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本文在北京、广州、昆明、沈阳、西安五个省会城市取样的基础上,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情感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最大,其次为资讯支持和工具支持。路径分析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年龄、受教育程度还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完全经由社会支持这一变量来实现。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该研究以郑州市及周边地区的279名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结合肖水源于1993年修订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进行现状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社会支持总分为36.38±6.47,主观支持分为22.47±4.17,客观支持分为7.34±3.09,对支持的利用度为6.57±1.92。社会支持各维度的得分均显著低于社区常住人口。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居住条件、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在社会支持各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是社会支持的主要影响因素。从上述因素出发,优化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体系,维护农民工的身心健康,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管理问题初探

本文在文献考察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管理应该用平等的政策处理农民工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用统一的政策处理农民工的生产与生活的关系;用发展的政策处理农民工生存的城乡地域之间的矛盾。     

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一个特殊而又极为重要的庞大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近50%的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渴求彻底地融入城市生活,然而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在这一矛盾的前提下,社会的稳定受到了挑战。新生代农民工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在面对外在客观环境、自身价值定位及切身利益实现的诸多现实问题时,他们对社会稳定具有双重影响的作用。因此,探索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有益于我们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新特点及金融支持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呈现出新的特点,同时,他们在自主创业过程中面临获得金融支持的困境。为此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金融支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对策措施: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营造良好的金融投资环境;完善农村信用担保体系,构建规范的农村信用环境;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

就业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的重要问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难题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因素复杂多样,社会资本是其中的显性因素之一。社会资本能够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降低就业成本、维护合法权益,也有益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更加全面地发展。然而,离土又离乡的异地就业,导致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规模小,存量少,种类单一,同质化严重,严重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提升。因此,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均应作出努力,拓展社会资本的存量与种类,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服务。     

性别、婚姻与主观幸福感

婚姻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和改变有着重要作用。我国男性和女性因婚姻关系的存在而发生的主观幸福感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前者比后者的提升更为明显,后者甚至出现了幸福感水平的降低。本文使用cGss2010的数据,在对这一情况进行描述验证的同时,也提出婚姻关系条件下的相关因素假设,在社会支持、社会资本和经济效用等理论的基础上,以家庭支持、社会交往和个人收入等因素为解释变量,建构我国居民婚姻状况下个人主观幸福感性别差异产生的机制,对产生这种两性差异的原因做出了解释。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会认同考量

社会认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至关重要.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农经历、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物质和精神要求、市民化意愿等方面有鲜明的群体特征.但目前社会认同困境阻碍着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制度制约、自身地位制约、社会关系网络制约等.摆脱这一困境,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城市居民宽容接纳,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及劳动技能等.只有达到了身份认同、城市认同和自我认同相统一,他们在城市才能感受到“主人翁”归属感,从而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广东省东莞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经济融入因素中,每天工作时间、职务层次和个人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社会生活融入因素中,与邻居的相熟度和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文化心理融入因素中,愿意参与本地社会事务、愿意和本地人交朋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年龄、户口和受教育程度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参与状况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参与频度不佳,参与质量不高。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参与经济条件、休闲时间条件以及外部供给条件都较差。月平均休息天数、企业、社区和共青团组织的文化活动供给程度是影响他们文化参与频度的重要因素;年龄、文化程度、每天平均工作时间以及企业、社区、共青团组织的文化活动供给状况是影响他们文化参与质量的重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社会认匾与社会融入：浙江两市调查

以浙江温州、丽水两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经济状况、身份认同、乡土认同、城市认同和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考察其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文化融入状况。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社会认同建构和社会融入,应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创设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丰富城市社区的文化生活,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发展路径研究

城市化是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向,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发展不仅包括职业的发展,也包括能力发展和心理的发展,是一个综合的发展过程。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面临着观念、能力、制度、身份、文化等多方面的障碍,为此,要积极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自我发展机制、政府推进机制、市场推动机制、社会支持机制、城乡互动机制和城市发展机制。     

社会工作视阈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社区融入问题探析

社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结构,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化组织载体,更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困难的重要突破口。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尽早尽快融入城市生活,既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深化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全面分析、评估新生代农民工社区融入优势及困境,从情感融入和行为融入两个方面,结合社会工作专业理念、方法提出自觉融入和组织融入的建议,以期有效推动新生代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社区,共享城市文明。     

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意识与权利表达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意识逐步觉醒,他们开始寻求自由、平等的发展机会,期望身份认同,具有强烈的公共参与意识和权利表达诉求。为此,需根据其权利诉愿的特性作出理性的回应．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在理念上实现农民工身份的转换,即从农民工向公民转变。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真正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和平等的公民权利;畅通底层与精英问的流通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发展的机会均等;创新社会参与机制,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结构力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新生代农民工平等分享发展利益;优化权利救济制度,构筑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诉求的理性平台。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成败。但目前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落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缺失。要加快农民工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降低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标准,建立与农民工收入水平联动的缴费标准机制,构建科学的农民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制度,加大国家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及其政策设计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我国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选择重庆制造业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制度融入、文化心理融入四个维度来分析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政策需求优先序。分析表明,新时期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关键是要把以人为本、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作为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以稳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为方向。     

憧憬、追求中的压力与困惑——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心态调查分析

本文运用问卷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分析了青年农民工的生存心态。研究发现,憧憬美好生活与追求进步是青年农民工生存心态的主流,压力与困惑来自变化中的外部条件和自身的双重作用。研究认为农民工的＂另类＂特征被人为地放大,容易强化其＂弱势＂心态。接纳与增权将激发青年农民工的潜能,促进其良好生存心态的形成和自我价值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