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认证悖论”的一个解决方案

“认证悖论”(the paradoxes of confirmation)是由著名逻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卡尔·G·亨佩尔(Carl G·Hempel)于1937年首先提出,以后他又在“认证逻辑研究”(1945年)和“新近的归纳问题”(1966年)等论文中给以详细的论述。几十年来,认证悖论一直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和热烈讨论,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认证悖论和其他一些疑难(如古德曼的“绿蓝悖论”和休谟的“归纳问题”等)一起构成对归纳逻辑甚至规范方法论的严重威胁。亨佩尔等人作为逻辑主义——规范方法论的一种极端主张——的主要代表人物,理所当然地把解决这些悖论或疑难作为十分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与此相反,基本属于描述方法论的历史主义者以及心理主义者等则常常     

论数学悖论的思维特色

<正> 本文只讨论数学悖论(也即逻辑悖论),而不讨论语义学悖论。 1902年,罗素(Russell·B·)揭示出集合论的一个悖论,这直接触及数学大厦的基础,它使哲学界,逻辑学界和数学界震惊,人们开始对悖论作理性的研究。     

论对归纳问题的辩护

(一)归纳问题,即除经验之外,通过归纳推理,能否获得实在的真知识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归纳是否“有效”的问题。近代兴起的以实验为基础的经验归纳法,经 F·培根等人的研究和倡导,逐渐取代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斥归纳重演绎的传统而居于主导地位。到十九世纪,J·S·弥尔则进一步极端地把它推到了完全斥演绎的“归纳万能论”。然而,人们很快又看到了归纳推理的局限性:它的前提和结论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前提概括的是有限的、已有的经验事实,而结论却涉及到未曾经验的事物的普遍陈述,它怎样获得超出经验之外的真知识呢?首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是 J·洛克和 G·贝克莱,但他们并未对此细加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并最先将其明确表述出来的是 D·休谟。     

冯·莱特与“生义务”悖论

文中所说的“悖论”,只是指由道义逻辑中的某个定理推出的结论 ,与人们在直观上或常识上或习惯上的理解是不相符的 ,也不是通常说的那种会导致逻辑系统产生矛盾的悖论。作为道义逻辑开创者的冯·莱特 ,是如何看待和如何解决道义逻辑中几个著名的“派生义务”悖论问题的 ,是文章研究的重点     

悖论:思维领域的第三类矛盾——兼与张建军、孙启明等同志商榷

<正> 悖论是否违反逻辑规律?它与逻辑矛盾的区别何在?张建军同志认为,“悖论不是由于违反逻辑规则而使然,但确确实实是以逻辑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悖论是一种特殊的逻辑矛盾”。孙启明同志认为“有些悖论是由于违反逻辑规律所产生的”,“狭义悖论的病根在于违反同一律”,因而悖论就是一种不合乎逻辑规律的普通的逻辑矛盾。笔者认为,悖论既不是逻辑矛盾,也不是辩证矛盾,而是思维领域中介于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之间的第三类矛盾。本文拟就此问题与张建军、孙启明等同志商榷,并期望能把悖论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悖论的拟化形式

在悖论问题的研究中 ,正确地地区分严格悖论和非严格悖论 ,对悖论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非严格悖论的一种重要类型 ,“悖论的拟化形式” (imitationofparadox)作了探讨 ,指出拟化形式实质上包括三种类型 ,一 ,如张建军先生所言 ,缺乏“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 ;二 ,缺乏“同等有力的逻辑证明” ;三 ,同时缺乏前两者     

金岳霖的悖论观及其启示

悖论是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中的重要问题,金岳霖研究悖论问题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主要思路:一是把悖论归结为一种特殊的自相矛盾,探讨悖论的特征和成因,提出了”暂拟的解决方法”;二是把悖论归结为一种“形式废话”,试图建立一种“范围的逻辑”来消除悖论;三是把悖论归结为思维认识的“不确定性”问题。金岳霖的悖论观点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冯友兰对“大全”悖论的消解

冯友兰十分重视逻辑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并自觉引进和运用了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在创建“新理学”过程中冯友兰发现了“大全”悖论并意识到逻辑分析方法在把握形而上智慧方面的局限性 ,因而力主用“正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 )和“负的方法”(直觉方法 )相结合来消解这种悖论。“大全”悖论的消解对冯先生的哲学观产生了深刻影响。     

狭义悖论的病根在于违反同一律——再与张建军同志商椎

<正> 张建军同志在《悖论是一种特殊的逻辑矛盾》(以下简称为《悖论》)一文中,对我在《试论狭义悖论的产生和消除》(以下简称为《试论》)中所表述的“有些悖论是由于违反逻辑规律所产生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在学术问题上不同的见解的争论,是促进思想认识深入发展的重要方式。本着这种认识,现就《悖论》的一些观点再谈一点商榷意见,请张建军同志以及其他同志给予批评指正。     

悖论是一种特殊的逻辑矛盾——答孙启明同志

<正> 孙启明同志在《试论狭义悖论的产生和消除》(见《安徽大学学报》89年第2期,以下简称《试论》)一文中,批评了我关于“悖论不是由于违反逻辑规则而使然,但是以逻辑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观点,并从狭义悖论存在的条件和关于说谎者悖论及所谓“理发师悖论”之推论的分析方面,对与之相反的观点进行了论证。非常欢迎这种学术性探讨。我对孙启明同志的些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在此作一答复,并期望学术界有更多的人关心和参与悖论研究。     

试论狭义悖论的产生和消除

<正> 有的同志说:“虽然悖论不是由于违反逻辑规则而使然,但它确确实实是以逻辑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悖论是一种不能用普通的逻辑方法加以消除的逻辑矛盾。”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妥。因为,有些悖论是由于违反逻辑规律产生的,也是可以用普通的逻辑方法加以消除的,如狭义悖论。一、狭义悖论的存在条件这里所讲的狭义悖论是指下列情况: 1.“一命题B,如果承认B,可推得B(非B),反之,如果承认B,又可推得B,称命题B为一悖论。”     

启发培育学生创造能力的教育实践

Ⅰ:创造性的成长过程研究创造性活动的生成过程,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在这个学科领域中,活跃着有像G·奥拉斯、J·路斯曼、A·F·欧斯鲍、G·W·德拉等许多优秀学者。特别是奥拉斯1926年所著的《思维方式》一书,其中有关创造性成长过程理论,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按奥拉斯的理论,创造性的成长过程,归纳起来,可分为四个时期。1)准备期(材料的组织期)这是有解决某一问题的愿望,并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必要准备工作的时期。主要是     

“谦逊准则”运用的比较社会语用学分析尝试

一、研究目的里奇(G·N·Leech)论述人际关系修辞时,在格赖斯(H·P·Grice)的“协调原则”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导入了“礼貌原则”—人们要表达合乎礼节的欲念要超过失礼的欲念。其“礼貌原则”又分为如下几个下位准则:①得体准则;②慷慨准则;③赞誉准则;④谦逊准则;⑤一致准则;⑥同情     

“新”道义悖论--动态道义悖论及其哲学分析

在解析道义悖论的过程中,逻辑学家们给出了很多不同的方法,也各自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梅耶尔将道义逻辑归约为动态逻辑,并认为这种方法能够很好地消解道义悖论。但阿尔伯特指出,动态道义逻辑中仍然会出现“新”悖论。“新”的动态道义逻辑悖论与“旧”道义悖论之间有很多联系与区别。从哲学角度分析,动态道义悖论的出现缘于新算子的引入、新特性的刻画。一些所谓悖论只是动态道义逻辑的定理导致不符合直觉的结果,另一些与承诺悖论相似,缘于动态道义逻辑并未充分表达某些重要的道义概念。在“新”的道义逻辑系统中出现的“新”悖论,既有新特点,又与“旧”悖论有相关之处。道义悖论研究正是在这种“新”悖论与“旧”悖论的更替过程中不断推进的。     

相关演绎逻辑与分析哲学悖论的消解

分析哲学宣称可以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解决传统的哲学问题,并倡导通过分析手段研究一切哲学问题.的确,分析精神已经在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两个方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但与此同时,当用恰当的逻辑符号来重建哲学的概念和原则时,也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甚至出现了悖论等现象.例如,罗斯(Ross)的道义悖论、赫斯(Hesse)的确证悖论以及塔契-密勒(Tichy-Miller)似真性悖论等.这些悖论的出现是由于经典一阶逻辑中不加限制的添加原则,用舒尔茨(Schurz)的相关演绎逻辑能对这些悖论进行消解.     

决策逻辑中的悖论研究

研究单个或多个理性主体在决策过程中的推理过程的决策逻辑,正越来越被逻辑学家、决策论专家、博弈论专家以及社会科学家所重视。决策逻辑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然而在决策逻辑中存在悖论:不确定的概然决策中的期望收益理论面临阿莱斯悖论和“交换悖论”;互动决策(博弈)中存在演绎性的逆向归纳法悖论,以及存在由纽柯姆难题改造而来的盖夫曼—孔斯悖论;群体决策中存在著名的阿罗悖论,等等。对这些悖论的研究和消解将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当然也将推动逻辑学本身的发展。     

说服的权力——美国领导权的二元构成

约瑟夫·奈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著名学者 ,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 ,政治学教授 ,曾任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著有《权力与相互依赖》(1 977,1 989,2 0 0 1 ,合著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2 0 0 0 )、《美国霸权的悖论》(2 0 0 2 )等 ,他提出的“软权力”理论引起全球关注。本文载于美国哈佛国际评论杂志 2 0 0 3年冬季号 (HARVARDINTERNATIONALREVIEW·Winter 2 0 0 3 )“美国望”栏目 (PERSPECTIVESONTHEUNITEDSTATES) ,系该杂志资深编辑西恩·克瑞翰和塞比·拉尔曼对约瑟夫·奈的访谈 ,题为“说服的权力———美国领导权的二元构成”(ThePowerofPersuasion—DualComponentsofUSLeadership)。访谈中 ,奈联系近年来“软权力”和“硬权力”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角色定位 ,以及国际社会对美国举措的回应对美国对外政策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对其“软权力”理论再次作了精要论述。访谈主要内容如下。(以下▲代表编辑 ,●代表约瑟夫·奈 )     

编目悖论三种解法质疑——与杨熙龄先生商榷

杨熙龄先生在其《奇异的循环——逻辑悖论探析》(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中,详细地讨论了编目悖论的三种可能的解法,虽然有一定启发意义,但却并非编目悖论的正解,更不能代表逻辑悖论的一般解。这里提出来求教于杨熙龄先生和各位同仁。所谓“编目悖论”,就是《自身不列入目录的目录》是否列入自身?杨先生的第一种解法是,“列入‘不列入’法”(见上书,第73、74页,),这种解法就是在“总目”之末列入“本总目未列入本总目”——既是未列入,同时又把自己的“不列入”列入了。第二种解法是,“‘不列入’列入法”(见上书,第75、76页),即指“总目”干脆不列入自身——“总目”未列入内文,因而是未列入;同时它自身名称就在封面上,故而又是列入     

明末清初传教士翻译的二项悖论

将传教士翻译活动纳入历史哲学的范畴思考。通过考察传教士翻译活动(外译中与中译外)的背景、过程和影响,归纳了这种有意识的逻辑活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产生的非逻辑结果:二项悖论。讨论了二项悖论的成因、形成条件和具体内涵。     

评亨佩尔的定性确证理论

亨佩尔确证定义的内核是确证的适当性条件和满足性标准。这个定义存在一些困境 :纯形式的逻辑研究难以避免确证悖论 ;证据的非相关性难题 ;难以与科学实际相吻合等。尽管一些哲学家和方法论者对它们进行了修正 ,但这些修正并未能对这些困境给与根本上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