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财产国际争议中的冲突及其解决——以文化为视角

文化差异使得文化财产国际争议中的相关冲突加剧,因此,以文化为视角,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考察文化财产国际争议中的外国公法适用、善意取得以及时效等相关法律制度所体现的文化背景和法律传统,认为应将文化财产作为区别于其他一般物品的特殊物对待,并对既有规则进行相应修改或发展,使得在扬弃既有规则的前提下形成一套更具灵活性和更注重文化意义考量的综合性方法,同时在解决文化财产国际争议时使文化意义得到尊重,各方主体间的利益得到平衡.     

善意取得法律效力研究——以转让合同的效力确定为基点

善意取得法律效力主要涉及善意取得下三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学界关于善意取得法律效力的研究基本上是以转让合同有效为前提,满足了形式上的合理性,却存在着诸多可商榷之处。事实上,无权转让合同应纳入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依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而在转让合同被重新确定为无效的前提下,三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然应当重新界定:法律应认可原权利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基于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交易关系,从而由原权利人对善意第三人承担物的质量瑕疵担保责任。     

事实收养法律问题探析——以事实收养法律效力为视角

由于民众法制观念淡薄、收养手续成本过高、收养程序繁琐等诸多原因,我国近年来出现了大量在法律夹缝中求生存的事实收养。部分合情合理的事实收养仅因缺乏《收养法》规定的形式要件背负着“非法收养”的名声,法律效力得不到肯定,导致司法实践中解决此类问题陷入法律与道德相悖的两难境地,双方当事人权益得不到保障。为使我国的收养立法符合社会实际情况,应当引入时效取得制度,有条件地承认事实收养的法律效力,最大限度维护收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论行政裁量基准制度——以行政裁量权滥用法律规制为视角

行政裁量基准主要是通过量化和细化法律的范围和幅度,以实现规制行政裁量权滥用的目的。当前,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制度,然而,行政裁量基准面临形式和内容混乱、性质和效力不清、宽泛与僵化徘徊的问题。应从行政裁量基准的量化技术、性质、效力以及配套制度四个方面完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更好地发挥其内在价值。     

论赃物善意取得制度的实践需求——以追赃实践面临的困惑为视角

刑事追赃活动具有二重属性,一为刑事侦查措施属性,二为民事强制履行措施属性。关于第二重属性,中国尚无民事基本法作系统规定,现有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司法机关的追赃活动因此面临重重困惑,亟需建立统一的赃物善意取得制度。     

动产抵押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与协调——以动产抵押登记对抗制度为视角

动产抵押物的交易会引起抵押权人和标的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平衡这一冲突,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有两种选择:或者适用"物权的排他性"原则绝对地保护抵押权人,或者遵照"物权排他性止于交易安全"以保护交易第三人。但这两种选择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权利失衡。因此,改进动产抵押程序与效力,设置动产抵押物的登记对抗制度,是平衡动产抵押权人和善意取得人之间利益的较优选择。     

普通动产所有权保留买卖下第三人之法律地位——以所有权和抵押权为中心

近年来,信用经济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普遍,交易市场中所有权保留制度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且应用范围逐渐扩大。将出发点定为所有权保留制度,从而将买主意图以及卖主债权实现平衡状态,因此买主期待权一词出现了。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由于期待权的性质比较复杂,所以未对其进行明确的规定,也正因为如此买主期待权的权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当买主期待权受到侵害时,无法进行有效的维权。以普通动产所有权保留买卖下的第三人之法律地位为选题,意图通过将所有权保留中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利益进行深层剖析,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买主期待权,从而更好地发挥买主期待权的权益,并实现期待权的学术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动员及其效力——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

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政的重要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应对艰巨的国家建设,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以其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进行了其擅长的政治动员。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建国初政治动员的考察和分析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效力卓著。     

法律的时空效力的哲学思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为例

世界由时间、空间和物质构成,时间和空间的速度完全对应。因此法律必然是时空下的产物,而法律的制作前的评估预测是其文本的前在时空,法律表现出的时空是法律的特质和风格,而法律必须面对未来形成前瞻时空,形成法律的时间律动。因此法律的本质需要运动,即修订和发展完善。以刑法为例,时间效力之哲思路径是追诉时效→法不溯及既往。法不溯及既往的法理内涵在于规则之治——契约精神与保障人权。刑法空间效力之哲思路径是法域冲突→习惯法之司法适用。而哲思路径的后端呈现为法不溯及既往→契约、逻辑与规则与习惯法之司法适用→生活形式与语言游戏这样的路径。刑法之时间效力与空间效力的哲思,便如此在规则与空白之处对接,在明晰与隐含之间更新,在精确与含混之间成长,在枷锁与自由之间生生不息。不同种类的刑法的使用,必然彼此产生影响。这种法律种类的时空影响,虽无规则可循,但整体上说还是推动了法律的进步。     

港航城市之竞合关系及其法律规制——以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为切入点

长三角区域内外各大港航城市在合作与竞争问题上已经展开并将长期存在一系列博弈,但是这种博弈目前还处于低效和失范状态。这很大程度上源于背后的内在体制冲突、地方政府的盲目绩效冲动以及立法的缺失和滞后,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其做出一一回应。通过有效的法律规制引导合作向深度发展,变对抗的竞争为合作的竞争,确保港航城市合作与竞争在法制统一原则下进行,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在良性竞合关系中实现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并推动区域内外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全国性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完善。     

上市公司主动退市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及其法律规制——以中小股东权益维护为中心

上市公司主动退市过程中存在控制股东与经理阶层、行政干预与司法介入、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等主体间的多重冲突,需要公司治理规范进行回应与调适。建构我国的上市公司主动退市制度,需要将维护中小股东权益作为核心价值理念,重点是要赋予股东大会对公司主动退市的决议权和赋予中小股东异议回购请求权。     

可撤销的营业转让合同研究——以日本判例和学说为中心

对营业转让是否须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学界存在"不要说"与"必要说"的争论.其中必要说为多数人所认可,但在歇业中公司、债务超过公司、清算中公司、母子公司的营业转让等特殊情形下,是否采纳"必要说"应具体分析.对股东大会决议存在瑕疵的营业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为可撤销合同符合基本法理,以利保护交易安全;并就撤销权的行使主体、方式、期间,以及撤销权的限制和排除情形展开了分析.     

论第三人撤销之诉——以台湾地区立法例为中心

为扩大诉讼制度解决纠纷的功能,就特定的诉讼类型,将判决效力扩张至诉讼外第三人,有利于划一地化解纷争;同时应允许其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以除去他人的确定判决对其产生的不利影响。基于我国现行再审程序的不足及第三人程序保障的现实需要,实有必要参考和借鉴台湾地区的学理探讨及其立法例,创设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以平衡扩大诉讼制度解决纠纷的功能与第三人程序保障等诉讼法上的基本要求。     

清代重案中的成案适用——以《刑案汇览》为中心

清代成案的法源效力,在法律文本中是以刚性否定为前提的,尽管其中也作出了弹性而模糊的例外规定。正是这个前提,左右了人们对成案的一般态度。但是,由于律例条文的刚性和"法条有限、情伪无穷"的必然性,在司法实践中,成案又不得不作为律例之外的下位法源而适用。在司法裁判中,成案能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取决于约定俗成的习惯性规则,它们是时人法律思维与司法经验的反映,值得我们去反溯性还原。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认知传统司法的经验,也是对当下问题的一种历史性回应。     

公司诉讼中的法律解释 ——以隐名股东法律问题为例

［摘要］法官应该在公司诉讼中充分发挥法律解释的作用,正确理解、适用公司法。从公司法规定的确认股东身份的要件分析,隐名股东不具有股东地位;披露股东身份属于强制性规范,不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约定是否披露;公司可以依照意思自治的原则对内部事务进行安排,但公司登记事项不在此列;不承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是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反之,则违背了秩序原则。对于隐名股东的出资应该认定为显名股东的不当得利,责成其返还。     

事实婚姻与法律婚姻冲突评析——以王勋抚恤金争议案为例

王勋抚恤金争议案所呈现的事实婚姻与法律婚姻的冲突，事实上是婚姻法制在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中的现实表现，本文就事实婚姻特定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对事实婚姻与法律婚姻概念进行比较概述，对事实婚姻与法律婚姻产生的冲突进行了评析。     

儒家规范伦理的建构及其合理性探析——以家庭伦理规范为例

儒家规范伦理的核心理念是爱有等差,内外有别,血缘亲情具有优先性,亲疏、贤愚不能等同.孔子梳理了三代以来的家庭伦理规范,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五伦"理论.他们所建构伦理规范体现出以仁为本源,以礼(伦理规范)为表征,据仁以成礼,非设礼以限仁的宗旨.但是,宋明时期的一些儒家思想家背离了这一宗旨,使某些规范伦理失去仁爱的内核.儒家规范伦理建立在人性本体或天理本体的基础之上,具有特异性伦理规范优先于普适性伦理规范、现实性与超越性寓于一体、逻辑起点(道义论)与运行机制(目的论)悖反等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