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存在与哲学家园

海德格尔提出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表明了语言与存在的不可分割，二者是表里关系，语言与存在“同在”。哲学要求的语言，不是日常语言工具，而是更具体、更实在的语言，是和“存在”“同在”的“语言”。哲学所思、所说的那个存在，是具体的、时间性的、历史性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哲学家”与“存在”同“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真的不是一种理论的工作，而是一种“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要求的语言，不是工具性的，而是存在性的，而存在性语言，则更需要生活。于是，哲学离不开母语。坚守自己母语的同时，应努力将不同语言的哲学思考成果化解，使之成为自己的语言，从而丰富和扩大自己的存在方式     

道家道言观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

只要是哲学的,无论古今中外根本上都是相同相通的。在语言哲学方面,西方哲人对老、庄之“道”的认同与肯定表明,道贯东西,中外一理。“道言观”实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有着深刻的契应之处,具体地可以从语言批判、模糊语言、诗化语言、自然语言等方面得到证明。一方面证成存在着语言哲学的中国形态这一结论,另一方面则要达取道家语言哲学的深意     

“言意之辨”的形式上学意义和中西哲学的分流与会通

从现代哲学的视阈来看,以人的生命活动为基点,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是哲学的本质性的内在问题,也是哲学作为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动力机制。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人与自我、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且涉及到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和回答,正形成以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西方哲学和以主体、语言和存在的“非同一性”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中国哲学,并决定了各自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和天命,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规律。西方哲学在上千年的发展中所经历的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学”的转向和“本体论”哲学的“瓦解”与“形而上学”的“终结”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既是对西方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同一性”理论和方法的解构和颠覆,也是对中国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非同一性”理论和方法的肯定与回归。隐藏在“现象学”和“语言学转向”背后的真实蕴涵和哲学精神,则不仅为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和现代性提供了最好的论证,而且也为中西方哲学的会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十世纪西方语言哲学的三种境界

西方哲学发展到现代出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向：这就是对“语言”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探究。这一探讨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语言”形式的逻辑分析；第二，对“语言”（言语）实际运用方式的考察；第三，对语言“存在”意义的阐释。而这三个方面实质上分别表现了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三种境界─—“真”“善”“美”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及其对“真”的追求，首先是从批判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倾向开始的。在一些哲学家看来，传统哲学提出的许多形而上范畴和命题（例如“理念”、“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等等）不仅在经验中无…     

《周易》象思维在现代哲学范式中的解读及意义

对《周易》卦象哲学意义的解读通常是以近代哲学思维范式来进行的,即把卦象理解为“古代朴素辩证法”。如以现代哲学思维范式来解读,卦象是“存在(是)”的思维,是表现“势”的。它以“势”来规定“存在者”,又以“存在者”来参与“势”,现代哲学范式在批判方面是成功的,在建设方面是不成功的。因其并未能找到再现“生存状态”的语言。卦象以非语言的“领会”的方式“去蔽”,再现了处于时间中的“生存状态”,满足了现代哲学范式对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要求,也为道德重建提供了生存论的根据。     

主体形而上学解体的三个维度——从20世纪法国哲学看

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再到后现代哲学的过渡 ,就身体问题而言 ,存在着由机械的身体到身心统一的灵化身体再到物质性欲望身体的演化 ;就语言而言 ,存在着由透明的理想语言向半透明的生活语言再向完全不透明的自足语言的变迁 ;而就他者而言 ,存在的是从否定他性到相对他性再到绝对他性的过渡。这些或者渐进或者突变的趋势在扩大“主体”外延和广度的同时 ,逐步掏空了近代“主体”的内涵和深度 ,导致了主体形而上学的最终解体     

论马克思创立的实践人类学哲学

马克思实现了哲学视域的转换1.从“一切存在”转换到“人的社会存在”;2.从“人的类本质”转换到人类的生产交往共同体;3.确认“人类活动”是实践人类学哲学的思考框架;4.明确了哲学的目标理念人类的个体自由、生存合理性与发展规律性;5.强调了哲学的理论旨归从实践上改变“非人世界”,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6.创立了哲学的实践批判原则以实践作为观察世界和社会历史批判的本源;7.确立了实践人类学哲学的边际关系与中心法则等。这几方面共同形成了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人类学哲学,这是马克思一生理论关怀的总体特质。     

完全隐喻与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陈述

语言分析是研究中国哲学的新方法.本文在对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陈述进行语言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以完全隐喻的方式建构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陈述.一、中国哲学的重建与中国哲学中本体论陈述的理解本体论是英文ontology一词的译名,或译为“存在论”或“存有论”.此词十七世纪中叶开始通行于西方学界,是由希腊文on(存在)和logos(智慧)二字凑合而成,意思是探讨存在的学问.从词源学上看似乎译为“存在论”或“存有论”更合适,因为“本体”与“现象”相对立,本体论似乎只是研究本体的学问,而存在或存有则包括了二者.这里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仍然沿用旧译.     

后现代主义的“反哲学”趋向

鉴于传统哲学的空泛和愈来愈远于现实,从维特根斯坦起,就陆续有人宣布：哲学行将就木：以往的一切哲学都是毫无意义的语言疾病。但是直到本世纪60年代后现代思潮兴起,才在继承维持根斯坦“反哲学”的激进思想基础上,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到理查德·罗蒂的“协同性实用论”,从法因的“自然本体论态度”到大卫·格里芬的“后现代科学观”,直至费耶阿本德的相对主义和“与理性告别”,形成一种世界性的“反哲学”趋向。     

科学精神: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紧迫课题

§1 文化语言学在中国的勃生、兴盛与寂寞“文化语言学”在国内是个新生的学科名称,但在国际上并不新鲜。它习惯上以“语言与文化”、“文化中的语言”、“人类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等名称存在于学术界。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是伴随着西方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包括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等)而兴起的。如果从博厄斯算起,它在学术舞台上已发展了约一个世纪.假如追溯到摩尔根、洪堡德.则历史还要长一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来强调     

哲学、日常语言与简单性——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

后期维特根斯坦在日常语言和生活中发现了哲学理解的真正基础。哲学探究思想和世界的界限即“逻辑形式”,这一工作只能在日常语言内部完成,因为日常语言先验地给定了符合“逻辑形式”的全部可能性。不存在超越日常语言的特殊哲学语言和超越生活的特殊哲学活动,哲学就其本性而言是一种内在于日常语言并与生活完全一致的文化形式。哲学因此而应该是简单的,其最终目标是思想的明晰和哲学问题的完全消失。     

试论中国哲学的语用学转向

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经历了面向语形学和语用学的两次转向。在中西方哲学碰撞、交融与汇通过程中 ,以胡适和冯友兰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 ,则主要追随的是西方哲学的第一次转向 ,使中国哲学的建构陷入了形式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困境 ;而在本文看来 ,当代中国哲学语言转向的主流 ,也将由语形学转向语用学面向 :即立于“生活世界”来重建中国哲学 ;从“语用学”的向度 ,来重新理解与诠释中国古代哲学与名辩学思想 ;由西方的镜子式的语言回归到感通的语言 ;由单一的概念思维转向“名象交融的思维运作” ,从而建立起形式抽象与生活世界、人文价值与科学理性和谐统一的新哲学。     

对海德格尔“存在”概念的四重解读

“存在”是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海德格尔终其一生致力于对“存在”意义的追问。从时间、真理、虚无、语言四个角度对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进行阐释,以便更深刻地领悟这位哲学大师的思想精髓。     

从"中心"到"中介":中介语言观的哲学基础

文章以洪堡特、伽达默尔和巴赫金的语言哲学思想为基础,阐释了人的世界的语言性和语言的对话性,剖析了德里达解构主义及哲学本体追求所衍生的“从中心到中介”的嬗变过程。并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角度分析了语言的中介性特点,进而以中介论反思语言工具论,从理论上探讨了以“声音中介论”为基点的中介语言观的建构过程。     

伽达默尔与“哲学是否终结问题”

历经现代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拒斥”和后现代主义的“本质解构”,伴随着美国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各种“哲学终结论”不绝入耳.伽达默尔以其解释学的实践哲学重新要求“返回到哲学的科学特性"“哲学以改变的方式存在下去”,这无疑是对哲学以及哲学作用的重新肯定和强调,也是对“哲学终结论”的回应和批判.本文以伽达默尔实践哲学为基础,深入探讨和分析了伽达默尔的哲学科学性、哲学作用和哲学命运问题,显示出以存在普遍意义与价值诉求为根本性质的哲学必然是人类存在与生活的一种方式,哲学命运不仅是哲学的命运,从根本上说,它是人类存在与生活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说,如何对待哲学,意味着如何对待人类自己的存在.     

中国传统哲学对欧美思想的历史影响

中国传统哲学对欧美思想的历史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欧洲启蒙运动将中国文明视作“模范”,从“自然之光”“善意与道德的科学”和治国理政的“哲学基础”三个方面汲取营养。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学脉渊源中流淌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血液：空想社会主义吸取了孔子的大同思想,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构建的“正反合”受到《周易》和老子辩证法的影响,“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法国重农学派推崇儒家将道德和政治合二为一的仁政思想。第三,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哲学显示出对治西方现代文明困境的普遍性意义。从杜威到罗素,从雅思贝尔斯到海德格尔,从施韦泽到哈耶克,从罗曼·罗兰到汤因比,从玻尔到汤川秀树,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这一点。     

新的诗学话语的“崛起”——语言哲学视域中的朦胧诗运动

在语言哲学视域中,朦胧诗的崛起,不仅是一种新的审美规范的崛起,也是一种新的诗学话语的再现。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相较于当时的主流诗歌,朦胧诗至少经历了以下三种变化：在话语主体方面,完成了“集体”到“个体”的回归;在话语姿态方面,经历了从“革命”到“启蒙”的转变;在话语风格方面,发生了由“跃进体”向“沙龙体”的转变。话语是语言的表征,话语形式的变化能够体现文化制度的改变。朦胧诗话语形态的出现,体现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突起。     

试论西方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本文按西方哲学史发展的线索,把西方美学史也分为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学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古希腊罗马至十六世纪,在哲学上着重对本体论中的“是”或“存在”进行探究,从而建构了本体论美学。第二阶段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由于人性、人道主义等的复苏与张扬,从理性主义出发探寻知识、真理等问题,在美学上也出现了认识论转向。这一转向从法国笛卡尔开始,由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共同发展,由德国古典哲学最终完成。第三阶段是语言学阶段,即语言学转向,使语官取代了理性而上升到哲学的王座之上。经过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的发扬,一直延伸到当代前沿思潮中,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对语言的关注即是证明。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美学均处在“语言转向”的不停变动之中。     

"得意忘言"与"语言为存有之居屋"——从不同的语言观看中西诠释学之异同

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存在根本的差别。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强调“言不尽意”,主张“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西方诠释学普遍认为语言是诠释的前提,是“存有之居屋”。西方诠释学的方法和思路为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应立足自我,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和具体概念、范畴,从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智慧和义理思维中,开出新路。     

狭义的“语言转向”与广义的“语言转向”

多数人认为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应归功于哲学上的“逻辑学转向”,如有人说语言的转向“就是指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实现的哲学主题的转换,即由近代哲学认识论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的研究。这一转向的意义在于为哲学找到全新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①这种对语言转向的理解,不无道理,但也不失偏颇。孙利天先生在其《语言转向和语言的辩证法》一文中谈到语言转向的复杂原因时,就暗含着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不仅涉及到从弗雷格经罗素、维特根斯坦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哲学的传统,而且包括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