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网犯罪国际法规制的问题与进路

暗网的匿名性、加密性和跨国性特征,使暗网犯罪较一般网络犯罪更具特殊性。一般性国际刑事规则和网络犯罪国际刑事规则存在的局限性,国际软法法律拘束力的缺失,影响暗网犯罪国际法规制的效能。解决暗网犯罪国际法规制问题对技术治理、顶层设计和执法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应确立技术和法治相结合的原则,以法律促进和保障技术发展,以技术拓展法律的规制范式;并建构和完善暗网犯罪国际治理的顶层设计,推动网络犯罪国际刑事规则中增加规定“暗网犯罪”条款和暗网犯罪国内法规制的具体化;且继续强化打击暗网犯罪国际执法合作,并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     

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彰显“讲道理”本质的逻辑建构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青年学生及时准确了解世情、国情、党情的核心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质是“讲道理”,新时代高校着力讲好“形势与政策”课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课程目标，不仅要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三个层面阐明“讲道理”本质在“形势与政策”课中的鲜明体现与重要作用；而且要立足讲深国内国际大局形势、讲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活新时代的中国精神三个层面，坚持把握“审时度势与激浊扬清相统一、个体关切与舆论引导相统一、理论灌输与实践引领相统一”的基本原则，推动“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的实践旨归，打造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想政治理论“金课”。     

“预防垄断行为”的理论逻辑及其制度展开

法律预防功能的实现常因制度标的游离、运行成本高昂而被忽视于法律实施体系的建构之中。垄断行为的社会化影响与既有规制手段的威慑困境引发学界开始思考"预防垄断行为"在风险社会的制度价值。从司法适用分歧到执法实践共识,营商环境优化背景下以公平竞争审查、反垄断合规指引、合规风险提示为代表的市场公平竞争环境"预防式"营造,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威慑的治理现代化转型。行政垄断、竞争文化培育等竞争政策强化基础性命题有望在"预防"框架下得到破解。实现"预防垄断行为"的立法目的应当着眼于权力事前介入的制度矫正,以"守法"为线索提高法律实施的参与度,提升法律规范的确定性,进而厘清反垄断法实施的"制止"与"预防"二元体系进路。     

公共风险法律规制中“刑扬行抑”现象之反思与矫治

以环境、安全和健康威胁为主的公共风险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近年来部分领域出现了刑事规制扩张和行政规制不足的“刑扬行抑”现象,主要表现为行政违法行为径行犯罪化、入罪门槛降低以及刑事责任优先三大典型特征。公共风险规制“刑扬行抑”现象并未显著提升刑事规制的实效性,反而违背了古典刑法的民权理念,造成违法-犯罪二元体系的消解。此种现象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执法机关的威慑偏好和认知惯性是主观动因,历史文化和理论思潮的浸染是环境诱因。面对公共风险规制的法治困局,回应性规制法律框架的本土化提供了一种破局新思路,实现了由“刑责优位”到“最佳威慑”、由“威慑或遵从”到“执法金字塔”、由单一规制主体到网络型治理格局的三重转向,为行政规制的功能拓展提供了路径指引。     

责任与伦理：违法审判责任的局限及补救

责任具有道义惩罚和利益补偿、提升法官品质之功用。因此，科学的责任机制可以有效规避法官的弱点。我国通过“违法审判责任”机制对法官违法行为予以治理，但由于其诞生于科层制组织之中，运行于行政伦理和法律伦理矛盾之间，致使实施效果欠佳。同时，又因此种责任模式侧重违法实体裁判“结果”追究而非“不当行为”防范的机理，加之缺乏利益保障等局限，便引发法官畏惧独立审判、辞职和出走、不当行为频繁发生等诸多弊端。而职业伦理责任重在对法官的“不当行为”进行治理，与当前法院试行的员额制、惩戒机制等弱化行政化的改革相适应。为此，应着重完善利益、业绩考评、违法惩戒等保障机制以强化法官职业伦理责任之提升。     

企业境外上市数据安全风险的预防性治理

企业境外上市场域中存在国家权力与企业权力、一国主权与他国主权、经济私益与社会公益之间的三重非传统利益冲突,也产生了跨境数据安全风险。而现行治理则面临着依据有失科学、体系尚不健全、层次结构失衡的困境。中国急需摆脱对“违法—规制”的救济性监管模式的路径依赖,以“守法—激励”的预防性治理作为风险应对新路。通过明确数据分类和风险分级制度,构建内部协调和外部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塑造政府高效监测预警、企业规范自我管理的合作博弈生态,强化正当和差异的包容性事前审查,变单向度提高违法成本的惩罚机制为降低企业守法成本、提高企业守法收益的双向激励机制,实现数据安全风险的预防性治理,为企业境外上市提供有力保障。     

乡土社会冲突与诉讼的再冲突解析

在乡土社会中 ,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正式法律诉讼之间会产生新的冲突 ,这种冲突构成了乡土社会法律生活的主题 ,并使诉讼这种国家法律治理途径在乡土社会中被迫发生流变 ,这也使我们可以接近一个客观的乡土法律世界。在“乡土社会现代性诉讼制度为什么不能建立”诸问题上 ,不应局限于单向化的“守法—违法”或是“争讼—无讼”的理论范式 ,而应以一个多元的分析路径来考察     

网约工职业伤害保障的制度构建

以网约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同于传统灵活就业人员，面临平台经济高速发展催生的高频多发职业伤害风险。目前工伤保险制度未全覆盖此群体，试点中以延续劳动关系认定为核心的纳入工伤保险模式和工伤保险复合商业保险模式仍面临不可持续风险，超越劳动关系独立建制模式为理论突破提供新的研究取向。新发展格局下应保障全体公民实现社会保险权，网约工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构建也依此展开：即坚持社会保险属性并扩大试点，补齐职业伤害保障短板；以健全最低工资为前提规范制度参数设计，明确职业伤害风险权益保障责任；提升制度治理效能，优化职业风险服务保障；强化多方主体协同治理，完善保障工作机制，最终实现覆盖全体劳动者的多层次、有梯度、可持续的中国特色职业伤害保障体系。     

网络时代的名人文化、“粉丝”消费与情感劳动——我国网红现象研究的三重议题

网红即网络红人，这一群体是由市场经济与互联网媒体共同催生的产物。网红的出现见证了我国名人文化的市场化和媒介化变迁，在线“圈粉”的逻辑一方面让新媒体变成了制造名人的数字化机器，另一方面也使得网红的“非法兴起”问题愈益突出。另外，作为新名人的网红还引发了“粉丝”消费的转向，“粉丝”不仅能透过网红去消费真实，更能在此过程中凭借对新媒体的运用而将自己塑造成网红。成为网红也意味着要付出相应的情感劳动，这种劳动将网红的情绪与身体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商品化处理，从而满足“粉丝”与资本的双重需求。不过，并非所有网红的情感劳动都会被资本收编和异化，比如我国正在崛起的主流网红，就构成了传播正能量的网络治理主体。现阶段，我们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导向，大力推动我国网络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发挥网红在促进网络社会治理精细化和专业化层面上的积极作用。     

网络生态场域主流意识形态治理结构失衡与重构

在移动互联发展与"网生一代"成长同构背景下,提升主流意识形态治理效能以守护国家主权和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开始进入国家治理基本场域。在话语垄断转向现代认同的网络生态场域,多元主体竞争、协调、赋权、分发、选择、反馈的互动流互构了主流意识形态治理的生产结构、传播结构与认同结构。在市场经济逻辑、传播逻辑、草根逻辑与适当计算逻辑等多重逻辑冲突下,主流意识形态治理面临生产层面的场域结构和正负向结构、传播层面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结构和分发-接收结构,以及认同层面的认同群体结构和知识基础结构等多重结构失衡困境。基于结构-行为的互动理论,从多元的互动强化与调整、算法技术的价值适切平衡、强化认同的知识基础和转译界面等方面,寻求主流意识形态治理结构重构的可能路径。     

家长教育权缺失与回归的文化哲学分析

家长教育权的实现对未成年人全面发展作用重大.然而长期以来,在“学校本位”的教育格局中,家长教育权存在缺失现象.导致家长教育权缺失的原因多种多样,其根源可说是我国的传统文化模式.“天地君亲师”这一传统文化模式的产物在教育领域中“蚕食”了家长教育权.家长教育权要尽快回归,其指南是构建新型中国文化模式,路径是重塑“三位一体”教育格局,包括重新审视和重视家庭教育的独立性价值、加强家校(社)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及强化家长教育权的政策与法律保障.     

略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法治路径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是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防范化解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和挑战过程中，法治的作用不可或缺。强调以法治路径促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契合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日益增长的法治诉求，它体现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工作与法治建设的内在统一性。通过实施网络法治，有助于基于法治逻辑更好地规范网络媒介本身的自由信息传播、促使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实现良性互动、有效应对因各种跨国网络信息流动而造成的网络安全威胁，从而在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的基础上保障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在实践维度上，要充分体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中法治路径的优势，必须坚持“依法治网”,切实消除各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隐患；坚持“依法办网”,不断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阵地；坚持“依法用网”,使网络技术成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大增量。     

新时期完善“扫黄打非”工作体制的几点思考

为应对新时期“扫黄打非”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扫黄打非”工作应强化领导小组组织建设，充分发挥领导小组成员合力；“扫黄打非”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独立设置确保工作有效开展；加强信息化建设和理论研究，强化“扫黄打非”办公室协调效能。     

论失信联合惩戒中“失信”之含义

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技术,失信联合惩戒饱受泛化与滥用的质疑。厘清失信的内涵是正确适用失信联合惩戒的前提,但学理上对失信内涵之艰难探索,仍然无法揭开失信之“面纱”。目之所及,“违法说”存在逻辑错误,违法并非失信的充分条件;“违约说”“丧失民事名誉说”“负面信誉评价说”未能处理好公权与私权的边界;“失德说”“违背道德诚信说”未能正确认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逃避社会责任说”受制于“社会责任”只是一种倡导性而非强制性规定。为了避免公权介入私权产生不必要的争议,失信必定是违法,但必须剔除承担民事责任的违法,在此基础上,失信可视为违法的充分不必要条件。从法政治学而言,国家推行失信联合惩戒的政策意图是强化重点领域的法律实效。失信是一个富有政策性的概念,失信具体包括哪些违法种类,取决于国家治理的需要,并随政策的调整而动态变化。     

自动化事实核查的算法逻辑、内生性风险及其规避

智媒时代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需要智能化手段，自动化事实核查是打击谎言和假新闻的算法治理手段之一。自动化事实核查的算法逻辑各不相同，总体可分五类：基于“匹配”的逻辑、基于“信源信度”的逻辑、基于“关系”的逻辑、基于“缺陷”的逻辑和基于“区块链”的逻辑。因“算法形式主义”引发的内生性风险会损害自动化事实核查的可信度。规避内生性风险，在技术层面，应优化设计，减少源数据的偏差；在把关层面，应采用“算法+事实核查员”的人机协同模式；在利益相关者层面，应组建事实核查网络；在伦理层面，应强化透明和更正原则。     

试点治理的逻辑：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试点是探索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路径，具有试验、扩散等多重治理逻辑，且因内嵌于国家行政体制而呈现出多层级治理结构的制度特征。试点制的试验逻辑体现在因地制宜、探索经验的试验阶段；扩散逻辑则在总结经验、复制应用的推广阶段。试点治理具有“机制—制度”的双重特征，多层级—分阶段治理模型旨在凸显试点中“中央—地方—基层”的多层级治理结构及其具体运作机制，其中，纵向呈现治理结构，横向隐含治理逻辑，互动过程由各类运作机制构成。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可以作为验证该分析框架的案例。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推普脱贫”的典型，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拥有“试点中试点”的完整治理过程，展现了试点治理背后的多重治理逻辑及相应的治理机制。试点治理也存在失败的风险，推广试点成功经验的有效性以非试点区的治理情景和治理资源为前提条件。     

论“守门人”制度的嬗变及其对完善我国互联网平台主体责任的启示

作为“守门人”的主体具备对通道的控制力，在相关制度的发展中承担监管辅助者与被监管对象的双重角色。在我国平台责任中应厘清“以网管网”与对超大型平台特殊监管的不同规制逻辑。“以网管网”属第三方执行策略，利用第三方平台的“守门”能力以监管用户的不法行为，在此过程中平台承担着辅助监管者的角色；而特殊义务制度通过对超大型平台课以一系列特殊义务，以约束和引导其私权力的行使，防止其“守门”权力的滥用。我国应在充分利用平台“守门”能力的同时有效避免“守门”权力的滥用，强化超大型平台特殊义务的构建，通过填补相关立法空白、优化“守门人”界定、设置区分性义务、保留规则的灵活性等手段引导平台经济产业的健康发展。     

把握高校思政课作为新时代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三个维度

高校思政课建设要进一步强化“立德”“育人”功能，坚持以“立德”为本，着眼于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加强大学生的理论武装，努力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进一步发挥高校思政课在新时代立德树人中的“关键课程”作用。     

日本威慑战略的转型:以“对敌基地攻击”的最新讨论为焦点(2020—2022年)

战后日本的威慑战略一贯以同盟分工为基干：自卫队着重自主构建“拒止威慑”态势，美军主要以“延伸威慑”形式为日本提供“惩罚威慑”要素。这是因为日本政府曾长期禁止拥有以“对敌基地攻击”为代表的远程进攻力量。但从2020年6月以来，经三届自民党政府推动，日本举国围绕是否应解禁“对敌基地攻击”以发展自主的“惩罚威慑”能力，重新掀起了大讨论，并且其实际指向预示了日本威慑战略将有重大转型。该趋势是日本外部形势变迁、内部政情演进、强势领袖操纵共同作用的结果。结合威慑原理与实践的分析表明，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加大“惩罚威慑”建设投入，不仅未必会增强日本的国防威慑效能，反而可能增加危机与冲突风险。所以，日本威慑战略转型的前景难言明朗。     

论执法者的守法促进职责

执法者的职责应该包括三部分内容:守法促进、守法监管和违法应对.然而,出于威权性的执法概念,我们往往只强调“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上,忽略了内容丰富、机制多样、意义重大的守法促进工作.文章基于观念批判和实践反思,以及对于守法促进重要意义的分析,提出应重视执法者的守法促进之责,并借鉴国内外相关的理论发现与实践经验为守法促进提供“工具包”,最后简要地讨论了如何促进执法者去促进守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