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知行认识观与毛泽东实践认识论比较研究

"知行认识观"是孙中山最主要的哲学思想,其重视"行"(实践)的基础地位和"知"(认识理论)的指导作用,与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具有相通之处。但在"知"与"行"涵义的界定、知行统一关系以及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上,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哲学认识论却呈现出较大的不同。究其原因,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特征、阶级属性和理论来源有着很大的关联。     

从“自我提升”到“真知的意味”

朱子所言“知”“行”的核心义涵，不是“成物”领域内的“认识此事物并谋定处置方案”和“将之付诸实施”，而是“成己”领域内的“自我提升”和“自我保持”。其对于知行轻重的看法，并非“行重于知”，而是知行各有其“重”。朱子对于知作出了浅、深的区分，对于行则相应地作出了小、大的区分，其在知行次第问题上的看法与其说是“知先行后”，不如说是“浅知-小行—深知-大行”。朱子有时以“真知”为“行”的前提，有时又以“行”为“真知”的前提，似涉逻辑谬误，但实际上后一种说法中的“真知”并不是指“真知”本身，而是指“真知的意味”。这些关键点的探明，极有助于重新理解朱子知行论的价值以及日常的知行实践。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知行观

知与行是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的基本范畴。毛泽东对它用辩证唯物论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变革。在认识来源上,阐明了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认识来源于实践,摒弃了主观唯心的修心说和格物论的直观性。在认识过程上,阐明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两次飞跃,这是知行观的重大发展。在认识真理标准上,批判了主观真理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对知行统一论作了批判改造,提出“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论知行范畴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均世纪,”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知行问题就出现和展开于先秦时期。这时期,知行概念从单个到对应,知行关系从偏面到辩证,终历了一个完整的阶段,成为知行范畴发展的逻辑起点。知和行并非作为哲学概念而产生。行的最初含义是道路,后来逐渐引申为走路,行动和践履;在作为哲学概念时,它才具有道德实践、实际行动和所作所为等意义。知的概念出现较晚,它包含知识、认识和理解等方面的涵义,通常与言、学问等概念相提并用。知和行作为     

孙中山的知行观新论

孙中山的知行观是唯物主义的知行观。他主张行是知的源泉和基础，是知的发展动力，是检验知的正确与否的标准，并主张通过行而求得知，然后用知指导行。在知与行的难易关系对比中，孙中山主张知难行易，且知行过程中的难易具有相对性。孙中山的知行观继承和发展了古代中国哲学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具有明显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因素。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道德修养论意义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混淆“知”与“行”的界限,其哲学理论上的纰缪是明显的。但王学此说的立言宗旨在于解决人们的道德修养过程中知行脱节的实际问题,因而王阳明关于“知行合一”的论证中又包含了对于解决人们道德修养的实际问题有价值的认识     

论老子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

以道为核心的老子哲学是生存哲学。老子苦苦追求人类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生存途径，并力图以“自然无为”论予以解决，足以表明他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但是老子以否定人的主体性迎合所谓客观“自然”的生存规律，本质上否定了人的社会性，是一种非人化的主张。这也正是老子哲学的悲剧所在。产生老子哲学目的与手段的背离现象的思想根源在于他对产生人性的社会原因不甚理解，但是老子相当深刻地认识到人的目的性活动与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直至今日，仍颇具启发意义     

船山于朱子、阳明“知行之辩”互斥模式之解构

在价值层面,朱子、阳明都企图达到知行统一之目标。在学理的架构上,朱子、阳明因时立言,其“知行”在先后上,呈互斥模式：朱子主张知先行后,偏重于求知;阳明企图扭转此局面,而倡“知行同时发动”之说,更强调“行”。船山也有知行统一之宏愿,在同情了解之后,指出朱子、阳明二人均重知而轻行,随后赋予知行之“先后”以“缓急”的内蕴。在理论架构上,船山主张“知缓行急”,将行作为知的目的与归宿,无分先后,解构了朱王二人的知行观,化解了其互斥模式,力争使得知行统一在学理上成为可能,亦试图求得圣人原意,使得己说不止于因时立言,而赋予其“千万年语”之意涵。     

老子的“道”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兼评黑格尔对老子哲学的偏见

黑格尔对老子哲学抱有偏见，认为它只是处于哲学的初级阶段。事实上，老子的哲学范畴“道”与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范畴“过各斯”互有同异．在辩证法方面，老予并不逊色于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林是西方哲学史上辩证法奠基人之一，老于的辩证法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则是影响较大的派别之一，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黑格尔对老子哲学的偏见主要缘于他对中国汉语文及老予哲学的不了解，甚至是曲解。     

关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孙中山的认识论,集中表现在他的“知难行易”学说中。知和行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知和行这对矛盾,它本身就包容有双层含义:一方面是知和行谁为第一性,谁为第二性,即谁决定谁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人们的认识实践过程中,知行矛盾,对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具体实践的人来说,不可避免的还存在着矛盾双方谁为主、次,谁难谁易的问题。而孙中山从革命实践的需要出发,提出“知难行易”说,对知行关系的各方面作了系统的阐述,其内容是深刻的。下边就这一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以求正于大家。     

哲学精神的文艺表现——从哲学角度读《讲话》

在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的著作中,始终如一地贯穿着他的哲学思想和时代的哲学精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也不例外。可以说,《讲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文艺表现。 1.《讲话》体现了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了解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的意义,“不能了解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毛泽东选集》第2版,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282页)。因此,形而上学反映论不懂得社会实践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不懂得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从而不懂得反映过程就是能动的过程。毛泽东把自己的主要认识论著作题为《实践论》,     

“本心之知”视域下王阳明“知行合一”重探

作为龙场悟道以后提出的首个重要命题，“知行合一”贯穿于王阳明中晚年思想。在他看来，“知”从根本上来说是指直接发自本心的痛切感受、本然好恶，即“本心之知”。知行合一有三层含义：本来合一、能够合一，应该合一。这一命题旨在纠正朱子对本心之知作用的忽视，强调它具有直接性和充足性，提醒人们将它的直接性和充足性具体实现出来。知行合一的表述形式并不完美，因为“知”既可表示本心之知，也可表示知识或知觉，以至于容易混淆；而“合一”的逻辑前提是分离，因而这个命题本身就潜藏着否定知行一体的因素。王阳明之所以仍采取这一形式，是为了提醒人们重建知与行，进而重建我与万物的原初关联，让人意识到知原本就是能导出行的痛切之知。     

弗立茨·毛斯纳的语言批判论

毛斯纳的“语言批判”是近代最反动的一种资产阶级“语言哲学”。在许多根本问题上,毛斯纳的“哲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人类语言并不能反映客观现实,因此否定语言作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工具的作用;他不承认语言中的词是客观事物和现象本质的概括,即不承认词的内容是标明一般概念的,硬说词没有一定的意义,因此否定语言作为人类最完善的交际、交流思想工具的作用。否定了语言在人类认识世界和社会交际中的巨大作用,他就主张根本取消语言,使人们永远保持“沉默”。他否定了语言是人类社会里客观存在的东西,即否定了语言的物质意义,认为“语言只是语言的应用”,“只有发音器官的暂时运动是真实的”,因此语言被他看成只是一种“抽象观念”。关于语言与思维的辩证关系,他也采取否定的态度,把二者归结为“同一的行为”,并同时否定语言与思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他认为研究哲学最重要的工作即是对语言进行“批判”(当然也对思维进行批判,因为在他看来二者是同一的),他所谓“批判”意思是否定、取消,而他之所以这样主张,正是为了证明他的“人们永远不能认识世界”的不可知论。毛斯纳的“语言哲学”的最荒诞之处还在于他不得不打破他的“沉默”而运用语言来进行他的“语言批判”。魏勒的这篇文章比较系统的介绍了毛斯纳的“语言哲学”,在编译当中,我们刪去了少数无关重要的部分。     

老子反向思维方式探微

“反者道之动”、“正言若反”是老子提出的独特的思维方式。老子对“道”概念的抽绎、道学体系的建构及其特质的说明皆与这种反向思维方式密切相关，把握住这一思维方式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老子哲学的丰富内涵。同时，从事物的负面、否定面了解和认识事物的思维路径及其方法对今天仍具极大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论老子的欲望观

对《老子》思想的解读，尤其是对《老子》中的欲望观问题的探讨，近些年来学者们论辩激烈、见解各异。有很多学者认为老子的思想是厌世的，消极的，因此他自然是主张禁欲的。这一看法是对老子“无欲”观点的表面理解。实际上，老子对真正的欲望并没有否定。相反，他以“道之自然”等为其哲学基础，构建了一套以自然生命欲望为核心的欲望体系。     

论《老子》哲学的“有无同一性问题”

本文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入手 ,以老子对“哲学最高问题” ,即“道”的本体论的阐述作为前提 ,解读《老子》哲学的“有无同一性问题”。首先 ,本文揭示老子认识论主知的特色 ,作为世界本原、始基的“道”以及由它化生的事物与现象是可以认识的。其次 ,对《老子》哲学中关于怎样认识具体事物以及实现与“道”的绝对同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抓住老子认识论中“为学”与“为道”的矛盾 ,最终揭示出老子认识论的消除欲望、放弃实践、超越感性、止息思维、浑然与天道合一的认识特点。     

试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重在其“行”

“知行合一”是王守仁早年讲学时着力主张的思想,晚年他仍对此“言之屡屡”,可以说“知行合一“是他毕生强调的主要思想.早在明清之际,王夫之就批评王守仁的“知行全一”说是“以知为行”、“销行以归知”.(《尚书引义·说命中二》)此说一出,遂成定论,至今许多论著还常引它作为批评王守仁知行观的根据,认为知行合一的实质是以知吞并行,     

王阳明“知行合一”新论——基于心物一体存在视域的分析

王阳明之“知行合一”基于“心外无物”的存在,而此存在的分裂则是造成知行二分的原因。就知行本体言,“知”是作为万物本体之良知明觉的发见,并且因心物一体之故,良知明觉之发见亦即存在之开显;“行”包括人之意念与身行,但因意念、身行与万物之存在一体不分,故“行”实指向良知之开显或存在之开显。因此,“知”与“行”皆为良知在时间中的开显,是同一存在的不同面向。就功夫言,“知”指体知良知,“行”指开显良知。因为良知非存在又与存在不分,且心物一体之真实存在没有主客之分,故知良知即开显良知为一体性的存在而抵达良知。因此,“知行”是一个致良知功夫的两个方面,二者皆指开显良知为真实的存在,即一体性地“存—在”是知行合一功夫的本然。     

老子时间观探微

老子没有论述时间的专著,但老子的哲学思想中包含了他的时间观,可称之为老子的时间哲学。老子时间观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循环时间观。讨论了老子时间观的思想根源和基本内涵,老子哲学中的“有”、“无”思想和“道”的论述如何体现老子时间观的本质,以及老子关于道德的演变过程的论述如何体现他对事物发展时间先后顺序的观点。这些问题的探讨与分析对于我们认识老子时间观及其科学性以及对现代时间观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学习《实践论》的一点体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认识论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开头就说:“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9页)由于认识来源于实践又作用于实践,所以毛泽东同志把它的论述认识论的著作,干脆叫《实践论》。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大特点,一是阶级性,二是实践性。毛泽东同志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时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实践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