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库尔德移民融入困境探析——以阿迪格共和国族际关系为例

族际关系治理是当代俄罗斯作为多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重要政治任务。在族际政治与国际政治交融的背景下,由库尔德移民所引发的族际冲突,不仅存在外溢风险,而且对俄罗斯周边地区安全和国际秩序也带来严峻的挑战。为消除库尔德移民与其他族裔的冲突,并促进他们在俄罗斯社会的融入适应,本文以阿迪格共和国族际关系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库尔德移民与当地社会的融合状况及存在的困境。研究显示,库尔德移民在俄境内社会融入缓慢,但进程一直在持续。他们在维护自身族群利益的同时,需要超越群体主义的视野,加强与其他族裔融合的程度。这是未来库尔德移民融入适应的重要方面,也是俄罗斯建构国家认同的发展方向。当前库尔德移民的融入困境,从侧面也反映了当前俄罗斯所面临的由外来移民所带来的民族关系复杂化的发展困境。     

荷兰少数族群政策初探

战后移民的持续到来迫使荷兰放弃"非移民国家"观念,承认移民永久化。1983年,荷兰出台少数族群政策,开始系统地处理外来移民问题。少数族群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外来移民构成的少数族群,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三个方面,旨在保持少数族群文化认同的同时促进他们融入荷兰社会,带有明显的多元文化主义特征。由于荷兰经济低迷,少数族群政策的成效差强人意。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荷兰少数族群社会经济隔离状况日益显露,反移民情绪高涨,少数族群政策面临严峻挑战。     

族群岛:屯堡人的文化策略

屯堡人作为明清时期军屯、商屯、民屯汉人移民的后裔,几百年来虽然长期生活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却以特殊的文化策略强烈地保持着明代江南地区的文化传统,凸显出自己的文化品格,成为西南汉族中一个特色鲜明的族群岛.     

大树底下同乘凉--《祖荫下》重访与西镇人族群认同的变迁

由华裔人类学家许?R光撰写的<祖荫下>出版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书中以西镇"民家人"的家与亲属制度作为代表,分析整个中国情况的做法也由此受到了广泛的争议.对西镇的重访发现经历了50多年变迁的西镇仍然生活在"祖荫下",他们在七月祭祖的同时,会在正二月间祭拜当地的保护神--本主.他们的认同也存在着编撰家谱所呈现出的"汉人族源认同"与强烈的"白族认同"两个方面,是一种"双重认同"."祖荫下"生活着的是一群不能仅仅用"汉人"来理解的多元文化群体.     

阿勒泰市红墩镇汉人社会的形成与变迁

通过对阿勒泰市红墩镇老户儿家这一汉人移民社会形成与之后的社会文化变迁的考察,认为移民群体在迁徙至迁入地时,面临自然与社会环境变迁,必然会引发文化适应;文化适应的具体策略受场域的制约,因场域的变化而变化.     

明清柳州“城-郭”民族空间的分布与演化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柳州外来移民与土著民族在空间上的分布特点、对立与融合状态,揭示明清外来移民在柳州不断向附郭西南扩展其生活、生产空间的历史演化过程.柳州城郭的民族空间分布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明代民族的“城-郭”对立阶段和清乾嘉后“民-夷”融合的混居阶段.清中叶后的马平县基本消除民族矛盾,形成以汉族为主体、各民族融合的社会结构,其中广东客家移民因具有聚族而居的文化特征,适应了清初马平县的民族对立,推进了移民与土著的文化融合,其客家民居反映了清中叶以来客家人为主的外来移民与土著民族相互交流、影响的历史印记.     

做客敕勒川

宗族是汉人社会的一个文化表征体系,对于理解空间中国的形成具有重要认识论价值。宗族制度可以到华南、台湾,甚至域外,但在西北却不能向内亚腹地延伸。内蒙古河套平原上的大量汉人移民,大多是走西口的后代,但是他们却不在口外造宗族,而是回归祖籍与老家的同宗人口一起从事宗族活动。这篇简短的民族志报告试图探索口外的汉人何以要回到老家建设宗族。     

浅析现代化进程中影响裕固族族际通婚的因素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裕固族的婚姻习俗、婚姻圈和择偶标准都发生了变化,族际通婚比例逐年增加;族际通婚是多种因素综合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动态的社会现象;在当前社会中,裕固族族际通婚还受到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人口分布格局、人口流动和外来移民等因素的影响.     

侯莫陈氏族源书写新探

族源书写是胡族融入汉族社会、淡化自身种族身份的汉化手段之一,表现为胡族通过改易姓氏、嫁接世系、攀附汉人祖先和郡望,以“源出于汉”的族源书写形成族源认同。北朝隋唐时期侯莫陈氏家族在反复改易姓氏的过程中与刘姓产生密切联系,利用刘姓的祖先资源建构了源出于刘、避难入边的历史。透过侯莫陈氏墓志的族源记载,可以历史性“复原”侯莫陈氏攀附汉人族源的过程。族源书写的内容呈现出愈是晚出、愈加精密的特征,这一知识整合过程反映出侯莫陈氏家族对于汉文化的认识不断加深、认同感不断增强的发展脉络。     

久居中亚的俄罗斯人——对异民族环境的适应问题

许多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这样的情况本民族的一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远离故土,来到陌生的异国他乡,置身于全新的异民族环境中,并逐步适应陌生的环境。沙俄时期,大批俄罗斯人作为“农民殖民者”移居中亚,这些俄罗斯农民移民就属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域群体。他们长期生活在与祖籍地不同的自然、气候条件下,与文化传统相去甚远的异民族居民交往。在对这种全新生活环境的适应过程中,他们与异民族居民建立了一种新的族际关系,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族际交流文化。     

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

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 ,是由于汉族移民中的一批通晓汉文化、通晓儒学的人 ,主要通过辟召为郡县属僚 ,占据地方权力 ,取得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并使掌控的文化世袭化 ,发展而为大姓势力。他们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 ,乘机占有原来的编户以为部曲 ,成为称雄南中的军事和经济力量 ,使南中地区汉族自耕农 -地主社会转变为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半农奴社会。另外 ,大姓部曲中聘策而来的“恶夷”实际仅在有事时可供利用 ,大姓并未能完全控制 ,造成后来大姓和夷帅结合的局面 ,成为东晋南朝南中地区汉族社会出现夷化的政治前提。     

周秦两汉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形成与嬗变

在战国秦汉西南开发的特殊历史背景下 ,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萌发于战国后期 ,正式形成于西汉司马迁之《史记》。其标志为 :“西南夷”作为秦汉大一统国家疆域中“四夷”之一部的独立地位的确立 ,以及具有鲜明区域特征的 ,以巴蜀为中心划分“南夷”、“西夷”的民族分布布局基本理念和划分方法的形成。经东汉两晋的嬗变 ,两汉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呈现出马、班 ,常璩 ,范晔三种明显有别的划分方法和认识观念。周秦两汉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萌生、形成和嬗变的客观历程 ,历代史家区域民族地理划分方法和认识观念的形成 ,既客观反映了西南区域开发和民族融合 (华夏化 )的历史进程 ,亦反映了史家所处时代之现实需要和个人之史识、史观     

西部六城市流动人口调查综合报告

自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以来,在西部省区基础设施和许多行业的大量投资吸引了大量来自东部和邻近农村的流动人员。我国西部是少数族群聚居区,在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存在相互协作的广阔空间,也存在发展机会和利益分配方面的相互竞争关系。为了调查和分析近年来西部的人口流动及其对当地族群关系的影响,我们在西部六个重要城市开展了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本文以这次问卷调查的数据为基础,系统地分析了西部大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就业状况、收入与消费情况以及他们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交往。这些量化分析的研究成果,将便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人口流动对当地经济建设、社会生活和族际交往所带来的影响。     

彝民团对凉山民族工作的影响与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彝民团从建团到全部使命的完成,走过了一条34年可歌可泣的发展道路,为凉山人民彻底翻身解放和推动凉山经济发展,谱写了无可替代且永不磨灭的历史篇章。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军民传奇历史却一直只存留于民间记忆,或散载于州内内部资料而未曾专门公开发表或出版,而鲜为公众所知晓。本文主要在参考梁文英、毛均茹、李仕安和中国科学院等所著文本资料基础上,首次论述彝民团的建立过程及其为推动凉山彝族地区民族工作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在彝民团发展的岁月里,它经历了扩编和最终撤销的历程,所留下的宝贵经验,为我们探索今后军队与民族工作关系模式提供了重要依据。     

政治多元化与港澳台族群的和平跨居--全球化背景下的华南经济圈研究之三

文化的多样性是一种历史性的力量,族群的政治认同因此具有层次性。香港、澳门回归前后,当地族群的国家认同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他们国籍选择上,国籍选定成为港澳居民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重要标志。尽管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族属认同的边界有所相同,但在国家整体利益高于族群个人利益的情况下,三者的关系又比较紧密。在香港、澳门《基本法》及“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原则下,香港人和澳门人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趋于合一。海峡两岸目前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在国家的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的前提下,两岸的政治对话应该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国家认同”。在“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框架内,台湾族群可以与港澳地区在相似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也可以与大陆人民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港澳台三地之间的族群“和平跨居”,“跨越”的是“国家认同”(中国)下的不同行政地域边界;港澳台与大陆之间的“和平跨居”,“跨越”的是不同的行政地域边界和社会制度边界;而港澳台地区国内族群与国外族群的“和平跨居”,“跨越”的则是不同的国家疆界。港澳台地区的族群的“和平跨居”,将在全球经济交往和族群关系互动中得以实现。     

略论元代屯田与民族迁徙

本文通过对元代屯田的考察 ,论述了元朝境内大量的人口流动、民族迁徙———包括汉族向边疆民族地区迁徙 ,少数民族向汉族地区迁徙 ,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迁徙。虽然元朝的统治者实行屯田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军粮、开垦荒地、发展农业 ,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流动、民族的迁徙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民族的融合     

Marital Assimilation between the Muslim Hui and the Han Major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t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marital assimilation of the ethnic Hui, the biggest Muslim minority group in China, with the Han major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ties, using the 1% sample data of the 1990 Chinese Census. Unlike previous research which focus on demograph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minority individuals on their marital choices, this study provides a community-level analysis scrutinizing local marriage market conditions on ethnic intermarriage rate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s. Evidently, the Hui–Han intermarriage rate in different city units varies greatly, as high as over 80% while as low as less than 30%. Furthermore, the great variation in Hui–Han intermarriage rate has been found to be highly related to three aspects of local ethnically related structures, which are ethnic demographic compositions, ethnic stratification, and interethnic contact structure. This study add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of Muslim minorities in a host society of a different religion.     

再论北魏孝文帝改革——兼谈改革对民族融合规律的启示

北魏孝文帝改革涉及鲜卑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尤其是对鲜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孝文帝欲以“全盘汉化”的措施促使鲜、汉民族早日融为一体。客观地讲,孝文帝改革对北魏历史、对鲜卑族的发展都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将北魏的民族融合进程推向了历史的新高潮。但改革措施具有明显的“强制汉化”的特点,鲜、汉民族融合进程中呈现出“捏合”的特征,这不仅不符合民族融合的规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魏的灭亡。     

Cross-border mobility,transnationality and ethnicity as resources: european Somalis’ post-migration mobility practices

Based on a qualitative study, this article explores post-migration mobility practices developed by Somali women and men who have settled in Europe. It focuses on the ‘politics of mobility’, considering cross-border mobility an unequally distributed resource through which people access different forms of capital, and thus an element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 The article reveals that respondents invest resources in places other than those where they acquired them, benefiting from a favourable symbolic exchange rate between the different places. Furthermore, while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 of these migrants is acquired within ethnically diversified contexts, it is mostly reinvested in networks and places where their Somali ethnicity becomes an asset—either in ethnically homogeneous networks or in activities that address Somali people's needs. Cross-border mobility, transnationality and ethnicity become core resources that enable these migrants to mobilise their capital where it can be valued most highly and to access advantageous social positions, thus fostering upward social mobilit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se strategies are less the result of an identity-based ethnic preference than a compensatory mechanism implemented by people who have few prospects of having their assets valued within the wider networks in their country of resi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