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灾异观略论

灾异观是汉代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在汉代政治实践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阴阳术士们的穿凿附会,灾异又成为荒诞不经的权谋于利之具,以致模糊了人们对灾异进行审视的视线.探究灾异的实质、功能及意义,对于认识汉代的政治哲学及政治史,无疑是有意义的.     

略论洋务派对传统灾异观的批判与利用

为了探索新的救荒对策，洋务派思想家运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对主导传统中国意识形态和民众信仰的灾异观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然而由于洋务派的实用主义态度，这样的批判最终并没有转化为促进早期工业化实践的精神动力。相反，被他们保留下来意欲利用其“惩恶扬善”功能的“灾样祸福”之论，却成为当时一波又一波反工业化风潮的最深厚的文化土壤。     

灾异思想影响下的政府应对：以“丁戊奇荒”为例

灾异思想在晚清社会依然发挥着影响。在严重的“丁戊奇荒”期间,灾异思想被激发出来,并且在影响着整个社会。清政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祈雨活动,诰诫大臣敬畏天戒,认真修省;下诏罪己,将灾异发生的责任归咎到政府治理不善,同时诏求直言,希望大臣上书揭露政治弊端。这些都表明,灾异思想对于儆戒君主改善政治、揭露社会弊端具有一定作用。     

灾异与政治：雍正帝的“灾异话语”建构与灾害应对

灾异与政治的互动是清代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这在雍正年间表现得尤为明显。雍正帝即位后,围绕灾异因何而生、如何应对建构起一套话语体系。一方面,它侧重政事修举、民风忠良对灾异的“预防”,当落实为一种应灾机制时,有助于皇帝分流、转移咎责,化解灾异谴告对帝王“天命”隐喻的威胁;另一方面,它也存在固有缺陷,一旦出现持续性的自然灾害,应灾实践往往会突破话语的束缚,并对机制不断进行调适,此时的弭灾之方更近似于一种动态化的“试错”机制。从“天人关系”的角度看,雍正帝宣扬的这套“灾异话语”,预设逻辑在于承认士庶官民亦能感格昊天;乾隆帝则强调君主在天人沟通中的垄断性,为保持前后表述的一致性,他在雍正朝实录纂修时对此类话语做了系统的删削与修改。     

六世纪前期东亚的地缘格局与政治联动

齐梁易代引发的梁魏长期对抗，影响到东亚政局。在百济国内，国中大姓趁此时机谋杀了仿南朝以寒人掌机要的东城王牟大，伪造武宁王为盖卤王之子的身世，重建王权。在半岛南北关系上，高句丽在获得北魏授权后展开了对百济长达十余年的战争。梁魏战争改变了萧梁的天下构想，天监七年官制改革另设二十四班将军号“正施于外国”，区分外国为大国与附属于大国的小国、旁小国。普通元年梁魏通使，东亚范围内的对抗之势结束，新的利益格局形成。百济随即于次年遣使萧梁。这次遣使影响了萧梁君臣的东亚认识，使百济成为萧梁天下秩序中东亚的首要国家。百济这一地位的取得，与新罗等国推行国制建设而在政治、文化上依赖萧梁有关。百济以其在齐梁之际建立的海上霸权，成为半岛南部诸政权与萧梁交往的枢纽。     

王安石“天变不足畏”新论

本文认为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没有否定天人感应理论 ,相反 ,王安石试图利用董仲舒以来的传统灾异观保护自己 ,以反击反对派用自然灾害为口实对新法发起的进攻。而在哲学层面 ,王安石的灾异思想与反对派并无根本分歧 ,王安石与其政敌的争论是传统灾害理论内部的争论 ,在本质上是另一形式的政治斗争。司马光将其解释为“天地与人 ,了不相关” ,其实是一种曲解。     

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从《尔雅》看中国古人的空间观

在中国古代的空间观中,“天圆地方”观和“一点四方”观是两个基本的观点。《尔雅》为探讨这两种观点的成因和发展提供了启示:“天圆地方”观和“一点四方”观是宇宙秩序化的集中表现;“天圆地方”观,不仅是地理上的概念,更是文化与政治上的概念;“天圆地方”观和“一点四方”观在日常生活和民俗信仰中得到不断巩固。     

论点集萃

沈从文的理性文学观（等７则）【沈从文的理性文学观】张光芒在《人文杂志》（２００２年第３期）发表文章认为，在沈从文艺术心灵的深处，隐藏着一个非常理性化的、充满了形上冲动与思想家气质的自我，体现为一种独特的现代理性文学观。其特色表现在哲学层面上，是以理性精神为中介将意志与人的道德实践、理想信仰及人类社会的进步等结合在一起探讨，并最终指向了人的自律性与创造性；文化层面上，他坚执自己的启蒙理想，即用“爱与合作”、理性与知识“粘合”民族新的微型机，这在政治成为信仰的时代氛围中，无疑是独标高格的；在主体心灵…     

灾异对宋代社会的影响

灾异对宋代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政治上,灾异时常成为朝廷制定政策或改变政策的重要依据;经济上,灾异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坏,成为许多经济政策推行的重要原因;文化上,出现了一些与灾异相关的礼仪活动,并一定程度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段大学生政治取向比较分析

政治取向是指政治主体通过特定方式的政治社会化而形成的关于政治系统的认识、情感、价值、信念、态度等心理结构及其特征，它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一个人的基本政治取向与政治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构成了政治观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心理条件，对政治观的稳定产生重要影响。当代大学生作为青少年中的特殊群体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他们的政治素质如何，     

试论秦汉社会的海神信仰与海洋意识

海神信仰是人们对海洋神灵崇拜的产物,秦汉时期在继承先秦海神信仰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海神信仰的内容和形式,使秦汉社会的海神信仰呈现出了人格化、世俗化、社会化的新特点.随着海神信仰的发展,秦汉社会的海洋意识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以海洋控制为主体的海洋政治观得以践行,而海洋文化观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海洋意识的范畴.至此,海神信仰与海洋意识已融入到秦汉社会中,成为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尚书》灾异观略论

《尚书》作为中国早期主流思想的代表之一,其反映的灾异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却历来无人综述讨论。本文通过分析《尚书》描写的灾异现象并其反映的灾异思想,从三个方面分析略论其灾异观:一是对"灾异"的定义可归结为一切存在偏于"中道"常态界定时所反映的现象。二是"灾异"的形成可归结为民、君、天三个关系的相互制约,体现早期朴素的天人感应思想。三是"灾异"的消除方法可归纳为祭鬼祀神与德政顺天前后两个步骤。     

唐代黑齿常之字号及生卒年新考

黑齿常之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的边关大将,原为今韩国境内的百济国人。唐高宗显庆五年(660),曾派遣邢国公苏定方率兵侵犯百济,百济战败,苏定方“献百济王扶余义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于则天门。”当时,黑齿常之在本国任“达率”之职(这一职务相当于唐代的刺史;一说相当于唐代的兵部尚书,在百济属二品官),也随降来到了中国。     

论梁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

中国小说功用观由传统的消闲“小道”转变为现代的“启蒙”与“救亡”的“大道”，粱启超是功不可没的第一人。粱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体现在两点，一是阐发了“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二是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其小说功用观内蕴“势力”与“效力”两个范畴，“势力”是梁启超从小说之体出发，发现小说具有作用于人心的潜在力量，它具体表现为小说具有“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种文体功能和“熏浸刺提”四种力。“效力”特指小说“势力”作用于“社会心理”而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国民思想、性格、信仰、精神等，也包括社会道德、风俗、民族心理等等。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是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和灵魂,是实现“中国梦”、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筑当代大学生精神家园的需要。当前我国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面临着西方社会思潮和非马克思主义信仰带来的冲击,信仰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地位被弱化,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与实际需要不相适应等诸多问题。面对当前困境,高校须建立健全信仰教育的长效机制,构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3＋1”新模式,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高校学生自治法治化的思想教育方法——以高校安全稳定为视角

高校学生要在“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这一体化理念中实现和维护“法秩序”性高校之和谐稳定环境与发展空间。树立自己的法信仰（含高校安全稳定观信仰）;思想政治教育自我接受要突出“以遵纪守法为荣,以维护高校安全稳定为荣,以服务同学和学校为荣”;在社会教育的自我实践中促进法治教育和高校安全稳定观的树立,同时也增强高校学生自治建设法治化的坚定性和实践力度。高校的安全稳定更需要高校学生的高度自觉意识及自我调节维护机制来促进。     

论高拱的唯实无神论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高拱的唯实无神论思想。首先，通过批判天人感应论，阐发了“在天有实理，在人有实事”的唯实无神论。其次，通过批判灾异谴告说，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天人交胜论。再次，通过批判五德终始观，否定了“五行生胜”的历史循环论和“帝王受命而兴”的历史宿命论。最后，阐发了高拱将天下的“有道”与“无道”、社会的“治”与“乱”视为无神论和有神论产生的社会根源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全书立意在于叙史存义,但在情节铺排中,却搀杂着许多有关天命星象、卦兆灾异等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是《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且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及书中有关天文星象、卦兆灾异等的描写,主要是受了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神秘学说的影响。西汉经学家董仲舒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始创者。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万物之祖”;认为“理”,即“天理”或“天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本原(董仲舒《遗书》)。是最高范畴。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认为天人相应。认为天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是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兆示。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心”是“仁爱人君”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董仲舒《对贤良策一》)同时,董仲舒又认为人君的政治措施和行为,人们的某些宗教仪式等也能感动上天,促使上天改变天意对人事的安排。他的这种“天人感应”学说,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吸收了法家及先秦各家学派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其本质和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君权神授”     

论哈萨克族民间信仰

哈萨克族的民间信仰源于古老的信仰,有着丰富的内容,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实践性和操作性。哈萨克族历史上的宗教信仰及其演变形成一种积淀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并成为民间信仰的基础和基本内涵,对哈萨克族民间信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哈萨克族的民间信仰包括信仰系统(神灵系统包括天神腾格尔和“迦萨甘”等,鬼系统包括精、阿勒巴斯特和撒旦,祖先系统包括祖先崇拜、巫师崇拜和麻扎崇拜)、仪式(包括巫术、墓祭、治疗等)和象征等三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