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明”话语——基于中国视角的回顾与反思

19世纪,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形成了一种以“文明国家”概念为核心的“文明标准”,世界由此被划分成“文明”与“野蛮”两个部分,这种观念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产生了长期影响。20世纪下半叶,英国学派率先展开了对全球化时代“新文明标准”的讨论。而在回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过程中,学术界开始关注多元文明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西方学者的讨论大多没有摆脱单一西方文明的视角,仍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由不同文明共建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其构建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观中的和平思想有可能成为破解西方文明观中的“文明—野蛮”二元思维和“文明冲突”论,构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国际新秩序理论的重要非西方思想资源。     

社会变革中的话语重建——晚清至“五四”语言变革实践考察

1840年海禁大开后,中国传统社会受到来自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世人慨叹:“今日之事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犤1犦社会剧变和中西冲突,遂演变为国家、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传统文化秩序和价值系统失衡,文言话语体系逐渐崩溃,而社会的现代性欲求需要新的话语重建,在此背景下,汉语开始了艰难的现代转型。     

全球文明倡议、新时代文明观与国际秩序转型

百年变局下,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在继承和发展新中国优良外交传统的基础上,为回应以“文明冲突”为代表的新冷战思潮,破解后疫情时代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困境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这一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实现了对西方文明观的范式超越,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偏狭历史叙事,突破了“普世价值论”的话语陷阱和西方文明冲突的谬论,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文明观的理论创新。在西式文明观再次将世界引向意识形态对抗危险陷阱的背景下,新时代中国文明观阐释了中国在文明发展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为处在十字路口的国际秩序重构指明了方向。     

近代中日“闭关”与“锁国”政策的异同与历史进程

19世纪40年代，中日两国都曾遭遇西方的殖民侵略。面临殖民地危机时刻，中日两国因采取不同政策而产生不同结果。日本明治政府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开放政策，积极学习西方为其所用而迅速跻身列强；而保守的清政府却采取“悉如旧制”的闭关政策，遂成为列强刀俎之肉，其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儒法文明的重构与中日现代国家建设的两条道路：比较政治学的考察

在现代西方的冲击之下,东亚儒法文明中的中国和日本共同把富强作为最急迫的国家应战目标,但是在“儒主法辅”还是“脱儒入法”这一大战略选择上两国则分道而行,日本不仅走向“脱儒入法”的资本—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且在文明归属上纠结于“脱亚入欧”;中国则在重建大一统文治国家的曲折探索中,迈向轴心文明国家的复兴。从区分利害与是非的高度上比较中日现代国家建设经验的得失,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更深入地理解当代东亚世界的发展方向。     

晚清中朝商路历史性变迁原因及其影响(1882—1894)

1882—1894年间,中朝之间的商路出现历史性变迁,陆路商路明显衰落,稳定的海上商路形成并拓展成为主要贸易通道。中朝商路变迁与封贡体制变化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封贡体制是影响清代中朝商路变迁的根本性因素,而商路的发展变化也最终成为封贡体制消亡的助推力量。中朝间稳定的海上商路的形成与拓展促进了中朝乃至东亚贸易的繁荣,也改变了东亚国际贸易格局的发展趋势,即中、日两国的对朝贸易竞争日趋激烈,日本在对朝贸易中最终取代传统的中朝贸易而占据垄断地位,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努力参与东北亚海域贸易的竞争。     

中、朝(韩)、日儒学思想理论特色摭论

中国儒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诸多学术思潮、流派和思想大家,并逐渐演变成学说纷呈、百家争鸣的庞杂而又宏富的思想脉系,自古至今,影响所及,流播海外,从东亚走向西欧,已日益成为“世界性的学问”。特别是中国儒学对朝(韩)、日等东亚国家的影响尤巨,并在与这些国家本土文化的融合过程中生根、生长、发展,已深深地融入其传统思想文化与民族心理之中,形成了各具民族特色的儒学,故而人们将中、朝(韩)、日等东亚国家称之为“儒教文化圈”。本文试图通过对中、朝(韩)、日儒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来梳理和阐发儒学在朝(韩)、日两国的发展演变和思想理论特色,进一步揭示和彰显儒学作为“世界性的学问”,在高扬“亚洲价值观”以及“东亚意识”或“东亚价值”中的所充当的特殊理念的人文价值、地位。     

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新论

1993年，美国一家颇有名气的杂志《外交事务》，发表了世界著名的政治学家和外交战略家塞缪尔P．亨廷顿的一篇战略研究论文：“文明的冲突”。此文一出，立刻引起反响。一方面，“文明冲突”的概念很快成为社会科学中各个学科领域最为流行的术语；另一方面，引发了一场有关文明冲突和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的长时间激烈争论。时隔三年，还是这位作者，还是在这家刊物上，又发表了另一篇专谈文明冲突的文章：“西方文明独特但非四海皆准”。该文刚一面世，即刻引起各方面的注目，原先差不多已经平息下来的争论，重新变得热烈起来。亨廷顿三年内发…     

儒学与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

儒学作为以伦理道德为内核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强烈的“德政’’和“礼治”的政治色彩。或者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的儒学,深深影响着东亚民众的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行为模式。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使传统儒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亚价值观”和“东亚意识”便是基于现代化语境下,对儒学价值重新思考和发掘的产物。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儒学的现代发展。可以为东亚多元文明的和谐相处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对话基础与合作平台。     

从西方制度现代化进程谈社会正义内涵

社会正义问题是当代政治家和理论家们谈论的热门话题。“正义”一词在西方政治文明的语境中产生,纵观现代以来西方社会正义理论的嬗变,可以透视出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正义。西方制度现代化过程中提出的社会正义理念具有普适性,但需要新的哲学论证基础。东亚诸国的强盛说明,从东西方文明契合的方式下谈社会正义问题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意识形态终结论”批判与反思

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鼓吹“意识形态终结”论,从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到熊彼特的“趋同论”;从尼克松的“不战而胜”到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西方学者先后掀起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究其缘由,科技革命与全球化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方学者倡导的“普世价值”削弱了人们的意识形态观念,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兴衰则成为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兴起的导火线.     

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形势进行了独到的解释和预测,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的新模式,其核心思想是：后冷战时期的世界主要冲突之源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上的,而是文化上的差异。他认为,世界格局将取决于八大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的相互作用。亨廷顿敏锐地观察了当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为国际政治注入了新的研究视角。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能会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对外政策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作为一个历史世界——蒙古时代之后的东部亚洲海域

蒙古时代之后亚洲东部海域或环东海南海区域,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完足的历史世界进行研究。由于蒙古时代之后,特别是15世纪起中国与西部世界相对隔绝,原本蒙古时代连成一片的欧亚大陆又成为“东是东,西是西”。恰好大航海时代后的全球交通上,海路逐渐超越陆路,因此,“东部亚洲海域”尽管也有海禁与倭寇、壬辰之役、明清易代、大航海后西人东来等扰动,但在19世纪中叶西方的根本冲击之前,它仍然勉强维持了大体稳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而从这一秩序的形成、动荡与瓦解过程中,正可以看到东部亚洲海域从传统到近代的历史过程。之所以要把环东海南海作为一个历史世界进行研究,不仅为了回应和补充传统历史学界的“东亚”研究范式,以及新近流行的“中央欧亚”或“东部欧亚”研究思路,也是试图打破东北亚和东南亚研究之间的鸿沟,以更大的联系的视野,改变这一区域历史研究的局限。     

近代环渤海地区间商人对流与影响

１早在明代，山东与辽东就有一定的商业往来。当时海禁时开时禁，辽东巡抚“侯汝谅复请开登、莱海道，诏弛海禁。未几，辽商利之，私载货物往来”。①清政府虽然也实行海禁政策，但由山东渡海闯关到辽东经商者从来没有中断过。济南府的齐东县农户“勤于纺织”，其产品“通于关东，终岁且以数十万计，民生衣食之源，商贾辐辏之势在是”。②恩县的土布，由“布客将买运往奉天。山西二处出售”。③与辽东隔海而望的胶东各县更是如此。他们“北赴辽沈，舟航之利，便于他郡”，故其经营的品种不限于本地的手工业品，其运销的范围也更广。如黄县“…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辨析

文化既存在差异性,也存在共通性。文化的差异性正是文化的互补性所在,它决定了文化的融合模式是一种有差异的融合;而文化的共通性则确立了不同文明的认同支点,使文明融合由求异而趋同。近代中国民权思想就是冲突与融合辩证关系的统一体,它既是民族利益剧烈冲突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晶。它从“内中外西”——“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中西一体”的演进轨迹,明显昭示了中西方化融合的走向和重大成果。这一过程与亨廷顿“文明冲突”的理论恰恰相反,说明历史进步的主流是文明的融合而非文明的冲突     

论陶渊明的远古情结

在陶渊明诗文中，凸现出一种深沉的“回归意识”，而对远古自然之世的追怀则更具文化哲学意义。本文以西方反文明、反现代化思潮作为参照，对陶渊明的那种远古情结所具有的文化、美学意义进行了新的阐释。     

从遮蔽到解蔽：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文明互鉴

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了多元现代性的话语可能,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但在文化交流中也存在着遮蔽效应,偏见、刻板印象、文化误解等都可能形成传播隔阂。党的二十大再次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了深刻阐述,其中新时代的文明互鉴与文化共存,需从理论高度与战略高度予以深刻把握和理解。利用东方文化的“块茎”思维方式,综合哲学、阐释学、传播学等学科方法,给文明互鉴提供一种视角。从“块茎”视角为交流的遮蔽效应提供一种解蔽之道：转变视觉思维之“仰视”为“平视”“散视”。通过解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互鉴的一种实践路径,实现对西方现代性的话语超越。从而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担当,以及谋求文化共存与文明互鉴的中国方案,提供一种学理性阐释。     

“嘉靖倭患”再议

明代素有“北虏南倭”边疆之患,其中“南倭”为患一度甚烈,前期可举洪武朝,后期则为嘉靖朝。不过,“嘉靖倭患”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有不同意见。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嘉靖二年”说与“嘉靖二十六年”说,不仅存在对中日勘合贸易制度以及当时中日关系过度解读的问题,亦是视明清时期中国“闭关锁国”观念的进一步固化,并将倭患爆发的原因指向明王朝实施的海疆政策,进而淡化了日本在东北亚海域侵略扩张的史实;“嘉靖三十一年”说则只是关注到了是年倭患爆发的表象,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日本方是“嘉靖倭患”的始作俑者。实际上,嘉靖三十年,日本大内氏灭亡造成日本国内局势失控、明政府诏准“请宽海禁”造成中国海防废弛,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之下,才最终导致了嘉靖三十一年的倭患爆发。     

法学视角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提出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它已被世界公认为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金律。从法的视角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法理内涵,即尊重个体的平等观、符合人性的权利义务观和重视内省的自律观。在霸权主义仍然存在、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时有发生、文明断层线上发生的冲突愈演愈烈的国际格局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成为重构世界秩序的价值标准和规则渊源。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评析

冷战后，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理论，认为冷战后世界分为八大文明，文明冲突将决定国际政治。在宏观层面上，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在微观层面上，冲突发生在伊斯兰与非伊斯兰之间。同时，亨廷顿认为文明冲突永远不会泯灭，否定文明走向融合的历史发展大趋势。亨廷顿还认为伊斯兰文明将与儒家文明相结合，共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亨廷顿的这一论断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