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广东省东莞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经济融入因素中,每天工作时间、职务层次和个人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社会生活融入因素中,与邻居的相熟度和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文化心理融入因素中,愿意参与本地社会事务、愿意和本地人交朋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年龄、户口和受教育程度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本文在北京、广州、昆明、沈阳、西安五个省会城市取样的基础上,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情感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最大,其次为资讯支持和工具支持。路径分析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年龄、受教育程度还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完全经由社会支持这一变量来实现。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该研究以郑州市及周边地区的279名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结合肖水源于1993年修订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进行现状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社会支持总分为36.38±6.47,主观支持分为22.47±4.17,客观支持分为7.34±3.09,对支持的利用度为6.57±1.92。社会支持各维度的得分均显著低于社区常住人口。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居住条件、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在社会支持各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是社会支持的主要影响因素。从上述因素出发,优化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体系,维护农民工的身心健康,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原因及其制度化政治参与路径

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不实——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相对较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不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的虚置与缺失;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内化不深——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文化落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社会认同感不强——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努力夯实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完善制度建设,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对新生代农民工普及教育和加强培训,提高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政治文化水平;转变城市居民的社会观念,增强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感。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

文章利用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规模、年龄、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外出时间、外出距离、流出和流入省份等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社会特征进行了总结。     

技术工人个体特征与阶层认同——基于2006CGSS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6年全国城乡居民生活调查数据,研究技术工人的不同特征与其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表明,技术工人的户籍、婚姻状况等因素与其主观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不大;技术工人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资格等级、收入、从事当前工作的年限等因素则与之关系密切。女性技术工人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显著高于男性;文化程度高的技术工人认同的阶层地位显著高于中低文化程度者;高收入技术工人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显著高于中低收入者;技术工人的年龄、从事当前工作的年限与他们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之间都呈现出一种U形相关状态;技术工人的职业资格等级与他们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之间呈现出一种倒u形相关状态。     

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新方向

主观幸福感的早期研究首先着重描述不同类别人群的幸福,特别是在年龄、性别、收入、教育等人口因素方面进行比较。在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第二阶段,理论模型得以探索,而且强调如性情、目标实现、适应和社会比较等变量。第二阶段的研究还包括主观幸福感测量的改进和验证。目前最尖端的第三阶段研究包括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探讨,以便清晰地认识影响不同测量的各种心理过程;以及探索多重测量和纵向设计方面的理论模型。     

购房能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吗?

文章基于CGSS2008数据,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进行研究发现,中低收入居民不管购房还是不购房,其主观幸福感都会显著下降;而对于高收入居民来说,购房其主观幸福感会显著提高,不购房则其主观幸福感会显著下降。因此,政府不仅应引领住房保障向保障居民"有房住"、通过共有产权住房等方式帮助居民"有房产"的方向发展,而且还应健全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机制,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提高服务水平,让人们体会到租房的幸福感。这有助于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水平,也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农民工工资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问卷调查

妇女的发展程度体现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女性农民工,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中的弱势。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男女农民工在工资收入上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农民工的收入低于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仅为男性农民工的73.94%,女性农民工的小时工资收入仅为男性农民工的73.36%。通过控制人口等变量特征,发现女性农民工的月工资或小时工资都比男性农民工低20%以上。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发现男女农民工在收入上存在明显差异,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总工龄、工种对性别工资的影响显著;性别工资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占3/4左右,农民工的工资可能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     

大学生综合幸福感结构验证与影响因素分析

以《综合幸福感问卷》为工具研究大学生综合幸福感。发现大学生幸福感在性别、文理科方面无显著性差异;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幸福感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学生干部的幸福感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城市学生幸福感高于农村学生;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幸福感有显著差异;经济因素主要影响主观幸福感;运动能提高幸福感,但过量运动反而会导致幸福水平下降。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回归作用的依次是运动时间、是否贫困生、年级、生活支出、性别、是否学生干部．对心理幸福感有显著回归作用的依次是是否学生干部、年级、运动时间和城乡来源。研究发现SWB与PWB都是幸福感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传统到现代: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转型及困境

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正经历着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其婚恋观和婚恋行为现代化特征增强,主要表现为追求婚恋自由、婚恋自主,婚恋理性化和时尚化程度提高;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面临着一些婚恋困境,困境的消除需要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政府、社会三方面入手。     

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意识与权利表达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意识逐步觉醒,他们开始寻求自由、平等的发展机会,期望身份认同,具有强烈的公共参与意识和权利表达诉求。为此,需根据其权利诉愿的特性作出理性的回应．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在理念上实现农民工身份的转换,即从农民工向公民转变。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真正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和平等的公民权利;畅通底层与精英问的流通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发展的机会均等;创新社会参与机制,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结构力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新生代农民工平等分享发展利益;优化权利救济制度,构筑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诉求的理性平台。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发展路径研究

城市化是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向,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发展不仅包括职业的发展,也包括能力发展和心理的发展,是一个综合的发展过程。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面临着观念、能力、制度、身份、文化等多方面的障碍,为此,要积极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自我发展机制、政府推进机制、市场推动机制、社会支持机制、城乡互动机制和城市发展机制。     

劳动力市场分割、培训机会获取与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收益率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高低关系到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对提高其就业能力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本文根据调查样本数据,建立Logistic和Stepwise回归模型,在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选择影响因素并对培训收益率进行研究,发现职业培训对低学历者存在"挤出效应",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农民工的培训机会和培训收益方面存在显著影响;与学校教育相比,职业技能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增长作用仍待进一步提高。据分析,政府必须统筹规划不同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优化配置培训资源;同时,为提高职业培训的效率和效益,必须对免费培训选择性的"提档升级",努力规避培训对低学历的"挤出效应"。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特征及其治理:上海例证

特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有其内在根源与特定路径,职业分类、生活方式与代际分化促使其形成不同于初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融入意愿,其流动路径的形成源自于其城乡生活经验的内在身体化,而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在于"流动性"所带来的地域文化差异体验与"新家乡"情感意识的自我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治理策略在于分类考察不同职业打工者的日常生活,研究其社会融入的意愿动机、生活经历、群体组织以及社会交往等,在此基础上探寻如何重塑城市社会信任体系与文化价值观念认同,从而对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福利政策、文化生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联条件与协调作用重新予以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会认同考量

社会认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至关重要.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农经历、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物质和精神要求、市民化意愿等方面有鲜明的群体特征.但目前社会认同困境阻碍着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制度制约、自身地位制约、社会关系网络制约等.摆脱这一困境,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城市居民宽容接纳,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及劳动技能等.只有达到了身份认同、城市认同和自我认同相统一,他们在城市才能感受到“主人翁”归属感,从而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     

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研究

文章基于CHIPS2007流动人口数据,对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相对于在城市独立租房的农民工而言,合租和居住单位宿舍农民工婚姻不稳定系数变动增大;与居住非城区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城区农民工婚姻更加稳定;与居住在平房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楼房的农民工婚姻更加和谐。随着城市住房使用面积增大、饮水条件改善、卫生设备提高以及取暖设备完善,婚姻稳定性也显著增强。同时也发现农民工城市住房使用面积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农民工城市住房产权不显著影响该群体的婚姻稳定性。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社会认匾与社会融入：浙江两市调查

以浙江温州、丽水两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经济状况、身份认同、乡土认同、城市认同和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考察其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文化融入状况。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社会认同建构和社会融入,应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创设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丰富城市社区的文化生活,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国际经验与制度构建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参保率低;社会保障不完善;统筹范围小、层次低。构建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应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建设;尽快消除制度障碍;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分层次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组建劳务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