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会同馆对朝鲜使臣“门禁”问题研究

明代嘉靖以后,对朝鲜使臣出入会同馆严加限制。究其原因,既有防范朝鲜使臣在京的文化(禁书的购买)、商务(禁物的购买)和军事情报收集等活动的内因,又有牙子与朝鲜通事人员在违禁贸易中相互争利,以及会同馆借机从中"操弄买卖之事"等外因。朝鲜虽然屡次与明交涉,要求解除门禁,但由于朝鲜与明之间的所谓"事大"与"字小"的关系,实为两国间利益相争的关系,因此其交涉以失败告终,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

洪武初年,明朝皇帝朱元璋与高丽国王王颛互遣使臣,开始了两国使臣频繁往来。在明代,朝鲜派往中国使臣1252次,平均每年4.6次;中国派往朝鲜使臣153次,平均每年0.6次。使臣的相互往来,沟通着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关系发展,两国关系出现与明朝以前不同的特点:政治上联系愈加密切,形成了政治上的“一体化”;经济上,朝鲜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朝鲜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成为朝鲜的主流文化。     

龚用卿《使朝鲜录》的史料价值

《使朝鲜录》是龚氏记录他作为正使出使朝鲜经过的一部日记 ,是明代较早的一部记载中国与李氏朝鲜交往的使臣记录文献。该书比较完整地记载了明代中期中国使臣出使李氏朝鲜的各种礼仪 ,记录了明朝到朝鲜半岛之间陆路交通经过的重要馆驿地点 ,收入了与朝鲜官员、文人的唱和诗作。这些是我们了解研究明代中国与李氏朝鲜交往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对龚用卿《使朝鲜录》作简要介绍 ,对其史料价值作初步探讨。     

明代朝鲜使臣纪行诗中的蓬莱阁书写研究

蓬莱阁是“中国四大名楼”之一,耸立于山东半岛蓬莱丹崖山上。高丽朝使臣郑梦周路经登州首次登临并吟咏蓬莱阁,拉开了明代朝鲜使臣创作“蓬莱阁诗”的序幕,后世不少朝鲜朝使臣受其影响,他们结合自身特殊感受与生命体验,创作出诸多蓬莱阁纪行诗篇。朝鲜使臣笔下的蓬莱阁不只是一个实体性文学景观,也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象征系统,蓬莱阁成为一个用以抒发历史感慨,展现华夷观念,仰慕中华文化、表达思乡之情与结交友谊的历史与精神的地理空间。在“异域之眼”的注视与观察下,朝鲜使臣创作出不同于中国文人视角的“蓬莱阁诗”,极大丰富了蓬莱阁的人文内涵及多维形象,蓬莱阁也因此成为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明清时期“燕行录”中孟姜女传说变异考——以“情节”和“人物”演变为例

明清时期,“孟姜女传说”通过来华朝鲜使臣的燕行记录得以在朝鲜广泛流传。朝鲜使臣吸收山海关姜女庙石碑的碑文内容与当地民间传闻,融入个人认知、情感和想象,在自身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的影响下进行改写和再创造,使传说逐渐演变成独具特色的“‘燕行录’版”孟姜女故事。通过细致梳理和分析燕行录中的孟姜女相关记录,阐释其故事情节和人物构成的衍化变异特征与原因,能够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域外传播的独特魅力和规律,为当下中韩文化交流提供有益借鉴。     

朝鲜使臣笔下的满族建筑——以《燕行录》为中心

《燕行录》是明清时期朝鲜使臣赴燕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总录。他们以"他者"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其中大量记述关于满族文化的文字。本文探讨了满族的建筑文化,具体包括满族的居室建筑、满族居室建筑的三大特点即口袋房、万字炕、烟囱立在地面上,满族的室内陈设。从中可以看出朝鲜使臣对满族建筑文化的肯定与学习的态度。     

从“郑雷卿案”看早期清鲜关系

沈馆陪臣郑雷卿欲借清廷之手惩处贪赃枉法、作恶于朝鲜的清朝译官郑命寿,却遭案情逆转,终以诬陷罪被处极刑。郑案的发生有其偶然性,但却是郑命寿与朝鲜、特别是与朝鲜关西士族之间长期矛盾的集中反映。在审理该案过程中,清朝关注的根本问题在于朝鲜本国的军政动向和政治态度。只要案情性质无关重大军政问题,清廷则尽力依法裁决、谨慎对待。不过,在明清战争的特殊背景下,专管朝鲜事务的清朝外交官员被赋予了更多裁决权力,也是毋庸置疑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增添了郑案的悲剧性。郑案发生后,朝鲜方面未能积极展开营救,反映了其弱国无外交的现实,但郑雷卿的忠义精神仍得到朝鲜上下的充分肯定。     

试论朝鲜王朝之慕华思想

朝鲜半岛在与中国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种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慕华思想,这种思想在朝鲜王朝得以发扬光大。朝鲜自认出身东夷,慕华政策使得朝鲜由"夷"变"华"。李成桂立国之初,请求朱元璋赐国号"朝鲜",从而奠定了双边交往的基调。而箕子崇拜更强化了这种慕华思想,制度上向明朝学习,文化上向明朝看齐,接待明朝使臣的馆驿名之为慕华馆,慕华与事大成为朝鲜王朝对待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态,使双边关系成为典型的朝贡关系。朝鲜因"慕华"也变成了"小中华"。而当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不认同清朝的中华正统,而自认为是中华世界中唯一的中华余脉。     

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清朝中国形象的嬗变及其内因

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清朝形象的感知与描述与其隶属的朝鲜朝社会或朝鲜朝士大夫阶层对清朝的总体想象密不可分。但具体到特定的经验个体,由于其具体身份不同、对异国的观察时间与观察程度不同,因而所得出的结果也必然有所不同。而出自对清朝社会观察时间较长、观察次数较频与观察程度较深的作者之手的＂使华录＂文本,会较少受到朝鲜朝社会对中国总体想象的影响,我们从中也能够更加全面、透彻地观察清朝社会的＂实像＂。     

19世纪末对朝海上贸易中的中日航运力量对比

随着1882年《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签订,中国和朝鲜两国间封禁200余年的海上贸易得以开辟。及至甲午战前,中朝海上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与日本在朝鲜近海的航运力量相比,中国航运业的发展不仅缓慢,而且力量薄弱。航运力量的不足,不仅使中国在与日本争夺朝鲜近海商业制海权的竞争中失利,而且也使华商在与日商的贸易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成为中朝贸易始终落后于日朝贸易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唐宋时期的文思院与文思院使

文思院是唐后期设置的属于内廷的制作机构,并为后世各朝所沿袭,直到清代才废去不置.本文主要研究了唐五代至两宋时期文思院与文思使的发展演变情况,论述了文思使由唐代的内诸司使,至宋代成为西班使臣,再到明代沦落为低级职事官的演变历程,并对文思院的职官设置及职能演变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考述.     

17-18世纪朝鲜王朝委巷文人诗社考辨

委巷文人是一个与两班文人相对的概念,构成较为复杂,既有来自朝鲜朝中人阶层的译官、医官、画员等,也有来自于最底层的奴婢、胥吏等。学界认为,17-18世纪委巷文人诗社主要有：枕流台诗社、三清洞诗社、洛社、松石园诗社,但以上并非皆可称为诗社。其中枕流台诗社当改为枕流台唱酬;三清洞诗社当改为三清洞诗会;洛社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诗社,但是初具诗社的雏形,可以继续沿用该名称;松石园诗社是朝鲜王朝第一个正式的委巷文人诗社。委巷文人通过社集的方式联络感情、寻找阶层归属感,亦编撰了委巷诗人诗选,委巷文人社会力量的壮大与社集密不可分。     

朝鲜朝使臣眼中的满族人形象——以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为中心

18世纪上半叶,朝鲜朝士大夫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华夷观”的传统思维模式,客观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受到这种朝鲜朝“社会总体想象”的影响,金昌业等朝鲜朝的燕行使臣就塑造出了“丑陋”、“悍麂”但又勇武过人的满族人形象.他们既描述了满族人怪异的体征,凶狠、顽劣的行为,更是凸现了满族人擅长骑射而生存、立国的文化特征.     

明代金湜、张珹出使朝鲜与《甲申皇华集》述论

天顺八年，金湜、张城作为正、副使赴朝鲜颁明宪宗登极诏。在朝鲜期间，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艺，与朝鲜文臣赓酬唱和，留下了许多诗文。朝鲜为了表示事大之诚，更为了显示本国的文雅之关，将这些诗文辑录刻印，即《甲中皇华集》。学界关于这一问题，尚未展开探讨，文章探讨了《甲中皇华集》的成因，内容方面的特色及双方唱和的竞争意识、使臣形象的差异问题，以求对研究中朝文学关系有所裨益。     

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之间:晚清中朝秩序的重新建构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朝关系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双重秩序下演进。清政府开始在中朝宗藩关系中策略性地引入国际法:既以条约不可违犯的国际法规范遏制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又利用某些自然天成的自然法学说来强化宗藩秩序的天然理性。尽管宗藩观念与国际公法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清政府却对国际法有意误读与取舍,实现宗藩关系的自适性调整,主要体现于:运用国际法的均势理论建构朝鲜半岛国际均势;通过通商条约和贸易章程塑造朝鲜二元国际身份;按属国体制建立朝鲜近代驻外使臣制度。总体而言,宗藩体制引入国际法,以维护中国宗主国身份和朝鲜附属国地位为依归;宗藩关系对国际法的利用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屡屡在国际法的支援下实现因应调适。宗藩体制与国际法的繁杂关系,展现了晚清中国面对西方国际关系冲击的本土立场和向近代外交转型的内在动力。     

晋代史官选任制度考论

晋代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在继承了曹魏始创的史官制度———著作官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完善,史官的选任更为严格,但由于晋代史官选任制度受到了九品中正制的较大影响,许多士族子弟依靠门第得任史官,从而造成了晋代史官虽多但堪当史任者却相对较少,高水平的史著也不多见的现象。另外,晋代史官选任制度对南北朝亦产生了较大影响。     

明代后期中朝关系的重要史实见证——李朝档案《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管窥

朝鲜李朝在中国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书弥足珍贵。李朝《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是朝鲜为了迎接和接待明朝使臣,特设临时性专门机构都监都厅所遗的档案文书。这份朝鲜光海君朝两度接待明朝使臣的簿册档案,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分起自明万历三十六年至万历三十七年(1608—1609年,朝鲜宣祖四十一年至光海君元年),下部分自明万历四十八年至天启元年(1620—1621年,光海君十二年至十三年),为我们提供了中朝关系史实的第一手资料,大部分内容为《明实录》、《李朝实录》所未载,记录了当时中朝外交的历史真相,反映了明朝与后金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中朝关系的变化。     

朝鲜海峡安全问题与中国的战略对策

朝鲜海峡是东北亚地区的海上咽喉要道,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对于中国来说,朝鲜海峡不仅是中国北向航线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舰船突破第一岛链封锁、驶向太平洋的战略出海口。但目前却有许多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朝鲜海峡的安全畅通,特别是有关海洋大国对朝鲜海峡的争夺和控制,以及朝鲜海峡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和朝鲜半岛问题等因素对该通道的安全畅通影响很大。对此,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综合运用有关国际海洋法、海上安全合作、海上战略威慑、海上危机预警与管控等手段,确保朝鲜海峡安全畅通,进而确保国家经济和贸易安全。     

从“魔化”到“圣化”:朝鲜使臣金昌业眼中的康熙形象

清代中期是中朝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期,朝鲜频繁派出使臣进行朝贡外交,擅长文学描写的使者也意外地描写了中国皇帝的形象,其中就包括金昌业笔下的康熙皇帝。在朝鲜朝燕行使臣金昌业眼里,清朝皇帝康熙不再是别人眼中那个“面貌丑陋”“举止轻浮”“行为放纵”“进退失据”的荒诞形象,而是一位“神气清明”“朴素节俭”而且“文武兼备”“励精图治”的理想形象,即康熙形象成为了略趋理想化的君主形象。金昌业在作品中以一个异国作家对康熙的理解和想象,置换了一个缺席的社会总体想象,从而显示了他自己所向往的一个虚构的空间,表现出了褒奖或针砭康熙的某些观念。     

明代使臣述论

<正> 明人周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写道:“凡我行人辙迹曾至者,皆因事备书,以昭国家一统之盛,其间有他官奉使,因为一时之选,亦多原任行人者.”①在他看来,明代的使臣似乎除行人外,其余的皆可不论.事实上,明代使臣颇为复杂,行人固然是法定的使者,但并非唯一的使臣.弄清明代使臣的特色,对研究明代中外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惜史学界鲜有涉猎此域,笔者不揣浅陋,撰此述沦,以期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