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威和李普曼对"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之颠覆

"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是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大众传媒指导理论,这种理论吸收了17世纪西方思想家群落的理论精髓,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建立和发展相对独立自由的大众传媒体系鸣锣开道.时过境迁,20世纪50年代,西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实和泛滥的煽情报道已使"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显得不合时宜,1947年哈钦斯委员会倡导的"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因而决定取而代之.其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和新闻传播理论家沃尔特·李普曼针对"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前提和主干进行了有力的理论批判,对这种曾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大众传媒理论起到了颠覆作用,为"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取代"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作了铺垫.     

西人东来与中国近代报刊的兴起简

近代以降,西方人纷至沓来,在中国创设了近代最早的报刊,传播了西方的新闻传媒理念,促进了其时国人对于近代报刊传媒社会功效与社会责任的认知,推动了中国报刊史上的一页新篇章。     

西人东来与中国近代报刊的兴起

近代以降,西方人纷至沓来,在中国创设了近代最早的报刊,传播了西方的新闻传媒理念,促进了其时国人对于近代报刊传媒社会功效与社会责任的认知,推动了中国报刊史上的一页新篇章。     

中国电视新闻传播实践中“两种话语”现象辨析

基于管理体制与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电视新闻在其传播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鲜明的自有特色。在新闻话语层级,亦先后形成了以"联播体"为代表的"时政新闻"话语体系,以及以城市社会生活与服务信息报道为代表的"民生新闻"话语体系,并在当下呈现出交互发展的趋向。本文基于历史观察的角度考察中国电视新闻传播实践中的"两种话语"体系,并通过对两种话语表达背后所体现的不同报道模式与传播理念的观察与辨析,以发现其发展规律与现实价值。     

从"国故之争"到"王国维之死":近代报刊空间中的五四新文化思想转型

中国学术由传统过渡到现代与报刊的发展密不可分.通过对"国故之争""王国维之死"等文化史事件在报刊传播空间中的历史细节考察,不但可以理解近代报刊在学术传播、论争等方面的推动作用,还能进一步反思五四以来种种文化思潮前进的源动力.一方面,随着西学的传播,尤其是近代报刊的兴起,现代学术框架得以建立,并逐渐影响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走向.学者借助新材料、运用新方法,逐步突破以经学研究为中心的传统学术框架,知识结构不断更新.另一方面,近代报刊加速了学术的现代化进程,学术期刊围绕某一历史事件或理论专题的组稿促进了学术思潮的形成,并由此延伸出更为广阔的学术论争.     

试论浙江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刊

19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到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速度日益加快,规模日益扩大,此间,浙江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也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浙江早期报刊不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较早,数量较多,而且在全国的影响也较大.浙江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浙江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巩固和发展了浙江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而且也促进了浙江近代报刊体系的形成和建立.     

第三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召开

<正>2011年7月23至24日,由安徽大学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主办,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协办的第三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安徽大学举行。会议开幕式由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峰主持,安徽大学副     

民主实验和新闻改革——美国公共新闻事业思想评析

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美国公共新闻事业既是一场新闻改革,也是一场改良美国民主的社会运动.它是近年来较为集中地体现美国新闻思想和社会思潮变迁的"实验"行动,并引发了学术界对于传统新闻和民主理念的激烈争议.在此理解的基础上,文章试图把历史观照和现实分析结合起来,揭示并分析公共新闻事业发展历程中人们对媒介的角色认知、新闻理念以及民主参与观念的分歧和冲突.     

维新派的政治传播活动及其对我国报刊理论的贡献

维新派的政治思想传播是我国利用大众传播工具进行政治传播的最早范例,开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宣告了大众政治传播时代的到来.维新派的政治思想活动不仅推动了国人自办报刊的产生、发展和完善,而且也在报刊体裁、办报者角色定位、报刊内容、报刊社会地位和报刊理论发展等方面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便士报"传播革命"与"第四权力"的确立

1830年代,以<纽约太阳报>为首的美国便士报引发了美国新闻史上的"传播革命",建立了报刊以新闻信息集聚传播能力,广告则为传播能力进行价值补偿的"双重服务"模式,解决了独立革命以来长期困扰报业的经济独立问题,促使报刊不仅成为政党斗争的工具或业主谋利的企业,而且成为美国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部分.报刊"第四权力"由此成为制度性的权利.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