注贸易投资、和平安全及移民问题,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和数字化转型的合作也将得到推进。受新冠疫情影响,欧非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强,后续协定的影响力或将下降。     

欧盟排放交易的立法进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欧盟排放交易机制的立法进程对中国碳交易立法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可以借鉴欧盟渐进式的立法进路,并结合自身特点,通过试点模式,摸索建立大范围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的可行性。欧盟排放交易机制立法全面的智力支持体系对中国的启示是:应对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进行系统化的研究,综合分析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政策并保证各利益方的充分参与。     

论欧盟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中的改革与发展

2009-2010年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引发了欧元区集体危机,这被认为是自1999年EMU成立以来遭遇的最大挑战。继希腊之后,爱尔兰和葡萄牙先后向欧盟提出了金融救助申请。2011年7月,欧盟达成了对希腊进行第二轮金融援助的方案。尽管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形势不容乐观,但此次危机也促使欧盟及其成员国加快了自身改革。     

我国农村法律援助的模式探析

农村法律援助模式是指导我们全面应对农村法律援助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寻求最佳解决问题的方法,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最终处理好农村法律援助中一切困难的方法总和。我国农村法律援助模式缺乏现成的例子可以参照,必须走自己的模式,那就是：政府主导、高校参与、民间团体支持的模式。     

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探析

战略伙伴关系是欧盟对外关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盟政治日程上的地位也得以快速提升,将成为欧盟拓展对外关系的新政策重点和框架。国际格局的变革和新兴国家的崛起、欧盟的国际抱负以及范龙佩的推动作用是欧盟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动力。同时,它也存在概念模糊、对外政策不一致等不足之处,还需要恰当处理与战略伙伴的分歧。     

评析欧盟东扩政策中的条件限制模式——以欧盟在巴尔干地区的冲突调解为视角

条件限制是欧盟东扩政策中对入盟申请国普遍使用的手段,对促进申请国的民主改革、市场经济和法律制度建设,进而达到欧盟标准而成功入盟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欧盟在巴尔干的冲突调解的分析,在国际学术界首次总结出欧盟条件限制政策的三种基本模式,即肯定性条件限制和否定性条件限制模式、条件—服从模式、技术性条件限制模式,并深刻剖析这三种模式产生的背景和所体现的欧盟对外政策的特色,比较分析了它们的特点以及未来发展前景。通过对欧盟条件限制模式的总结,笔者为学术界深刻认识欧盟外交政策的特点提供了一个精细而崭新的角度。     

欧盟加速推动“印太战略”及其影响

随着全球地缘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欧盟对印太地区的关注持续提升。欧盟为加速推动"印太战略",不仅提升了与印太地区国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强化其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而且积极配合"四国联盟"在印太地区展开针对中国的行动。欧盟加速推动"印太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在提高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同时,借助美国势力进入印太地区,避免在大国博弈中陷入"选边站"的战略困境。欧盟加速推动"印太战略"有利于提升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也有助于完善欧盟产业链的布局和对印太市场的开发。欧盟的举动无疑将会使印太地区的地缘竞争更加激烈,并且可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欧盟加速推进"印太战略"给地区带来一系列影响,但也面临着内部诉求不一,实现"印太战略"能力有限,对华政策错误以及与美国"印太战略"存在分歧等诸多挑战。     

中国与欧盟地理标志保护比较研究——以中欧地理标志合作协定谈判为视角

正在进行的《中欧地理标志双边合作协定》谈判是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国际化的重要契机,也为反思我国地理标志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我国和欧盟地理标志制度在立法体系上的差异表现在保护模式的选择、立法宗旨与政策导向、不同制度的配合衔接等方面;在具体制度上的差异表现在适用范围及地理标志定义、注册程序的设计、第三国地理标志的注册和保护、地理标志与商标的关系、保护范围等方面。中欧地理标志制度的差异,主要源自双方的地理标志理念和消费者认知的不同。中欧在进行地理标志合作协定谈判时,必须统筹兼顾双方的立法和实践,以对等原则和主权原则为基础,最大限度求同存异,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     

全球治理变化与中欧合作拓新

21世纪以来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复杂的结构性变化,全球议题的类型谱系扩散且严峻程度走高,全球治理局部实践模式及层级趋于弱化,部分主要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及意愿发生逆转并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需求转向,这些变化将在根本上重新塑造国际关系及大国外交。作为引领全球化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中国与欧盟的内部发展及外部关系均面临着转型与调整的客观需求。全球治理变化对于中国与欧盟而言具有多重影响,它既是推动中国与欧盟开展政策调整的外部动力,也是构建新型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作为当今世界至关重要的两大力量,中国与欧盟需要全面认知全球治理变化的深刻内涵,并在探索发掘其中机遇的同时构建持续而稳定的中欧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接触与融合,可以实现中欧全球治理战略的复合对接、强化中欧双边关系的战略自主、深化传统及新型领域的战略合作,并为全球治理贡献必要且关键的动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