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战争中朝鲜对中日议和立场探析

壬辰战争中,中日双方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和谈,和谈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朝鲜李朝政府出于与日本的尖锐矛盾及自身的民族利益,对和谈是坚决反对的。但在和谈过程中,基于当时的战争态势、和谈进程的曲折及中日双方的矛盾,其立场又不断进行着游移、变化和调整,表现了其外交策略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紧密结合,即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实用主义态度。     

壬辰战争前后明政府决策失误探究

1592—1598年的壬辰战争是中日朝三国之间的一场国际战争,因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出兵侵朝并进图中国而引发。战争爆发前后,明政府的决策出现了四次重大失误:一、战前无视敌情哨报,未作备战部署;二、战初无休止的战和之争,贻误了痛击日寇的最佳战机;三、碧蹄馆之役前后,由轻敌冒进到畏敌议和,再失攻敌良机;四、撤军与和谈之议,为日军卷土再战埋下隐患。四次决策失误严重影响了战争进程,成为战争时断时续达七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中朝日三国早期西学对应及其比较

中朝日三国的早期西学对应可谓"大同小异",都对西学中的"器"之内容颇感兴趣。比较而言,中国重实用;朝鲜究重学问;日本则以功利为先。     

论明代抗倭援朝战争时期的山东海防

明代万历抗倭援朝战争时期,山东海疆形势严峻,海防地位凸显。面对严重的海疆危机,朝廷官员积极献言献策,提出了颇有见地和富有价值的筹海理论,以优化海防布局,完善海防体系,强大海防实力,确保海疆的长治久安。明廷和山东地方政府也积极筹划,建设海防。经过一番努力,山东海防得到了重建和增强,出现了诸多新的变化,为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东北亚地区秩序的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山东海防的这段史事,为我们今天海洋强国梦的实现提供了一些有益借鉴。     

近世中日朝海禁比较

将近世中日朝“海禁”问题置于“东亚海域”和“文明冲突”两个视角中进行比较,既是一个新的尝试,同时突显了新的意义。在“东亚海域”视角下,中日朝“海禁”呈现共存、互扰和矛盾的特征;在“文明冲突”视角下,中日朝“海禁”都经历了因中华文明而“禁”,因西方文明而“开”。在禁与开的过程中,中日朝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时所分别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由此而引出近世“海禁”对当代的启示。     

论大小金川战争中碉楼的作用

碉楼是羌、藏等少数民族在古代修建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建筑,平时居住及储藏物资,战时则用以防范外来势力的进攻。清朝乾隆年间,中央王朝对大小金川的用兵,大小金川土司除了依仗天时、地势和人力外,更重要的是倚恃碉楼的防御体系抵抗清朝官兵,致使大小金川战争成为乾隆帝“十全武功”中历时最长、耗资颇巨、伤亡甚重的一次战争。     

论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交游的原因

18世纪,中朝文人交流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朝鲜使团频繁出使清朝,为中朝文人的接触与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客观基础。18世纪初期的朝鲜朝文士多是希望见到对明朝怀有深厚感情的清朝士人;此外,朝鲜文士积极接触清朝文人:一方面缘于希望实现贤者嘉会、倾心剧谈的夙愿;另一方面意欲加强双方的文化了解,实现显扬声名的愿望。而一些清朝文人或因赏识、钦佩朝鲜文士的才学,或为了商业目的,或为了看朝鲜朝使者的衣冠及期望得到朝鲜的特产,也主动结交朝鲜文士。     

中、朝(韩)、日儒学思想理论特色摭论

中国儒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诸多学术思潮、流派和思想大家,并逐渐演变成学说纷呈、百家争鸣的庞杂而又宏富的思想脉系,自古至今,影响所及,流播海外,从东亚走向西欧,已日益成为“世界性的学问”。特别是中国儒学对朝(韩)、日等东亚国家的影响尤巨,并在与这些国家本土文化的融合过程中生根、生长、发展,已深深地融入其传统思想文化与民族心理之中,形成了各具民族特色的儒学,故而人们将中、朝(韩)、日等东亚国家称之为“儒教文化圈”。本文试图通过对中、朝(韩)、日儒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来梳理和阐发儒学在朝(韩)、日两国的发展演变和思想理论特色,进一步揭示和彰显儒学作为“世界性的学问”,在高扬“亚洲价值观”以及“东亚意识”或“东亚价值”中的所充当的特殊理念的人文价值、地位。     

论"任诞"与中朝名士

中朝时期,儒学衰微,玄风大畅,伴随着清谈的绝而复闻,任诞放达的生活方式也在中朝重新兴起,成为中朝士人博名邀誉的一种重要方式。本文从任诞之风在中朝盛行的原因、时代特点和对其的客观评价三个方面入手,全面论述了任诞之风及其与中朝名士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廓战争对马戛尔尼使华的影响

近代边疆危机与中国的近代化息息相关。1792年,英国政府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窘状,派出负有使中英贸易正常化使命的谈判代表马戛尔尼,但东印度公司在刚结束的中廓战争中的均势政策影响了清政府对马戛尔尼使团的态度,固守传统理念的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政府提出的开埠通商、贸易自由化的提议。马戛尔尼使团在中国遭遇了挫折。     

19世纪末对朝海上贸易中的中日航运力量对比

随着1882年《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签订,中国和朝鲜两国间封禁200余年的海上贸易得以开辟。及至甲午战前,中朝海上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与日本在朝鲜近海的航运力量相比,中国航运业的发展不仅缓慢,而且力量薄弱。航运力量的不足,不仅使中国在与日本争夺朝鲜近海商业制海权的竞争中失利,而且也使华商在与日商的贸易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成为中朝贸易始终落后于日朝贸易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贵州地区在南宋、蒙(元)战争中的作用

在南宋抗击蒙古的早期战争中,贵州成为西蜀战场的辅助战场,它作为南宋京湖战场防御体系的延伸,在阻止蒙古军队从四川的泸州、宜宾一带经播州(遵义)到思州(贵州铜仁)进入湖南,或从云南经贵州的黄平到玉屏等地进入湖南攻击南宋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康德永久和平论中战争与和平的终极思考

康德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永久和平是康德所规划的未来的社会状态。在思考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时,康德不同于卢梭与霍布斯等以往的哲学家,他选择了向前看,去探索如何规划未来世界。战争作为大自然的合目的性的法则,被强制性地施加于人类身上,成为激发人类道德觉醒的动力。战争与和平本是相反的量,但在走向永久和平状态的过程中却成为一对同向的量,并且战争变成和平的前提条件。永久和平将以终极战争为必然条件。对末日审判的极端恐惧迫使人类不得不作出其他理性的选择。然而,由于人类的自私倾向,以公民-法治原则为基础的共和体制又是极难建立和维持的。康德最终富有预见性地看到商业精神在遏制战争和促进国际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康德将人类本性中的恶作为人类社会理性进步的原动力。于是,康德从理性角度为人类规划了能够走向永久和平的多重现实途径。     

叙事同构的中朝军民关系——抗美援朝文学论

抗美援朝文学的中朝军民叙事,从叙事对象来看,民非中国百姓,地域关涉异国朝鲜,具有异域叙事的特性。但就其叙事的政治寓意和叙事元素的结构方式来看,对军民关系的想象和处理,与中国革命战争文学的相关叙事具有异质同构的特点:日常生活叙事铺垫,营造军民关系,切入英雄主题,象征意蕴揭示中国军队的道德优先和军人使命,以及人心向背的致胜力量,将中朝军民关系同构于主流意识形态模式之中。     

申辩、战争和哲人下降 ——论《理想国》 开篇

在《理想国》中有关正义的漫长对话正式开始之前,柏拉图安排了一个富有深意的开篇。在这个开篇中,柏拉图所呈现给我们的是苏格拉底的审判、雅典的战争记忆和哲人的下降等诸多问题。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摧毁了雅典的现实政治,更败坏了传统的德性,苏格拉底也在战后被判死刑,雅典社会在现实和精神两个层面都危机重重。正是在这样"礼崩乐坏"的背景之下,柏拉图安排了苏格拉底这位哲人的"下降",同时也开启了政治哲学的解救之路。     

论明代中前期中朝使臣的走私贸易

在明代,中朝两国的宗藩关系是东北亚地区最牢固的国际关系。在两国间频繁的政治与经贸往来中,朝鲜的贡使与明朝的"天使"一直发挥着相对独特的作用。一方面,他们作为代表各自国家的使者通聘对方国家,完成政治或经贸往来上的任务,对促进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无论是李朝还是明朝的使臣,他们在完成自己使命的同时,大多借出使之机私带货物与对方进行贸易,对两国间正常的经贸关系又构成了一定的危害。     

碰撞、交流、融合--论战争媒介与辽金宋的文学交流

辽金文学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学,而是在与两宋文学为代表的汉族主流文学的碰撞、交流之中发展起来的。辽金文学的特殊性不仅是语言的差别,而在于其民族文化融合方式,不妨看做是汉语文学的重要支流。民族之间的战争无疑是严重的灾难,但客观上也是文化传播的途径之一。     

日本"董狐"笔下的甲午战争真相--中塚明教授与日清战争研究

甲午中日战争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日清战争.自20世纪60年代始,日本国历史学家中塚明教授即以此课题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历经四十余年而不辍,以"良史"的眼光秉笔直书,全面而深刻地揭露了当时日本朝野是如何蓄谋已久地发动日清战争的,充分体现了一个史学家征实考信、求真纠谬的责任和使命,堪称日本的"董狐".     

论《五号屠场》中不可治愈的战争创伤

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五号屠场》通过展现主人公毕利的时空旅行,再现了战争的残酷与荒谬。故事中人们的麻木与淡然并不是对战争的真正遗忘,而是一种逃避战争的心理。基于创伤研究的有关理论,通过分析战争创伤的表现、创伤治疗的过程以及治疗的结果,得出战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伤害将是一场永恒的记忆,一种不可治愈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