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的礼物》中“慰安妇”战争创伤的多维阐释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文学界开始从人类整体出发呼唤和平、反思战争,并对战争中出现的屠杀、性暴力等创伤记忆进行研究。《天皇的礼物》作为伤痛记忆的文学文本,就呈现了“慰安妇”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被卷入战争并成为男性战争牺牲品的历史。文本背后,作家泰瑞莎·朴也从战争催生出的压迫制度、战争导致的人性扭曲、战争引发的生离死别等三个方面,对“慰安妇”的战争创伤进行多维度的文学阐释,以期将“慰安妇”的创伤记忆转化为人类历史共同的经验教训,进而警醒世人对战争和性暴力的反思。     

作为方法论的创伤记忆

创伤记忆在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和功能层面都具备了方法论的特征,它作为结构而非素材在我们见证过去、反思现实以及建构历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自传性的记忆写作,还是不同文化语境下对灾难与战争的反思,更或者是对文学、社会的梳理,创伤记忆都是不能被替代的文化遗产,研究创伤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构建善的记忆伦理和政治德性。     

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媒介装置的创伤记忆建构

重庆大轰炸是中国人民心中无法磨灭的战争创伤,也是建构公众的战争创伤记忆、凝聚民族共识的典型历史事件。2021年,修建在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之上的“重庆大轰炸六五惨案史实展馆”正式开馆,通过布设媒介装置、营造情境氛围,使之作为具身实践的平台,促使观者沿着“情境定义-记忆实践-具身认知-创伤记忆”的记忆路径,在身体参与的记忆实践中形成具身认知,重塑观者的“在场感”,唤起或强化观者的“史实记忆”和“情感记忆”,从而建构起重庆大轰炸的创伤记忆。     

儿童文学的限度与向度：论“二战”幸存者的童年创伤叙事

身为战争幸存者的见证叙事是战争文学的一种重要现象,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尤里·奥莱夫和角野荣子等作家以“二战”时期的自身童年经历为原型,采用谨慎而巧妙的叙事策略,写下了诸多关于战争创伤的儿童小说杰作,以力求对作家自身和儿童读者都相对“安全”的方式去回顾和审视战争创伤,触及战争的原因、后果、本质等重要问题,具有深广的历史内涵、丰富的人性探索和独到的审美品质,其反思和救赎导向也为以和平、正义等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启示。这些以生存危机中的极端体验为书写对象的伤痛之作,揭示了儿童文学中一个纽结的重要命题——限度与向度的应有之道。     

从创伤记忆看新时期女性写作

本文以创伤记忆为切入点考察整个新时期女性写作。“心灵创伤”部分主要揭示政治时代和历史文化加诸女性的心灵桎梏及女性自身的无意识自我囚禁 ;“躯体创伤”部分从女性生命本能的被压抑、性的被奴役和女性的身体创伤入手 ,挖掘专制意识形态统治、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男性本位文化和商品化时代给女性身体打上的种种创伤。     

纪念空间的网络化转型及其文化影响

作为一种记忆之场与文化传播媒介,纪念空间一直是人类缅怀历史、共享记忆、传承文化和建构认同的重要载体和媒介。传播科技迅猛发展引发传统实体性纪念空间的网络化延展,主要体现为纪念空间仪式时空、参与方式和话语权力的转型与演变。网络纪念空间兴起,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网络纪念空间给集体记忆建构和文化自觉提升带来新机遇;另一方面,纪念空间网络化转型也可能消解纪念空间固有的仪式感和文化意涵。理性评估技术的利与弊,规避网络纪念空间的消极文化影响,已成为当前必须面对的挑战。     

记忆诗学视域下《祝福》再阐释

借助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可以发现祥林嫂精神世界中的一个病态怪圈:道德化的"超我"与本能化的"本我"趋同,生命自由抗争的异化成为祥林嫂精神世界中的"隐患".在围绕"再嫁"与"丧子"所遭受的系列创伤,祥林嫂的记忆呈现严重扭曲,其表征为反复回忆与日常健忘.祥林嫂之死,首先是因为她自己精神世界的崩溃造成的,同时也是鲁镇社会中所有人物无意识的合谋,鲁迅凭借其深刻的同情与深邃的批判所建构的创伤叙事,造就了《祝福》文本的经典性,使得祥林嫂形象成为民族特有的集体记忆.文化反思和底层关怀是祥林嫂这一具有创伤性质的记忆遗产所给予当代社会的精神财富.     

《中途》的心理创伤与救赎之道

当代美国黑人作家查尔斯·约翰逊的获奖作品《中途》通过对主人公的创伤书写来打破黑人被噤声、被表述的命运,是美国黑人创伤记忆的表征.作品质疑、反思了以二元论思想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强调东方宗教和哲学思想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价值,并将其作为拯救个人和西方文明的一剂良药.从心理创伤这一视角出发,运用精神分析和文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该作,重点分析黑人主人公卢瑟福德所遭受的家庭和种族创伤,揭示产生这些创伤的社会历史根源及约翰逊提供的救赎之道.     

以文化为导向的古城空间生产研究

古城的历史文化具有建构性，人们往往根据当下的需要而对过去进行有选择地阐释和建构。文化的建构性和空间生产理论为阐释以文化为导向的古城空间生产提供了理论视角。以台儿庄古城为例，作为当地发展文化旅游业的龙头项目，台儿庄古城的重建是一种“文化”与“空间”相互赋予的空间生产实践：在重建前，挖掘古城的历史材料并有选择地建构出古城的历史文化，实现了空间的“文化”化；在重建过程中，将被建构出来的古城文化“空间”化；古城建成后，借助已被赋予历史文化价值的古城空间，不断地开展融合当下“场所”“事件”与“人物”的实践，带动古城和周边区域的复兴，赋予新建成的空间以兼具传承和创新意义的新的文化，实现了空间的再“文化”化。这种以文化为导向的古城空间生产，融合在对古城文化的建构和对地方的复兴之中，有助于古城更新走出“建设性破坏”与“保护性衰败”的两难困境。     

影像媒介叙事中的民族集体记忆建构--以四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为例

作为媒介的电影其影像的气质、风格和深度成为民族文化性格与文化态度的标识,成为人类借助镜像发现自我与他者的独特方式,也成为民族心灵成长进程中的特殊记录者。通过考察“南京大屠杀”这一特殊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影像,审视主观表达与民族记忆建构之间的关系,不失为研究影像媒介与集体意识建构的重要角度。受西方主流价值观影响的影像产品,正经历跨国界、跨区域的全球化认同的价值重构,民族电影愈发需要加强影像叙事的理论研究,从现代性中寻找自身的文化主体、寻找符合民族价值取向的历史书写视野,让民族文化形象能够通过影像面孔置于全球化复杂语境中,建构并完善民族文化的表达权与话语权,以实现文化自觉。而通过对文化权力规约的调整以塑造与引导集体记忆和民族认同观,进而逐渐形成民族的结构性集体记忆,应该是中国电影建构民族集体记忆的核心问题。     

当代艺术生产中民族身份“符号化”建构的文化反思——以“长征”艺术实践与郭凤怡现象为例

中国当代艺术生产中出现兼具艺术创作和艺术中介性质的新艺术实践。这一现象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身份在文化交流中被建构的特征有极大关系。以"长征计划"艺术项目和"长征空间"画廊交织在一起进行当代艺术创作和运作为例,民族身份建构过程凸显出三个理论焦点:首先,从当代艺术的文化视域见出从艺术创作到艺术生产理论讨论范围的转向;其次,通过把当下文化生活与中国革命史并置来建构当代艺术中的民族身份,这种对社会发展史进行反思的宏观视野为原本西方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史所缺乏;第三,民族身份建构过程中弱势文化身份的转化反映出文化交流的现实性和幻象性双重性质。对这三方面的反思结论是尽管这一交流过程以文化妥协为前提,但它带来平等交流的希望,具备文化对话价值。     

“记忆”研究的可能性

王晓葵认为,记忆研究已逐渐从分析近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扩展到近代社会文化的整个领域,并为解释当下的文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法。记忆具有身体性和主观性的特征,为了避免记忆研究的平板化和定型化,需要综合多学科视角,开拓新的方法。     

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对抗战文学的一点认识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对"战争文学"的反思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记忆的弥散：延安纪念场馆中红色文化的空间生成

延安是我国的革命圣地,蕴含着深厚的红色文化积淀。纪念场馆是延安传播红色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立足“纪念空间”的理论视角,延安纪念场馆中的红色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空间生成机制,建构起红色文化传播的信息话语网络。在这种生成机制中,红色记忆是场馆中红色文化的表征形式,馆藏展品成为馆中红色记忆的意义起源,历史线索构建出红色记忆的叙事逻辑,文化创意则赋予红色记忆生机与活力,三者共同催生馆内红色文化向红色记忆的转化。在场馆之外,延安纪念场馆中的红色文化外溢并搭建起城市中的各类共识符号,承载了公共话语网络和个体情感,打造了延安的“气态”城市文化形态,并助力“红色”成为延安城市的鲜明底色。     

文化、空间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以严复《天演论》为例

空间是一种文化建构,不同的文化领域利用空间的文化符号性和象征性以表达各自的文化意蕴.严复《天演论》中“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等构建的文化空间想象,引发了晚清志士强烈的空间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使命感,激发了民族国家的危机意识.审视“空间”与“中国现代性”的关联,以此界定被译介的现代性所呈现的文化空间意义,及其赋予空间的生命意蕴和文化内涵,也反映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历史回溯与记忆重构：论战争电影空间的景观叙事

在后现代文化的语境下，空间转向的学术潮流方兴未艾，当代电影也正经历着一场空间叙事的革命。战争题材电影以其所涉及的特殊空间样态，成为空间研究的重要领地。其空间景观的构建呈现出由外及内的三维立体化影像表征，从镌刻历史创伤的地志空间到呈现荒芜战场的时空体空间再到进行记忆重构的心理空间，三个空间共同作用于战争电影空间景观叙事中，体现出战争空间的艺术审美价值，还原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记忆图景。     

论《五号屠场》中不可治愈的战争创伤

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五号屠场》通过展现主人公毕利的时空旅行,再现了战争的残酷与荒谬。故事中人们的麻木与淡然并不是对战争的真正遗忘,而是一种逃避战争的心理。基于创伤研究的有关理论,通过分析战争创伤的表现、创伤治疗的过程以及治疗的结果,得出战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伤害将是一场永恒的记忆,一种不可治愈的创伤。     

历史与记忆——评奥地利作家巴赫曼的长篇小说《马利纳》

巴赫曼的长篇小说《马利纳》反映了作家对历史和战争问题的审视和反思。小说通过描述女主人公的战争创伤在战后社会始终无法克服的痛苦体验,反映了个人历史记忆与集体历史记忆的对立,从而揭示了战后奥地利社会主流意识排斥和遗忘二战历史的集体性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