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士大夫的禅悦风气

晚明政治黑暗,仕途艰难,士人的心态发生变化。许多既不愿在官场继续挣扎、又不甘随波逐流的士大夫经历了巨大的心理震颤,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纷纷投身于佛教的怀抱,形成禅悦风气。这种现象是晚明士风变化的新趋向。它否定了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张扬了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推动了晚明佛教的发展,但对晚明政治并无补益。     

论晚明启蒙思潮与晚明人的觉醒

晚明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时期,这一时期,商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新兴市民阶层崛起.作为理学异己因素的启蒙思潮,伴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渐渐走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前台.启蒙思潮的兴起,不但对理学思想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颠覆,而且在张扬人性自主精神的同时,唤起了人们的觉醒.晚明人的觉醒与魏晋时期的人文思想解放相互辉映,绘就了我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史上的两朵奇葩.     

试论苏轼小品文对晚明小品的影响

苏轼小品兼有魏晋之洒脱和六朝之隽永,而自成一家。这些优秀的作品,为晚明小品文创作提供了艺术上的借鉴,晚明小品文作家在其中吸收大量的精华。苏轼小品文在题材的生活化、语言的简练畅达、幽默与讽刺、自然成文不拘格套等方面对晚明小品影响深远。     

程朱理学禁欲观念对晚明戏曲的影响

晚明时期,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的影响明显减弱,其禁欲观念的束缚虽不如明初严酷,但其余响依然不绝,对此一时段情爱剧之的创作、批评及传播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中晚明通俗小说产生的文化背景

中晚明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上,此一背景由其时的社会思潮、社会风气、商人阶层的崛起、士商关系的调合等方面构成.此期通俗小说的发展正是在以上各方面的相互作用及影响下而实现.     

晚明商业社会对陈洪绶画风的影响

晚明浓郁的商业社会氛围对陈洪绶的绘画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陈洪绶受教育环境影响,积极读书仕进却屡遭打击,仕途不顺和经济困顿导致其不得不以底层文人的身份投身于商业书画的创作中。但陈洪绶始终秉持着文人风骨,使得他的绘画没有完全迎合市场。晚明江南城市的富裕奢华提升了书画作品的需求空间,为了生计,陈洪绶不仅从事书画买卖,而且积极参与用于图书插画的版画制作。陈洪绶绘制的版画作品不仅为版画带来了文人气息,同时他也从版画中吸收了新的绘画方式。通过融汇古今,陈洪绶最终形成鲜明的个人绘画风格,在晚明画坛中独树一帜。     

晚明松江士人冯时可考论

冯时可是晚明松江文坛著名学者、诗人。冯氏勤于耕耘,富于著述,仅诗作即达二千余首。然其生平、著述至今语焉不详,后人对其诗文创作褒贬不一,誉之者称其为诗坛“中兴五子”之一,为天子养士气、生士色,于世运功莫大焉;抑之者指其卑靡蹿驳,无一赞语。文章对其生平、著述进行了详实地考辨,通过考辨指出,冯时可诗虽不能成家,但在吴中文坛仍是一位极具影响的诗文大家,甚至在晚明他也是一位较有影响的学者。其诗文创作是那个沧海桑田时代的形象注脚。     

论晚明小品的审美价值

晚明小品打破了“道统”对散文的长期统治,具有创作目的的娱乐性、题材内容的世俗性和表情达意的灵活性等独特的审美价值。究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三点：政治环境的黑暗,社会风尚的冲击,还有文学渊源的深厚,等等。     

论晚明江南文化家族对曲文化的贡献

晚明作为古代曲文化的又一黄金时代,其核心地域在江南,而且晚明江南很多文化家族热衷于曲,纷纷参与到了这一民族文化的发展、提高过程中来.一部分擅曲家族甚至将曲学发展成为家学,多名家族成员甚至几代成员坚持不懈地致力干曲文化的播扬与开拓,因而他们从文学创作到舞台演出、从曲学总结到整理刊刻等方方面面都颇有建树,他们对民族曲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阳明心学对晚明四书学的影响

晚明时期由于阳明心学盛行与影响,《四书》学呈现四方面的新发展一、朱注在晚明《四书》学中的权威性明显削减;学者诠释《四书》更具自信,并勇于对朱注提出质疑与批评;二、阳明的学说论述成为许多晚明《四书》学者讲论的依据与推崇、引述的哲理典范;三、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心学”观点的《四书》诠释;四、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三教合一”、“三教会通”观点的《四书》诠释。晚明“心学”《四书》学中对《四书》合理诠释的思辩与探求、对道德自觉与生命实践的注重以及尝试对不同义理系统(儒、道、佛三教)进行融通的精神,这些精神态度与思想内涵,对今日的学者而言,仍然颇具参考与启发的价值。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宋代火葬的盛行及其对"华夷之辨"观念的挑战

宋代火葬习俗屡禁不止,火葬与反火葬之争其实质是挑战与维护"华夷之辨"观念的一个缩影.在这场斗争中,火葬屡禁不止的事实表明挑战一方获胜和维护一方的受挫.这是作为"华夷之辨"观念维护者的宋代儒家学说影响力式微,而作为挑战一方的佛教和少数民族丧葬观念强势影响中原文化,以及宋代特殊的时代特征交织作用的结果.     

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

明代是否存在＂京报＂以及＂京报＂的性质问题,一直是新闻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此前,作为文献史料,仅限于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一则材料。当代新闻史学者对史料的发掘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如方汉奇、姚福申等先生的考察,但也多限于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根据元明时期文献中关于＂京报＂的若干材料,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认为＂...     

清代通俗小说宝物崇拜与辽沈战争

明代国人对先进兵器的需求,有了事关国运家邦命运的迫切性。外来火器,在明末辽沈战场上发挥了举国震惊的威力,也受到具体操作者素质、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清代通俗小说的描写却依旧承袭道教和民间秘密宗教中的法术,叙事偏重在以辉煌的结局强调宝物的威力,缺少一种战争工具本身的技术性展示。小农经济下的平民心理,考虑的依旧是眼前易于操作,并不真正关注具体操作过程和操作者素质,把事情简单化和理想化了。同时,将宝贝兵器视为百试不爽的万能法宝,也极为形象地状写出人们受到时代、观念积习的限制,在先进兵器期盼方面的局限性。     

明代宣德时期的中外关系

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大体上调整了永乐时期的对外政策,从安南撤军,与朝鲜和东南亚等国保持友好关系,密切了同日本的经济往来,并派郑和第七次远航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东北非一些国家的交往,使中国保持了一个大国的国际地位.     

夏朝夷夏关系新说

1933年,傅斯年发表《夷夏东西说》一文,提出夏商周三代在政治地理上表现为夷夏东西对立两个系统的观点,在学术界有着长期而广泛的影响。但细考史实,夏代无论是夷与夏的冲突与对立,还是东夷对夏王朝天下共主地位的认同和臣服,都是一个统一贵族国家内部发生的事。因此,夏朝的夷夏关系单用东西对立是不能完全概括的,所谓夏朝统治包括夷人区域也只有从夏朝国家结构层面来理解,才能真正认清历史的本相。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的影响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为李渔具有不定于一尊的怀疑精神、疏狂和倨傲的性格以及鲜明的创作个性。王阳明的心学和明清之际的实学两方面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使李渔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具有心学为体、实学为用的性质。李渔热心治史,说明他受实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他建立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也大有裨益。     

论唐代的"义绝"制度及其法律后果

"义绝"即官府强制离婚.从唐律的规定来看,法律设立义绝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内部伦常和防范亲属相犯.唐律积极介入家庭之间的暴力,禁止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纠纷和暴力,违者一律予以处罚,对稳定和维护封建婚姻家庭关系和社会秩序有重大作用,对今天的整饬家庭暴力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但是,"义绝"制度的实施在当事人自身和父母子女关系方面也产生了相应的法律后果.     

明代朝鲜使臣与辽东贸易研究

朝鲜使臣出使明朝,其中一项重要活动即从事贸易活动。明代朝鲜使臣与辽东贸易是朝鲜使臣赴明贸易中重要组成部分。辽东临近朝鲜,又是朝鲜使臣陆路朝贡的必经之路,明代朝鲜使臣与辽东贸易异常活跃。朝鲜使臣与明代辽东贸易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自由贸易和征索贸易。     

“华夷之辨”对民族融合的影响——兼与刘锋焘先生商榷

“华夷之辨”的核心是文化之辨,强调保卫先进的华夏文化以求发展,反对屈从落后的夷狄习俗而倒退苟安。这一观念,促成了一种凝重执著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使了各少数民族向汉文化靠拢而融合为一个民族。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它成为排斥落后文化,保证中华文化传承、延续的思想武器。因此,“‘华夷之辨’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之说需要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