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体、制度与国势：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引论

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围绕宋代政治予以叙记论断，政治观念体现出宋代浙东学派与理学的综合影响。尤其是经制事功学的治体论，在寄托于政论的思想阐发中有系统概括和理论深化。吕中将政治精神与制度礼法紧密结合起来衡量，对于纪纲法度的中心性予以高度重视。他批评王安石变法没有把握到仁意与纪纲的相辅相成，采取了更变纪纲法度而非振起的政略，破坏国初以来形成的祖宗法，动摇了宋代立国根本。宋初太祖立国，善于因承前代旧制，灌注入不同政治精神而达到良好治效，避免动辄复古、大变法引发的大动荡。“谋国者当因法以革弊，不当因弊以立法”，是立国思维的基本政治取向。吕中概括了宰相制度“分权而共政”的精义，高度评价了李沆坚凝国本的宰相功绩，指出重议论的政治文化是为了弥补以仁立国的国势之弱，对经筵制度的分析清晰显示出制度生发、形成、完善之演变机理。“以家学为家法”的政治传统有利于养成君臣共治的治人群体。他将宋代政治变迁提炼为由创业到守成、变革的一般性政治原理，运用忠质文语言给以治体论阐释。理学观念中“法三代”与“法祖”的取向张力在《宋大事记讲义》中得到很大缓解。     

统一战线抑或兄弟阋墙——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再论

在战后初期中野重治与《近代文学》同人平野谦、荒正人之间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展开的论争中，论战双方都试图借壳于战争责任问题，试图超越战争、在较长时段中考察自我与论敌的历史位相，并以历史正确者之名提出自我主张。平野将对责任问题上溯至1934年，以人性之名，经由转向问题转化为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路线的批判，据此否认了战后“民主主义文学”阵营无反思的再起及其文坛领导权的一元化独占；中野所代表的新日本文学会则将战争问题转化成了革命议题，意图将异己者视为反动势力并从革命阵营中予以排除，战争责任问题在双方各自的算计中迅速空洞化。实际上，在多重意义上，1946年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都与1930年代前半期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存在着诸多显见的思想继承关系。战败之初，新日本文学会并非没有表现出对战前道路的省思和战后文学跨阵营联合的意愿，然而，一方面缺乏将其落实的现实方案，另一方面，伴随着论争的展开，双方过剩的情绪、主观臆测架空了原理性思考，最终渐行渐远亦是必然。     

作为“反应装置”的战争和作为“认知装置”的“战后”——为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再寻坐标的尝试

逻辑预设、理论工具和认识装置之趋同，使得近年来中国的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同温层效应”。为使该领域研究能在更开阔的空间中走向深广，本文提出以下三个观念维度：其一，应以“江湖文学史”的观念重审昭和文学史的史述逻辑，以“影子研究”的方法，以德意诸国同类文学为参照系，为日本战争文学建立有效的世界坐标；其二，可将“战后”视作历史后视镜般的认知装置，以一种时间维度重新照亮战争与日本文学、思想、社会的过往，在“知其然”的基础上，反推其“所以然”，展望“将若何”；其三，有必要在同时代日本文坛内部建立起侪辈间可资参照的坐标，描绘战时文学家时局因应的多色光谱，并据此考察在极端语境下的文学家、异态时空中的人，使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在政治与文学、暴力与文明、战争与人的复杂关系层面上成为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思想资源。     

从人物传记看柳宗元的美政理想

柳宗元（773—819）是中唐杰出的政治家与文学家，早年在长安从政时，他就积极参加王叔文、王恒的政治集团，成为永贞革新运动的骨干人物。他少时即立志高远，“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谨论公进书》），长大后步入仕途，热衷政治活动，“以理天下为悦”，“乐行乎其政”（《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他的政治理想是要通过整顿朝纲、革除弊政来达到“理安”（国家太平、政权稳定）和“得民”（百姓拥护、民。心汇聚）的统治目的（《封建论》）。这种强国利民的政治抱负与王叔文等人的“利安之道”不谋而合，故而他们共同推行…     

法家势思想的发展逻辑与梁启超学术公案再判

尚贤与重势是先秦时期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慎子“势位屈贤”的思想从政治统治的层面否定了尚贤路线,开创了重势的政治道路和以“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韩非继承了慎子的政治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理—势”的认识论、“缘理而用势”的方法论、“任势治国”的实践论,完成了由“势”而“治”的理论构建。在此基础上,韩非得以在国家治理层面将“贤”重新纳入重势主义的范畴之中,让“贤”服务于国家善治所需“人设之势”的创建,并最终通过“法治”的治理模式实现“势”与“贤”的统一。法家势思想的发展过程包含了一个“势”与“贤”的辩证逻辑,理解这一逻辑是破解梁启超学术公案的关键。这一学术公案的产生与梁启超对《韩非子·难势》篇中“应慎子曰”思想归属的判定并无必然关系,而是直接来自于他对法家“法治”思想的“误读”,但这种“误读”是他对传统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努力,值得今天进一步思考。     

雅努斯的追问——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

1946年，平野谦以无产阶级艺术家的战争责任问题为切入点，以臆想出的事实为基础，对左翼文学阵营发起了整体性批判。这一批判应与1934年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解散前后的转向问题，及其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整体性评价相结合进行关联性考察，据此方可揭示其思想根源。平野谦的左翼批判继承了龟井胜一郎在1930年代中期的基本立场，反对“目的-手段”二元论和文学的“政治主义”。战后初期，这一从思想到路线层面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批判性回顾，旨在否认因战时抵抗而在战后初期占据道德优势的左翼文学阵营对战后日本文学领导权的独占。在此进程中，战争责任问题在平野谦明确的目的论指向下迅速形骸化，并在“政治与文学”论争中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机能。     

简议欧阳修“立制”与“任人”相为用的法律思想

简议欧阳修“立制”与“任人”相为用的法律思想陈金全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其文学成就使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这种声誉使得后世往往对他的政治法律思想淹没不彰。其实欧阳修不乏对法的思考，他的法律思想亦富有自己的特色，同范仲淹、李觏、工安石等的法律思想一起...     

横井小楠思想简论

横井小楠(1809—1869),日本肥后藩(今九州熊本县)人。幕末时期重要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积极的政治活动家。他与佐久间象山被称为“开国论”者的“东西双壁”。其思想倾向颇富特色。50年代以来,在日本战后新的学术气氛中,经许多思想史学者的多年努力,小楠思想研究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绩。1991年《季刊日本思想史研究)(37号1991.10)出     

从《独孤通理灵表》看“文儒”与“吏能”之争

唐代著名文学家独孤及为其父撰写的《独孤通理灵表》，向我们揭示出独孤通理政治上的失意实与萧嵩、李林甫的先后专权有关。他在萧嵩当权时遭受贬谪、李林甫弄权时未东山再起，又都是因为卷入了“文儒”与“吏能”之争，从而成了权争的牺牲品。此外，独孤通理在政治上的得志与失意，又为我们透视玄宗前、后期用人制度上的变化提供了生动的个案。因此，该《灵表》为我们解读盛中唐之交吏能当道时复杂的政治生态和文人心态保存了极为生动而有价值的史料。     

谈蒙古族元曲作家阿鲁威及其散曲

1 阿鲁威,字淑重,号东泉或以鲁东泉称之,蒙古人,生座年不详,一说至治、泰定年间曾任南剑太守和经筵官(1321——1327)(《元曲鉴赏词典·阿鲁威传》),一说约元成宗大德中前后在世,官剑南太守,内诏作经筵官参知政事(1925年)(谭正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根据这两种说法,我们可以初步确定为:阿鲁威约在1295——1327年之间去世,这样就把他生活的时间扩展为32年.在关于他生平事迹记载的文字中,除此之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尚有他一轶事记载;他尝眷名妓郭氏顺时秀,而郭氏尤重王     

梁启超“新民”与“群治改良”之异名实同

近代意义的“群”概念的出现，是近代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在探索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时对西学的回响。在梁启超的文本中，“群治”是以“群”为核心，用以表达社会人建立的社会秩序，且是人以群的状态存在的社会；另一重要概念“新民”,则用于表达“维新吾民”或“新的国民。二者的核心都是梁启超社会政治思想——群，纵观梁启超“群治改良”的讨论路径和对“新民”的设计，在其经世思想的内核中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实则是异名而实同的概念表达。     

战后派文学:日本现代反战文学的高峰

文章从日本“战后派文学”代表作家作品内容的归纳分析，以及“战后派文学”与“原子弹文学”的比较中，得出“战后派文学”立足于历史事实与文学真实，从人类整体的角度去洞察了这场残酷的战争，并果敢地揭示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战争中扮演了侵略者、占领者角色，真正形成了日本现代反战文学的“高峰”。     

圣王制作与孔子述道——先秦两汉的圣人观与孔子身份

古代中国的“道”从圣王之“治”中推演而出，具有实践属性，“作君作师”的圣王统合“制作”之权，明道而且行道。在东周以降的治道裂变中，无位的孔子成为“制义”的圣人，“圣”“制作”的意涵从此裂变，但孔子之为“素王”，仍只限于不侵犯时王在“行道”意义上的“制作”权力，而只是述而明道之谓，统合行道与明道的圣人观念仍保有于政治文化观念中。在“时”“命”“制作”等社会政治权力背景下理解“道”，进而在“明道-行道”这一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中理解孔子之为圣人的意涵边界，可以更接近自周迄汉对孔子身份的认知，可以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理想型有更切近的体会。     

魏晋南北朝齐鲁史学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齐鲁士人以治史作为自己的事业,其经世精神突出表现在对现实政治的维护上,“直书”与“曲笔”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治史方法,表现得尤为鲜明,而曲笔之风一时更炽。齐鲁史家几乎都是文学家,史文语尚华丽,浮词艳语连篇,不能很好地表达史义。     

实心实证达成仁政——李颗政治思想评析

二曲是在重“实证”、“实效”以及与民“实惠”并求通“可行”的基础上来阐述其政治哲学思想的。二曲认为王道之政的关键,一方面须重视修齐治平之学,另一方面须行“实心实证”之政,还须实施重民养民之策。只有通过这些政治措施,儒家所提倡的以人为本、“治以贤始,即以贤终”的王道之治才能得以实现。这一阶梯式的王道演变措施使得儒家的仁政之治不再是空中楼阁。     

乡村环境治理中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的双向耦合

乡村环境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分散性、流动性、复合性等特征,“治联体”自治是乡村生态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嵌入乡村以整体性推进环境善治的新型治理结构。基于“价值—结构—制度”的三维分析框架,结合T村环境治理实践,揭示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双向耦合的机理。结果表明,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的双向耦合是一个价值互认、结构互嵌和制度互融的过程。一方面,基层党建以理念嵌入、身份嵌入、制度嵌入等方式嵌入“治联体”,在“价值认同—结构优化—制度整合”的层层递进链条下激发村民进行环境治理的行动自觉;另一方面,“治联体”的嵌入性自主,不仅使“治联体”自治以新的简约形态复归落位,也为基层党建创新提供了中间渠道和行动空间。双向耦合下的乡村环境治理,实现了局部有效和整体有效的双重提升、政治定力和社会活力的协同进阶、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     

香港本土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演变

从共时态来看,香港本土主义包含三重逻辑：首先是以文化主体性的觉醒与“自我——他者”二元分化结构的确立为核心的文化认同逻辑;其次是以特定历史时期的巨大经济成就以及其所衍生的社会认同意识为基础的经济社会认同逻辑;最后是以政治主体性的裂变与政治价值的自觉建构为要旨的政治认同逻辑。从历时态来看,香港本土主义包含一种先后的历史演变逻辑,它的三重内在逻辑分别形成和发展于特定的香港社会历史阶段,交汇于“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价值观念形态中,呈现出一定的“文化认同——经济社会认同——政治认同”的逻辑序列变化,显示出当代香港本土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演变的整体联系。     

略论包拯的惩贪思想与实践

包拯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清官。在他一生的政治实践活动中,惩贪倡廉始终处于重要的位置。综观一部《包拯集》,有关惩治贪赃的奏议是比较多的。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抒己见,以就教于同仁。一、依法治贪、止绝内降包拯生活的仁宗时代,官场贪风日炽,“黩货暴政,十有六七”①。对于这种“赃污发,无日无之”的严重情况,有关官吏不仅不依法处理,反而置若罔闻,“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从而形成了“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②的局面。包拯对此极为不满,同时又十分焦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失于宽而弊于姑息”的吏治…     

论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历史定位

茅盾是作为一个作家、文学家而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确立其历史地位的，但他又是一个“综合体”，对政治、哲学、科学、社会革命也抱有浓厚兴趣，从而显出其文化思想的开阔性。与同时代作家“文化人”相比较，茅盾的文化思想既保持着同一性的一面，又显示出独立不羁的文化品性。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中国文化界的一位巨人”（王若飞语），在本世纪，茅盾的文化思想、文化选择曾对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建构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孟子“劳心、劳力”说的进步性

孟子“劳心、劳力”说的进步性张希平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把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膝文公上》）当成反动落后的思想或封建糟粕。例如：一、“孟子……他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政治观点显然是十分反动的。”（《历代文选》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