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竞争俄乌冲突背景下韩美同盟新变化与东北亚地缘安全新形势

在美国挑起中美战略竞争和俄乌冲突背景下，韩美同盟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给东北亚地缘安全形势增添了新的变数。当前，东北亚地缘安全结构逐渐失衡，正处在重塑或重组时期，由于韩国受到陆权与海权两方面势力施加的影响和冲击，拜登政府上台后韩国承受的地缘政治压力会更大。韩国尹锡悦保守政府将“强化韩美同盟”作为第一外交原则，并构建韩美“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在战略上，韩美同盟已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实现了对接，强化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并对北约打开了合作之门。韩美军事同盟的指向正在发生改变，已不局限于朝鲜半岛，而是开始面向东北亚、“印太”乃至全球，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地缘安全战略上，韩国应该在陆权与海权势力之间保持中立或动态平衡才是明智的选择。     

拜登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动因、特征与前景——兼论“美国优先”的政治底色与逻辑陷阱

拜登政府就职以来，提出“美国回来了”和“中产阶级外交”两个口号，力图在外恢复美国的软实力，对内更好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但其实际推行的政策仍带有“美国优先”的浓重痕迹。拜登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手段与特朗普政府有很大不同，在侧重正面引导舆论的同时，低调谋取单边利益，用虚实结合的方式维持美国利益与国际利益的表面平衡。拜登政府此举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在国际影响力持续下降、国内危机不断出现、大国竞争加剧和同盟内部分化，以及特朗普刻意制造了既成事实的背景下，继续坚持“美国优先”成为一种自然选择。从历史上看，美国追求“美国优先”是一种常态化行为，杰克逊主义的外交传统为其提供了政治文化根基。“美国优先”的背后也透射出复杂的政治内涵，体现了保守主义者的诉求，反映出对美国“过度”参与国际事务的不满，意味着美国梦的迷失，也因其对应政策的开放性而显现出典型的政治工具属性。但是，美国面临的大量问题是其制度因素所致，坚持“美国优先”在协调内外利益、远近利益、软硬实力等方面注定难以达成目标。鉴于“美国优先”理念已成为政治正确，两党均致力于以不同方式予以坚持，因此其影响还会持续下去。     

美国智库因素影响下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走向

美国智库影响外交决策是美国政治运作的显著特征。拜登新政府的上台使精英政治复活,以智库精英为代表的美国战略界重现生机,得以正常施展其政策影响力。第一,智库学者出身的拜登政府精英团队在反思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上,明确“中美竞争”的战略定位和“不冷战,不脱钩”的战略底线,以“价值观外交”和构造“民主同盟”为载体,拉开意识形态竞争的序幕。第二,美国各大智库纷纷设立项目,组建团队,撰写报告,为新政府拟定对华政策框架和执行路线图。其中,布鲁金斯学会的对华政策报告、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三大战略报告、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对台政策新思维最具代表性。第三,美国战略界在对华战略认知上存在重大分歧。对华强硬派与温和派展开激烈辩论,辩论结果将对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演化产生重大影响。竞争烈度而非合作深度将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中方应抓住美国政治钟摆带来的换档期,及时做出必要、全面的战略回应,锚定中美大局“软着陆”。     

美国的对韩认识与美韩同盟关系走势分析

美韩同盟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轴辐式”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地缘价值及战略地位依循美国政界人士对韩认知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发展样貌,从特朗普执政时期的“漠然轻视”到拜登总统的“高度重视”鲜明地印证了这一点。韩国试图从美国手中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彰显了其谋求“战略自主性”的尝试,美国基于全球战略的通盘考量,则期望美韩同盟突破仅限于朝鲜半岛的适用范围限制,向更为广阔的亚太地区乃至印太地区拓展,不断激活和增强美韩同盟的“战略灵活性”。韩国的安保战略时时陷入谋求“战略自主性”与“对美依附性”之间的两难困境中难以自拔。     

统一问题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方向

以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为中心,从统一外交的视角重新审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首先对朴槿惠政府的统一外交战略进行说明,其次对朴槿惠政府对华开展统一外交的目标策略进行跟踪和评价,在此基础上分析朝鲜半岛统一问题的复杂性,评价中国政府对朝鲜半岛统一问题的基本立场,最后以朝鲜半岛和平问题与统一问题为中心探讨未来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     

冷战后韩国“北方政策”的提出与韩美同盟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但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已削弱,而且整个国际氛围也趋于和解与合作。同时,改革开放带来的多元化的浪潮扩散在包括中、苏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为适应这种变化韩国政府在原有韩美同盟关系基础上制定了新的外交政策—"北方政策"。"北方政策"的实施,并未改变韩美关系,亲美外交仍居于韩国外交的轴心地位。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美同盟转型及其区域影响

韩美同盟在军事安全、经济科技等方面正发生根本的转型。促使韩美同盟转型直接的原因主要有美国挑起的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加速实施“印太战略”,朝鲜半岛的内生变量等。韩国的地缘战略和外交路线正在由“安美经中”转向“安美经世”,从过去单纯的“美主韩从”转变为引导、利用美国为其成为所谓“全球枢纽国家”的目的服务。韩国的国家整体战略指向加速西倾，并与美国及其主要盟友伙伴走得更近，中美韩三角关系愈加失衡。美国正在借俄乌危机加快打通北约和印太两个同盟板块，促使北约对接遏制中国的使命。韩国处在东北亚棋眼的地缘位置，类似于乌克兰在欧洲的地缘区位，韩国应在“齐楚”之间寻求战略平衡。     

看待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的另一个视角——基于非均势核威慑的分析方法

实现朝鲜半岛南北统一是韩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之一,被列入了现行宪法,成为韩国对朝政策的基点。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与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时期的对朝"和平统一政策"迥异,但都坚决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基于"非均势核威慑"的分析方法可以知道: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维持韩美同盟对朝"单向核威慑",韩国可以低成本地确保对朝外交优势,并掌握朝鲜半岛统一的主动权。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实施至今,正面效果并不明显,从"非均势核威慑"的视角看,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的负面效果可能使朝鲜半岛,甚至是东北亚安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拜登执政以来的美台关系现状与走向探究

自拜登执政以来,美国一直延续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台政策,将台湾问题置于“中美全球战略竞争”的大框架下,掏空“一个中国”政策。拜登政府在积极发展美台双边关系的同时,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并积极为台湾地区拓展“国际空间”,使其尽可能加入国际多边机制。不仅如此,美国国内政治也在严重干扰中美关系,加剧台海局势升温,台海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在加大。一旦中美两国无法建立有效管控分歧的机制,台湾问题将随时成为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导火索。     

朝鲜实施经济改革的前景展望

２０００年，朝鲜半岛气象万千，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接连发生一些令人始料不及的大事，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一、经济因素成为朝鲜推行全方位外交战略的强劲动力 朝鲜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沉寂了近１０年后，自１９９９年以来，开始大幅度地调整对外政策，从以往推行对美“一边倒”政策，转为实施全方位外交战略，并取得了显著成效。２０００年，朝鲜先后与意大利、澳大利亚、菲律宾、加拿大、英国、荷兰、比利时建交，德国、西班牙也决定与朝鲜建交。与东南亚各国改善关系，同俄罗斯签署新条约，出席第１３届不结盟外长会议，参加 ７…     

生态中心主义和地方主权视角下的政府管理

现代社会 ,变化是政府政策的常态。政策指向与管理理念的变化的本身就是文明的演进、地方主权运动和朝鲜半岛的统一进程的结果。人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消极后果之一 ,是其反过来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生态中心主义要解决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后遗症 ,从而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已成为今天首要的议题。为迎接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 ,领导理念、科层制度和政策取向都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南北朝鲜统一后的综合行政管理制度与地方政府间的协作管理制度建设 ,必须放弃过去的“富国强兵”的战略 ,做到优势互补 ,并由“生活数量型”的发展政策转变为“生活质量型”的发展政策 ,共同建设诸如“江陵———束草———东海”协作发展区 ,为朝鲜半岛和平与共同繁荣而努力     

1937～1941年的美国对华政策

1937～1941年的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属于一种过渡型的政策，既因袭了过去的“不承认主义”的中立政策，又孕育着新的同盟因素，走上援华制日的道路。同时，这段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也属于多边型政策，对日政策又是其远东政策的主体，对华政策攀缘在日美关系之上，缺乏独立性、主动性。另外，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还属于一种倾斜型的政策，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中美关系本身的范畴，它几乎包含了帝国主义强国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不平等政策的全部意义，如：强权政治、强权外交等。美国把中国作为棋局中随着美国利益和意志任意驱使的一枚棋子，为美国利益去做铺垫交换。     

论小布什政府以来的朝核问题与美韩关系

小布什政府执政后采取敌视朝鲜的强硬政策,与韩国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的对朝和平接触政策产生矛盾,美韩双方分歧不断。小布什政府后期开始转向与朝鲜接触,并希望韩国在朝核问题上与美国步调一致。韩国李明博政府执政后转变卢武铉政府的对朝政策,加强同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在朝核问题陷于僵局的状况下,美韩不断协调立场,美韩同盟关系也进一步改善。美国仍将坚持在六方会谈框架下进行美朝对话,并最终解决朝核问题。围绕于此而展开的美韩协调与合作表明,美韩同盟依然是一个美国主导韩国依赖的不平等同盟。     

朝鲜半岛核问题与新世纪中国外交

朝鲜半岛核问题是当前世界一个非常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新世纪中国的外交思想、外交思维和外交走向.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实质是大国关系,对此,可以从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定位、相关现状、发展趋势及中国新世纪外交努力的方向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十一五”时期民营企业与政府关系的思考

本文分析了“十一五”之前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状况及与政府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十一五”以来提出的新的政策与法规，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也有利于改善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最后本文提出了改善民营企业与政府关系的五项措施。     

“钟摆现象”与中韩关系发展

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正式建交,结束了相互敌对的历史,开创了中韩两国合作共赢的新阶段。30多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成就斐然,但由于两国关系利害相依、朝核问题认知差异、社会文化分歧以及美韩同盟的影响,韩国外交在“亲华”和“疏华”之间来回摆动,形成特有的“钟摆现象”,由此,我国的对韩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新时代新阶段,中韩关系要在大变局下行稳致远,摆脱忽左忽右的极端摇摆,就要立足长远角度和战略全局,摒弃零和博弈的外交观念和非此即彼的价值取向,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使中韩关系健康发展。     

日本、中国与缅甸关系比较研究

冷战时期,日、中两国都曾与缅甸保持过传统友好关系,但是1988年缅甸新军人政权上台后,两国对缅甸采取了不同政策,因而导致了后冷战时期不同的对缅关系格局。1988年以来,日本对缅甸的影响力大幅下降,在缅甸的投资和贸易额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其一贯使用的外交工具ODA也呈下降趋势,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日本对缅外交受日美同盟外交、国内政治分歧等因素的制约,从而导致日本的缅甸政策定位模糊。相比之下,中国的缅甸政策目标清楚,政策执行富有延续性。在发展两国经贸关系上,中国国内各种行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导向明确,并成功利用了地缘、华商网络等有利的资源。     

美韩同盟:超越的流变趋势

美韩同盟建立后,美韩之间长期保持着紧密的军事安全合作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外环境和美韩安全观的变化,美韩同盟关系从朝鲜战争到冷战后经历了不同的变化.从现实情况和可预见的东北亚安全局势,特别是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趋势看,美韩同盟关系不仅仍有存续和发展的动力,功能、性质和形态上还会实现前所未有的超越.     

新世纪的美日同盟与中国外交

美日两国在世纪之交加强了军事同盟关系 ,尤其在“9·11”事件后 ,日本参众议院通过的反恐怖法案扩大了在战争期间自卫队支援美军军事行动的活动范围 ,这给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既带来了挑战 ,又带来了机遇。我们一方面应该加强与美日两国的经济交流、民间交流 ,另一方面也要加快西部大开发 ,这样不仅可以扩展西部的战略活动空间 ,还可以形成我国经济发展的全方位格局。本文从分析跨世纪美日同盟关系的特点入手 ,认为 2 1世纪我国的外交仍应以“伙伴外交”、周边外交为重点 ,同时注意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美国南海政策对华制衡强度变化的动因探究

本文在局部拓展权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解释美国南海政策对华制衡强度变化动因的理论框架。文章提出,在南海权力有限转移阶段,“菲律宾或越南成为制华责任承担者的意愿”是美国南海政策对华制衡强度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文章援引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作为验证案例,证明菲越成为制华责任承担者的意愿从“积极”向“减弱”转变,以及从“减弱”到“积极”再到“缺乏”转变,导致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增强,以及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下降后升级。基于该理论框架,本文判断拜登政府南海政策的对华制衡强度较特朗普政府中后期有所降级,尚未滑向冷战的战略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