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环境管理：从管理到治理的变革

随着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海洋环境管理作为公共管理的分支领域,也经历着从管理到治理的深刻变革。建立适合我国实践需求的政府、企业、公众间的网络治理模式是适应海洋环境管理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海洋环境管理主体间矛盾,有效治理海洋环境,实现海洋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

互联网技术治理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由一个不断发展的私营部门主导的、"多利益攸关方"的治理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国已经逐渐认识到互联网的意义,并开始谋求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更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重塑全球治理能力的增长和日益崛起的力量,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的参与越来越重要,其倡导的治理模式已经对当今美国主导的、自由的全球互联网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北京主张用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机制来取代现存的"多利益攸关方"全球互联网治理机制。本文介绍了"多利益攸关方"和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制度,描述了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中的核心组织,讨论了北京政策的动力机制及其问题。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

随着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加重,以往被寄予克服全球化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期望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治理失灵的窘境。在当前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层面的治理权分配存在合理性争议,治理机制层面的平台代表性、合法性、决策力存在缺陷,治理议题层面的应用层议题日益复杂,使得全球互联网治理难以实现提升全人类福祉的治理初衷。中国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互联网空间中的各类行为体理应成为发展、安全、责任、利益共同体。该理念回应了互联网治理领域的现实困境,并指明互联网环境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蕴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在该理念关照下,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实践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在治理主体方面不断提升国家政府参与治理的权重,在治理机制方面进一步拓展对话协商的平台与方式,在治理议题方面修正特定议题的治理理念并拓展议题范围,从而促进全球互联网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多元治理的规制困境与机制化弥合——基于软法治理方式

在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拓展至包括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农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的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等四维治理主体。随着治理环境多样、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关系多维,各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关系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多对利益关系间的交互形成了多种利益矛盾：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间的博弈、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抵牾、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间的冲突。协调这些利益,单靠法律治理是不够的,需要将软法治理引入到乡村治理的实践中,选择自治、德治、法治相统一的治理价值,进而形成软法治理的双重参与机制、效力约束机制与耦合衔接机制,用以弥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规制困境,进而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现。     

基于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全球治理

在国家安全领域,互联网的国内治理对国家安全不可或缺,但因其无国界性、工具性、匿名性,单纯的国内治理会遭遇种种限制,故而互联网的全球治理显得尤为必要。基于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全球治理模式,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国宣扬的"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式和中国、俄罗斯等国倡导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互联网全球治理的实践表明,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能够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互联网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需要进一步强化互联网合作互助机制、标准实施协调机制、风险防范与评估机制等方面的建设,并注重互联网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     

全球网络治理的法律困境与出路

以虚拟性、开放性、用户传统自治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一方面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同时也造成了诸多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就国际网络予以治理。然而现实表明,在国际社会就网络空间的法律地位形成共识以前,全球网络合作很难向前推进。在有关网络空间法律地位的学说中,无论是网络空间自主权说、还是网络空间全球公域说都不符合网络空间的技术和社会特征。网络作为一国领土的延伸,应该属于一国主权范围。在此基础上,多边治理应该是未来网络空间治理的最佳选择。网络空间治理应尊重网络发展的现实,以全球化为网络治理机制建构的宏观背景,采取渐进式国际合作推进全球网络治理合作。     

十八大以来党对互联网治理的新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互联网治理问题上多次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主旨既高度肯定了互联网对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作用,又深刻阐明了加强和完善互联网治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既为中国建设网络强国提供了重要遵循,又明确提出了完善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和努力方向,向国际社会倡导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依法、有序、协商治理互联网的互联网治理观。学习贯彻这些讲话思想和精神,有利于清醒认识我国在网络和信息安全方面面临的严峻形势,有利于牢牢掌握信息化条件下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同时,对于协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国家信息化工作、构建新型互联网治理体系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社会主义网络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中美网络主权观念的认知差异及竞合关系

网络空间中主权概念回归与再主权化已成为主流。虽然网络主权在内涵上存在着诸如互联网的开放性、虚拟性与国家主权封闭性之间的矛盾、互联网的超地域性与主权地域性之间的矛盾、互联网的多中心性与国家主权单一性之间的矛盾,但这无法否定与忽视网络主权的重要性。中美两国对于网络主权的认知也存有争议。中美在保障网络安全与独立性、网络战实力等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但是在国际互联网治理、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等议题上的合作也日益紧迫。未来中国须围绕加强网络主权的学术理论研究、制定全方位的网络空间大战略、构建网络平行基础设施、应对美国软性网络渗透与网络文化战及推动国际互联网治理转型等路径迈向网络强国。     

多利益相关方机制国际实践研究

互联网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关键领域,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个人等社会成员在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多利益相关方机制(1)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然而,有关该机制的定义、内涵和运作模式等,国际社会并未形成高度共识。与此同时,不同层级的国际互联网治理平台的出现,使得多利益相关方机制的表现形式变得更为复杂、多样,也给国际社会统一对该机制的认识进一步增添了困难。我国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迈进,互联网治理是必须跨过的一道门槛,多利益相关方机制研究与实践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正因如此,有必要结合当前国际社会上主要的互联网治理平台,对多利益相关方机制的发展历程及其在不同平台中的表现形式进行梳理和对比,借以厘清和深化对多利益相关方机制的认识。此外,多利益相关方机制与多边机制之间的交织与融合发展,在多利益相关方机制的研究中也不容忽视。     

中东地区与全球治理：“地区化”全球治理

从20世纪30年代被迫加入殖民全球化之后,中东地区的地区政治、安全关系被深刻卷入了国际体系,并深刻受到跨国因素,尤其是全球因素的影响。二战结束至今,中东地区因为频繁的地区冲突、贫困问题、难民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成为全球治理中的薄弱环节,也落后于东亚等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地区治理。当前中东地区的主要治理网络既包括全球层面的联合国系统、美国试图领导的美国“帝权”下的治理,也包括欧盟在中东的合作伙伴计划和海合会的治理实践,但这些治理模式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性。要更好地实现对中东地区的治理,需要根据全球治理的合作实质,以及依靠合作网络来进行管理,把全球治理中的中东难题“地区化”。     

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赤字”与中国的对策——基于全球公共品的视角

尽管数字贸易这一新兴贸易形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这种公共品却呈“赤字”状态。从需求角度看,数字贸易迅猛发展所产生分歧与争端的加剧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客观推动,增加了对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需求;从供给角度看,WTO半缺位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供给,多边贸易协定的竞争化及碎片化,使得数字贸易治理的供给相对需求而言,处于“赤字”状态,这源于全球数字贸易大国在相关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且无法达成共识。应对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赤字”,我国要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法律制度,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数字贸易治理,管控、协调好与主要数字贸易大国的矛盾与分歧,促进我国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健康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背后: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回溯

现实主义是当代全球治理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在新冠肺炎疫情治理的时代情境中,现实主义仍然主导着各国的治理实践。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植根政治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经由传统现实主义,传承至新现实主义,成为全球治理的正统理论。基于性恶论、理性行为体和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设定,现实主义对全球治理报以悲观谨慎的态度,突出国家的治理主导地位,赋予权力政治以决定性意义,由此塑造了一个充满敌意和冲突的世界。面对疫情对全球治理构成的挑战,梳理现实主义全球治理观的历史演进,剖析其观点的发展逻辑,可以为准确研判当前大疫下的全球治理现实提供可资借鉴的智慧。      

试论因特网对民族国家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策

因特网的普及在最广泛的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的信息共享和交流,使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因特网对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安全又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削弱了民族国家对信息传播的控制能力,弱化了民族国家的管理和监督职能。民族国家应树立新的国家主权观念,把信息主权置于突出位置;构建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争取在制订因特网运行规则时拥有发言权;发展电子政务以提升国家信息化总体水平,从而消解信息安全的诸多问题。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与中国的参与

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国际治理机制的一部分,主要通过结构主体、议题领域、作用渠道、原则规范、操控方式来构成和运作。中国作为环境大国、地区和世界大国,采取多种参与方式,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积极姿态出现于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场合。但中国对该机制的参与在对自身及国际社会带来积极效果的同时,也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利的负面影响,因此会导致双重效应。     

环境政治视角下的环境全球治理探析

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而单一民族国家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时却显得力不从心。全球环境治理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受到极大关注。问题在于,国家之间的利益选择和矛盾冲突让全球治理的前进脚步异常沉重,全球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有效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的发展,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建构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国际规范——一种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处于全球化纵深演进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在客观上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放大器。与网络冲突、网络间谍和网络犯罪一样,网络恐怖主义成为网络空间安全的威胁来源和风险因素,是国际安全领域最新型、最棘手的难题之一。为此,需要通过国际规范的建构与扩散,降低互联网对极端主义的赋能。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经由“组织、机制和惯习”的路径,即网络空间治理层面的“共同协作”、日常层面的“威慑防范”和惩戒层面的“合力打击”,可以构建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人类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就现实而言,尽管由于各国的法律框架和安全措施存在差异,网络追查无法准确溯源,在切断传播路径上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价值冲突等原因,打击和处罚经常是跨国性质的网络恐怖主义尚存在很多问题与挑战,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从规则、机制、机构和秩序等维度凝聚共识、联动备战并持续努力,进而通过加强各国的政策和实践协调及威胁信息和最佳实践的共享等,为形成惯习、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框架提供可行的路径。     

建构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国际规范——一种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处于全球化纵深演进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在客观上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放大器。与网络冲突、网络间谍和网络犯罪一样,网络恐怖主义成为网络空间安全的威胁来源和风险因素,是国际安全领域最新型、最棘手的难题之一。为此,需要通过国际规范的建构与扩散,降低互联网对极端主义的赋能。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经由“组织、机制和惯习”的路径,即网络空间治理层面的“共同协作”、日常层面的“威慑防范”和惩戒层面的“合力打击”,可以构建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人类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就现实而言,尽管由于各国的法律框架和安全措施存在差异,网络追查无法准确溯源,在切断传播路径上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价值冲突等原因,打击和处罚经常是跨国性质的网络恐怖主义尚存在很多问题与挑战,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从规则、机制、机构和秩序等维度凝聚共识、联动备战并持续努力,进而通过加强各国的政策和实践协调及威胁信息和最佳实践的共享等,为形成惯习、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框架提供可行的路径。     

协商治理:农村自治转型之路

协商治理是一种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好治理效果的治理方式。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多元化的利益偏好冲突很难整合,农村利益冲突更加复杂,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搭建利益整合平台是农村治理转型的关键。充分利用协商机制对农村社会进行治理是影响农村发展的关键。新时代的协商治理呈现治理单元微小化、治理内容细碎化、治理手段灵活化等特点。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协商治理有自身的限度,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优化,以促进协商治理在农村生根发芽。     

基于有害信息传播模型的互联网治理研究

互联网上的有害信息一直制约着网络化进程,成为互联网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有效清理有害信息就必须研究其在互联网上的传播机制。在结合互联网拓扑结构和生物学动态行为传播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分别在自由空间和受到治理两种情况下的互联网有害信息传播模型。从这两种模型的实际结果分析可以看出,互联网拓扑结构决定了有害信息的传播机制,在自由空间模型下,减少互联网中感染节点的感染系数、集中节点中的感染节点数目可以防止有害信息的传播;而在受到治理的模型下,实时地维护好互联网中的集中节点,减少普通节点中感染节点的感染系数和增加治理系数是治理互联网有害信息的途径之一。     

全球治理的原则:民主治理

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不断产生冲突与融合的全球化过程中 ,我们面临着许多前所未见的全球治理挑战。为有效地协调国际行为者之间的利益和行动 ,以应对全球性危机 ,我们有必要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确立以民主为基础的普遍性原则。本文将通过对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治理机构的建立 ;全球化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遇到的问题 ;全球民主治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论述 ,以阐明民主治理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