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政府能力的考量

近年来频发的重大突发性公共性事件突显了我国政府应对重大突发危机事件能力薄弱的现状,主要存在危机管理理念落后、预警系统不完善、应急处置迟缓、部门间协作不力、社会组织参与度不够等问题.本文指出,建立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预警机制、建立完善国家紧急救援体系、健全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法律制度是提升政府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能力的路径选择.     

突发自然灾害事件中网络舆论的表达与引导——以东日本地震海啸事件为例

以东日本地震及海啸事件为例,对突发自然灾害事件中网络舆论传导特征及其合理表达进行了探讨,并总结了网络舆论表达与引导途径。包括及时发布事件一手资讯,表达相关部门权威声音;加强对民生与社会责任的担当;重视对突发自然灾难事件中人道主义关爱与团结聚焦;利用网络舆论焦点时机,加强有关基础科学知识普及;重视灾害事件中心理抚慰和援助引导。     

新媒体背景下的公共舆情管理--以粤东群体事件为例

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应急机制和网络舆情管理存在对突发事件应对重视不够,大众疑问回应不及时,整体舆论环境不透明,持续性公共舆论监督不足等问题。提高政府网络平台的舆情应对能力,要敢于正面应对大众对事实真相的追问,切实尊重公众的知情权。政府管理部门要提高舆情传播理论水平,运用议题设置等传播手法,主动设置议题,动员官方网媒资源参与,对舆情进行积极引导和处理,建立完善有效网络舆情引导机制和公众舆论参与机制。     

对网络公共领域危机的思考——从“艳照”事件看网络公共领域公共性的缺失

在市场经济时代,消费主义借＂受众本位＂的思想对网络公共领域发起挑战,网络公共领域出现了缺失公共性的危机。本文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模式下,对网络＂艳照＂事件中凸显的网络公共领域危机———＂公共性缺失＂问题进行思考,浅析造成网络公共领域危机的原因,并对重塑公共性,建构网络公共领域提出了一些建议。     

有效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范式探析——以“7·5”事件为例

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频发生,传统的范式又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应对危机的效率以及效果难免受到影响。通过借鉴以往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范式,结合乌鲁木齐＂7.5＂事件,从微观领域针对有效应对公共危机范式的建构进行初步探讨,以致力于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     

对民族地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认识——以青海省为例

本文通过对青海省民族地区应急管理现状的分析,以青海省突发公共事件的特殊性为逻辑分析起点,揭示出民族地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说明全国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不能完全应对民族地区的突发公共事件;针对我国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提出民族地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建设与完善的对策建议。     

“弱者抗争”与“身份标签”——惯习视角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话语的功能分析

在形形色色的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话语和网络流行语的表达具有共同的话语方式及价值诉求,布迪厄的惯习理论为我们分析这些话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作为一种可持续可转换的倾向系统,公共事件中的话语表达受到深层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仇官仇富的二元对立是其基本的话语特征.而作为一种策略选择,以“人民”为身份标签不仅可以获得一种道德优越感,还成了社会“正义”的代表.摆脱乌合之众的话语魔咒,首先要还原事实真相,还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公共灾害性事件缘何“再发生”——基于危机学习的理论视角

当前各类公共灾害性事件频繁发生,给地方政府的危机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对危机问题的认识仍然不够全面充分,导致同类型公共灾害性事件多次发生。通过危机学习的“二阶论”可以发现,公共灾害性事件“再发生”的一个被忽略的机制性原因是危机学习在“一阶学习”中存在的局部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导致公共灾害性事件再次发生的问题。上下级互动关系不优、以避责为导向的危机学习容易导致一阶学习不充分与公共灾害性事件的再次发生。传统依赖于上下级互动关系的危机学习模式容易在客观上为公共灾害性事件的再次发生埋下隐患,要解决这一问题须进一步推动政府危机学习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论网络热点事件负面信息的“魔弹”效应——以“李刚门”事件为例

随着我国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网络的影响力日益强大,很多事件在网络放大效应的作用下,由个别事件上升为公共事件。当有关事件的信息在网络上传播时,负面信息往往会产生超乎寻常的传播效果,这种现象与20世纪早期的传播效果理论"魔弹论"不谋而合。以"李刚门"事件为代表的网络热点事件,在传播过程中的负面信息呈现出"魔弹"效应,折射出公众对政府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信息公开的渴求与期待。     

多元参与视域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警示与策略——基于“洁洁良”事件的分析

突发网络舆论事件日益增多,厘清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应对危机对提高其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经由“洁洁良”事件的典型案例分析,基于多元参与的视角归纳出媒体、网民和舆论对象三元主体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行为风险。为有效化解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困境与危机,当前提升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效能需完善事前预警与回应相结合的前置性治理策略,加强事中引导与化解相结合的综合性治理策略以及巩固事后归纳与教育相结合的隐藏性治理策略。     

公共事件报道中的报纸角色扮演及公信力探析——以《南方都市报》“番禺垃圾焚烧厂风波”报道为例

在公共事件中网络媒体的公共角色日益显现,其社会影响力对传统媒体形成挑战,报纸等传统媒体在公共事件中如何扮演好公共角色以提高其公信力?传统媒体通过在公共事件报道中的角色扮演,公共议题的建构、公众参与平台搭建、促成社会共识等方面于提升了媒体影响力和公信力。     

试论父母教育权与其他教育权的关系——以“孟母堂”事件为切入点

"孟母堂"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来关注并重新解读父母教育权与学校教育权和国家教育权之间的关系。父母教育权与学校教育权、国家教育权之间关系处理的重点在于确保儿童的最大利益,在合理行使父母教育权的同时,充分运用学校教育权与国家教育权,与公共教育体系达成一种良性互动与合作的关系,从而促进父母教育权与学校教育权和国家教育权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网络存储行为的刑法规制路径——以“快播”案为切入点

网络存储平台的主要功能是资源的存储与交换,设计初衷是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在广义的网络存储行为中,存储技术的研发行为、以合法目的将网络存储技术投入市场的行为、技术支持提供方只知网络存储平台的投入市场是合法行为而不知用户利用网络存储平台从事犯罪活动但提供技术支持的行为,这三类行为都不应当负刑事责任。以非法目的将网络存储技术投入市场的行为,用户使用网络存储平台传播非法内容的行为,平台开发商及运营商应当进行监督管理而不监督管理的行为,技术支持提供方明知网络存储平台的投入市场是为了非法目的而为其提供技术支持的四类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     

网络公共领域的法律舆论：意义与限度——以“微博上的小河案”为例

网络公共领域既非“乌托邦”亦非“敌托邦”,而是互联网系统的子系统。“微博上的小河案”表明,网络公共领域基于独特的技术设置,自主生产了案件的重大意义,使之独立于主流媒体广泛传播。然而,网络公共领域与法律系统的观察范式截然不同;塑造网络法律舆论的不是法律因素,而是大众传媒和意识形态因素,归根结底是互联网系统的结构。就法治发展而言,网络法律舆论有益于保障法律系统的封闭运作,但也容易消解法律逻辑和化约法律问题,甚至加剧法律共同体的内部分裂,迫使司法子系统寻求权力的庇护。     

网络时代我国公民的非制度化参与研究——以“开胸验肺”网络维权行动为研究视角

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在互联网的助推下,网络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对社会冲击的广度与强烈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时代公民非制度化参与的典型表现.通过观察近几年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维权行动是一亮点.本文以政治参与理论为支撑,运用社会冲突理论对网络维权行动的发生机制与性质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以特定利益诉求为目的但并不冲击现行政治统治的网络维权行动应被政治体制所吸纳,成为利益表达的常态.     

对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分析——以温州出租车司机的“罢运”事件为例

温州是全国唯一全面实现出租车个体化改革的城市,曾被视为化解各地出租车产权矛盾的典范.但在2009年7月28日,温州发生了出租车罢运事件.用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视角分析这个事件,可以得到很多启示.而其中最令人尴尬的是这样一个结论,即有序的参与常常是无效的,而有效的参与又往往是无序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端正决策者的观念,提高参与者的素质,增加决策的透明度,构建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度平台.     

“与时间赛跑的立法”：行政应急权的生成及其逻辑考量——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

立法机构在应急管理中的角色与作用一直未被系统研究。在过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我国各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与时间赛跑,通过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方式进行紧急立法授权,生成政府应急防控急需的行政应急权,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法治支撑作用。原本被“虚置”的人大决定权也因承载着行政应急权的生成职责而被应时激活。地方人大通过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生成行政应急权具有内在的契合性,遵循着三重基本逻辑：其一,应急防控亟需权威机构紧急立法,以确立紧急时的社会规范,即紧急立法需求是地方人大生成行政应急权的基本前提;其二,人大决定权的准立法性、应急性与补缺性等属性与应急功能高度匹配,具备紧急立法能效,即立法功能匹配是地方人大生成行政应急权的基本要素;其三,“上位法”与预先设定应急权的重申、行政应急权优先性的确立以及临时管控权力的新授是行政应急权生成的三个面向,即确权与新授是各级地方人大生成行政应急权的基本路径。     

公共文化服务促进乡村文旅融合内生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以宁波“一人一艺”乡村计划为例

乡村文旅既是国家文旅融合发展的政策着力点之一,也是乡村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的重要工作领域。文旅分治时期,乡村文旅基于市场倒逼而自发地实现了项目化的融合发展,但在文化维度上不能突破乡村文化传承困境,在经济维度上不能解决旅游经济漏损问题,无法形成内生发展的动力机制。宁波的"一人一艺"乡村计划,以艺术普及为主旨和核心,为乡村文旅融合内生发展提供了多维动力机制:文化动力,以公共文化服务激活乡村文化内在价值;空间动力,以公共文化服务构建主客共享的文化空间;经济动力,以公共文化服务激发文化消费活力。"一人一艺"乡村计划及其实践,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来保障乡村文化成长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关联带动文旅融合与全域旅游发展,为乡村从内部推动文化建设、产业振兴提供了良好的战略设计和行动框架。     

论不良网络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性道德观”的影响及对策——以杭州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剧变期.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其中之一就是部分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随之而来的是“性道德观”的迷误及性行为的不当.主要表现为堕胎、坐台、当“二奶”、“一夜情”、被“周末性承包”、自杀、他杀等现象频频发生.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很多,本文只重点分析不良网络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性道德观”的影响,并从七个方面提出了治理对策.希望能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及净化社会风气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