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田国家观批判

西田论述的国家实际上是理念上的“世界史的国家”,而不是历史现实中的国家。然而,在论述国家拥有的“绝对性价值”时,他终将理念上的“世界史的国家”具体化为以皇室为中心的日本,并以此诠释日本国体的“特殊性”,暴露出西田国家观的矛盾性。西田国家观表现出与战时日本社会思潮一致的强烈抵制国际通用理念和近代意识的倾向。战时,在日本社会大肆宣扬“东亚共存共荣”、“充当东亚领袖”的语境下,西田的“世界新秩序原理”不仅没能突破侵略主义、帝国主义的窠臼,而且为军部推行的侵略亚洲政策提供了“原理”和“道义”支持。     

20世纪前期日本的文化外交

明治维新后,日本希望通过开展与欧美强国的文化外交而跻身于世界文明国家之列,从而达到“脱亚入欧”的战略目标。二战期间,文化外交演变成为日本实现“大东亚共荣圈”梦想的有力工具。日本分别从理论上强化研究和诠释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内涵;从精神上用宗教手段神化“大东亚共荣圈”,从而达到麻痹和控制亚洲人民的目的;以教育文化“亲善”活动达到文化殖民统治的目的。     

东亚三国近代文化选择与成因考述

对东西文化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而形成的近代东亚文化选择模式,在中国表现为“中体西用”;在朝鲜与日本分别表现为“东道西器”和“和魂洋才”。东亚三国近代文化虽说在形式上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因三国社会历史条件等诸多因素上的差异,使三国近代文化在对传统的反思及西学分量等内容上呈现出很多不同的特点。     

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新视角——《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读后

《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一书提出要把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置于“东亚视域”乃至“全球视域”加以研究的新视角,从这一新的视角入手,该书对近代日本哲学中的重要问题进行论析,提出“融合与共生”是日本哲学的基本特征。该书进而从日本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视域论证此特征,提出构建和谐东亚、和谐世界的哲学基础是东方哲学家的共同课题。     

试论北伐战争时期日本对华政策演变的原因

在中国近代史上,1926年7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以“统一中国,复兴民族”为目标,由广东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是一场胜利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进军,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惊恐.本文试对这一历史时期,中日外交史上所发生的问题作一全面、系统的历史考察,进而阐明日本对华政策由“协调外交”向“强硬外交”演变的原因及其本质.1 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实行,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是紧密相关的.北伐战争前夕,世界奉行“国际协调主义”.在“华盛顿会议体制下”,日本对华外交政策主要是遵循与英美等国的协调,并在《九国公约》确立的“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下,尽可能确保日本的特殊权益.1924年6月,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的日本三党联合内阁成立,前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开始了“币原外交”.     

抗战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主要指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国民党战时体制对抗日战争影响极大.它的嬗变与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战略方针的变化以及中国政局的走向密切相关.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经历了建立、调整和扩大三个阶段.本文拟将其嬗变的过程和利弊作一初步探讨.一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称之为“第一期抗日作战”.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怒潮的推动以及日本侵略军的全面进攻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在这个阶段中,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是比较积极的.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动员抗战的谈话,表示了反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强硬态度.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明了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立场.8月16日,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建立战时体制.与此同时,国民党确定的对日战略方针是:“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的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也即“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争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具体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为了执行片面抗战路线,为了实现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国民党迅速建立了战时体制.     

试论近现代日本中国学与日本侵华政策的关系

近现代以来,日本存在两种对华政策,一种是以华为友的政策,一种是以华为敌的政策。在以华为敌的政策主导下,日本先后发动了多次对华侵略战争,日本中国学研究对日本侵华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通过歪曲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侵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舆论;利用中国传统儒学文化资源,为天皇制政体服务;炮制文化“方策”,为侵华战争政策献计献策;直接参与文化侵略,掠夺中国的文化资源。日本侵华战争准备如此之充分、延续时间如此之长、范围影响如此之广、民众卷入如此之深,原因固然很多,但日本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反过来,日本侵华政策的制定、实施又刺激了日本中国学的畸形发展,成为日本中国学发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幕。日本对华侵略政策把日本引向战争歧途,使日本早期现代化取得的成果葬送在战争的烟火之中,这是日本现代化的一个历史教训。在这一时期,日本中国学沦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正是这一教训的缩影。     

华夷天下观：古代东亚各国共有的国际理念

华夷天下观不仅是中国传统的外交思想,也是古代东亚各国共同拥有的外交理念。在由“华”与“夷”共同组成的天下中,实力最盛的中国负有维护东亚世界繁荣和稳定的使命。历史上,朝鲜、日本和越南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华夷天下观在“朝贡-册封”的互动实践中成为东亚各国的共有国际理念,各国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参与国际实践。传统东亚世界就是在华夷天下观这一国际理念支配下,出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中华”与周边诸国各自中心的“小中华”并存的格局。文化认同是维系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命脉所在。     

类型与变异——论东亚文学视野下的“杜子春故事群”

在跨文化语境下文学传播的研究中,文学类型、文本变异的促因及内在规律探索十分关键.唐传奇《杜子春》取材自佛教故事,主旨却宣扬“成仙不易”的道教观念.该传奇对后世及东亚文学产生较大影响,引起日本、朝鲜文人的仿做、改编,在东亚范围内形成了一组特色鲜明的“杜子春故事群”.以类型学理论和“文化过滤”理论对“杜子春故事群”进行阐释,可见东亚修炼题材小说所蕴含的宗教趣味.     

日本型政府企业关系模式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启示

在东亚模式谱系中有“原型”地位的日本型政府企业关系模式，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制度基础，也是导致泡沫经济产生与崩溃、酿成“平成萧条”的体制根源之一。研究日本型政府企业关系的制度框架，日本型政府企业关系的演变线索与基本类型、基本特征，对中国有多方面的重要启示。没有一大批民间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壮大，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     

“东亚福利体制”的外在独立性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福利体制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点之一。有学者赞同东亚福利体制的存在,但是也有学者对东亚福利体制这一概念进行了质疑。由此,对东亚福利体制是否具有外在独立性进行研究就具有相当大的意义。本文在将东亚福利体制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典型国家进行对比后认为,东亚福利体制在福利进程、福利取向、福利文化、福利期待四个方面均具有外在独立性,是与传统三种福利体制并存的独立福利体制。     

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中央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中央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王永祥抗日战争时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统治区（国统区）的政治体制形成了“战时体制”。对“战时体制”的中央权力结构、运行机制及评价，学术界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本文仅就此提出自己的初步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日本近代文论主潮历史扫描

对日本近代文论主潮进行历史扫描,可得出如下结论：明治初期到大正末期,日本文论发展是引进适应西方文论并融入日本文学的发展过程;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日本文论在论争中结合着日本文坛实际显示出更多的自立性特色;“二战”时期的日本文论主潮是顺应了日本战时统制国策;随着战时文化机构的解体,近代日本文论划上了句号。     

儒学与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

儒学作为以伦理道德为内核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强烈的“德政’’和“礼治”的政治色彩。或者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的儒学,深深影响着东亚民众的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行为模式。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使传统儒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亚价值观”和“东亚意识”便是基于现代化语境下,对儒学价值重新思考和发掘的产物。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儒学的现代发展。可以为东亚多元文明的和谐相处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对话基础与合作平台。     

和辻哲郎"风土文化论"成因浅析

和迁哲郎（1889-1960）是日本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化哲学家和伦理学家。《风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核心观点是“风土文化论”。本文主要从主客观两个角度分析了“风土文化论”的形成原因，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和迁哲郎的个人生平与学术兴趣在“风土文化论”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家庭教育和乡村的生长环境对他的性格影响；他对日本历史文化的深层思考，其中“日本人意识”是他展开对日本民族及其文化探讨和追寻的起点；时局变化和“国策”需要对“风土文化论”写作的影响，“战时”的写作背景是他无法摆脱的时代局限；人类历史上思想文化的传承。其中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对他的触动最大。     

黑龙江省吸引日资的战略选择

1　　(1)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将走出低谷。90年代初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形成增长势头,而1996年以后便出现停滞或萎缩之势,1997年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件数和协议金额分别比上年下滑19.5%和33.7%,1998年则分别下滑15.3%和20.2%。由于日本国内经济低迷的影响和东亚金融危机,履约金额从90年代中期开始,也放慢了增长速度,1999年甚至出现了27%的负增长。在1995年进入中国大陆进行直接投资的日本企业有631家,而1996、1997和1998年,这一数字分别减少到305家、159家和74家。以上数字说明90年代后半期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低谷时期。2000年5月,美国众议…     

关于抗日战争研究需进一步解决的几个问题

本文主要讨论当前抗日战争史(即日本侵华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强化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在研究观念上淡化“内战思维”,加强实证研究;加强对削弱民族抗日凝聚力的汉奸问题的研究,尤其要对产生大量汉奸问题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进行深入探讨;开展“关于对放弃日本对华战争赔款的后果评估”问题的研究。本文认为,彻底清算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罪行,妥善地解决所有战争遗留问题,是解决21世纪中日关系定位问题的学术基础。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动用国家力量开展日本对华掠夺史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新中国引进外资政策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积极开展对外贸易的发展战略,制定了主要同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日、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毛泽东过分强调＂＂自力更生＂＂的作用,在文革期间,新中国引进外资工作陷于停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持改革开放,调整引进外资政策。以日元贷款为主要内容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是日本对外经济合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主要出于经济、地缘等因素的考虑。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实施是中国改革开放与日本经济利益的历史性交汇。没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实施。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是中国引进外资政策的成功,也是中日经济互利共赢的结果。     

清末雍和宫五世阿嘉呼图克图赴日活动始末详考——以《朝日新闻》的相关报道为线索

20世纪初,日本当局把拉拢西藏宗教上层人士作为其对西藏进行隐秘渗透的重要一环,曾力邀雍和宫五世阿嘉呼图克图在内的多位宗教上层人士赴日活动。通过对《朝日新闻》的相关报道进行深入分析可知,阿嘉赴日活动实质上是日本方面精心谋划的一场“对华战略布局”,以期达到“获取进藏渠道”“对华发起宗教攻略”“牵制俄国在华势力扩张”等多重战略目的。     

"博顿草案"大辩论与战后初期美国东亚战略重心的转移

"博顿草案"是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于1947年3月起草的一份对日和约草案.由于冷战的兴起和东亚形势的变化,该草案一经提出便充满争议.尽管博顿两次修改这份草案,但由于其始终未能摆脱战时罗斯福政府扶持中国、压制日本的东亚构想,所以围绕对日媾和与东亚战略重心议题,美国国务院、军方、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部等各方展开了激烈的外交辩论.在大辩论后期,以乔治·凯南为首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强势介入,他们从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思维出发,重新审视东亚战略并主导了对日媾和问题,先后出台了PPS10号与PPS13号文件.这两份文件是美国东亚战略的指导性文件,终结了对"博顿草案"的外交辩论.其后,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东亚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中国转向日本,在改造日本的同时,将日本变成保障美国的东亚安全、推行遏制战略的重要基地.围绕"博顿草案"的大辩论不仅使得美国东亚战略制定的主导权从国务院远东司转向政策设计室,同时,也促使战后初期美国东亚战略重心发生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