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障碍

西方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要障碍,这种障碍表现在:西方文论预设了中国文论的思维方式,西方文论置换了中国文论的概念范畴,西方文论限制了中国文论的表达方式。在文论领域"西强我弱"的背景下,要建构中国当代文论,必须破除西方文论的障碍,摆脱西方文论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和表达方式上的制约与钳制,必须看到中西方文论的异质性,坚持中国固有的文化规则,在与西方文论的交流对话中,"以我为主"地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     

从“背离”到“规范”——扬·穆卡若夫斯基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之超越

将"规范——背离"作为一种理论建构模式引入文论研究始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在这一模式指导下,俄罗斯形式论派对"文学性"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然而,由于极端重视"背离",而在很大程度上轻视、甚至忽视了"规范",这一不足极大限制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在文学性探索上所达到的高度;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解体后,布拉格学派的扬·穆卡若夫斯基一方面继承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对其不足进行了批判:早期,他运用"前推"来对"背离"的方式进行描述;后期,他对文学、艺术中的规范类型进行系统研究,将"审美规范"问题提到本体论高度,并论证了这一概念在美学中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从而更加辩证、深刻地揭示了审美价值的生成机制。     

“左联”时期国际路线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

"左联"时期,中国进步文艺界执行的是国际路线,因而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方面表现出了鲜明的、追随苏联文艺界文论动向的整体性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中国文艺界开始注意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论文献的译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论文献译介份额开始明显增加;高尔基的文论文献开始成为译介的重点,出现了"抢译高尔基"的现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开始成为另一译介引进的重点;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弗里契等人文论文献的译介逐渐边缘化。中国进步文艺界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中的这一基本取向,使我国文论界较为迅速地输入了当时世界上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建构的最新成果,接通了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界的沟通渠道。     

中国文论身份与文学创新

“文学性”问题,在今天主要讨论的是社会变迁中的文学身份定位问题。当代中国在文学的对象、文化知识建构、文化误读和文学误读,中国文化“身份”等方面出现了一些争论,显示了文学身份认同的危机。中国文论身份出现了辨识上的危机。文论的创新与中国立场紧密相关,文化和文论创新有助于推进新世纪“中国形象”的立场定位。在当代中国,文论体系创新尚无哲学根基,文论范畴创新尚无文学的丰厚土壤,文化创新又变成学科的身份无定,因此,文论流派原创是文论创新最切实有效的方式。     

中国文论古今“会通”刍议

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既不能局限于对其本义的阐释,也不能一味追求“现代转换”,而必须从自觉的中国文化和文论主体意识出发,遵循学术发展规律,加强古今会通式的研究,即对话—交融—建构式的研究.通过对话实现中国文论的古今融会贯通和沿革性建构.中国文论古今会通所涉及的问题具体包括:坚持民族文化立场,致力于古今、中西融会;接续文统的传承,实现文脉的古今贯通;发扬文化同化传统,寻求文理的古今会合变通.     

切换与对话、整合--20世纪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前瞻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传统断裂,古典的理论形态被西方文论话语系统切换,文学理论的观念、范畴、研究方法发生了质的变化.20世纪末当我们面临"全球化"的对话时代,痛感文学理论的"失语".中国古代文论更切合文学的具体可感的属性,更切近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深入发掘梳理,准确阐释转译,大力普及推广,使中国学者能够掌握古代文论的范畴体系,以此与西方学界对话;并在此基础上将西方文论、古代文论、当代文论的理论范畴、表述方式、体系建构加以比较,精心选择,择优组合,融会贯通,是21世纪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论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从“通变”和“诠释”角度的思考

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的"经历物",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传统不可割裂.对于传统文论的诠释是必然的.诠释根本无法越过文本的障碍,要消除文本与诠释者之间的差异是十分困难.诠释只能是一种对话,文本有文本的信息,诠释者也有早已形成的"前理解",在承认这种差异的条件下交流对话,展开一个新的意义世界.对于古代文论研究的目的,"不用之用"与"古为中用"可以结合起来.在古今中西基础上实现文论的新变,是现代文论建设的必然选择.     

钱锤书文学研究的“对话”理念

“对话”是钱锺书文学研究的核心理念,其以“通观一体”的精神与“和而不同”的原则,努力寻求在“他者之镜”观照之下的中西双向平等阐发,以期实现话语双方“视域融合”之后的理论创化。这种“对话”,不但消除了不同理论话语之间的樊篱与沟壑,克服了中西文论难于“对话”的话语困境,而且实现了理论自身的深度开采与多元整合,因而对于我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以及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涉渡”与“越界”——黄卓越的文艺批评思想述略

黄卓越以"历史——文化"为总体切入视角,对中国古代文论、明中后期文学思想史、文化研究以及海外汉学展开深入研究。黄卓越的学术道路呈现出鲜明的跨界意识,尽管关注对象庞杂多元,但他始终依循严谨规范的资料爬梳与历史论证,借助多维交叉的话语逻辑分析,对抽象枯燥的学术命题展开极富个性化的深度思考与情感对话,建构起一种兼具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独特批评样态。     

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不应该否定——与张江教授商榷

张江教授把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归结为"强制阐释",并以此怀疑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就其主观意愿而言,"强制阐释"论是为了反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全盘西化,提倡从中国文艺的实践出发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但是,由于从总体上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在客观效果上势必会产生文化民族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的弊病。"强制阐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近现代文论的发展就是这种历史必然的结果,是中国文论的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张江教授所揭示的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从本质上来看是西方文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的主要表征,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不足之处,可以作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借鉴。西方文论包括西方古典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不仅有科学主义思潮,还有人文主义思潮。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中国当代文论就不可能建构出科学、系统、完整的现代化文论体系。     

从“审美自律”到“文化启蒙”：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论建构的知识谱系

存在主义文论不仅是一种理论建构和知识资源,更是成为关注人性的启蒙话语,并敏锐地发掘主体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种种"异化"场景。存在主义文论契合了中国20世纪的理论"焦虑",并作为重要的知识学资源被译介和引入中国。尼采的"酒神精神"和"强力意志"都极大地肯定了主体个体的存在价值和文学艺术的独立精神,这给中国"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资源。海德格尔理论则通过理论思辨、艺术自律、美学独立等方式与中国现代文论产生"融通"与"共鸣",推进了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进程。与此同时,萨特存在主义"人学论""自由观""介入论"等思想与中国新启蒙的时代诉求进行联系,成为推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知识学资源。存在主义文论深刻影响了中国20世纪文化现代性的进程,并作为一种有效的知识学资源渗透到当代文学、文论、美学和文化研究中,促进了知识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的调整。     

百年文论"功利与审美纠缠"的理论启示

百年文论在文学价值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功利与审美纠缠".在这一理论表象背后,隐含着共同的"功利主义"文学价值取向.它实际表征着百年文论在文学价值观理论建设方面的某种残缺.面向中国文学的当代发展现实与未来的文论建构,应当在更为深刻的理论探索中实现文学价值观念的转变,建立以审美价值为中心的多元价值体系.     

面对当下 综合创新——“当代文论与批评实践”高端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当代文论与批评实践’高端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艺理论学会2014年理事会"围绕着锻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提高当代文学批评质量等主题,深入讨论了中西方哲学、美学与文论的基本观念、内容及其流变、影响等问题,研究了面向当代文学实践,在综合中创新中国文论的途径与方法。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世界文学理论史建构的新突破——评曹顺庆教授主编的《中外文论史》

曹顺庆教授主编的《中外文论史》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世界各国文论从滥觞到19世纪时期的发展概貌,其所凸显的总体性、世界性、差异性特色与创新,堪称世界文学理论史建构的新突破。《中外文论史》对世界性“总体文学理论”建构的尝试和“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突破,以及对异质文论比较“差异性”思维方式的强调,既符合当今世界文学理论比较研究全球化的要求和趋势,也为中外文论之间的对话、汇通及其文论新质的产生提供了广阔的诗学空间。      

反本质主义文论范式与当代文论的知识学转向

21世纪初中国文论知识生产中"反本质主义"文论范式的兴起,与20世纪后期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出现的现代性知识学"合法性"危机直接相关,意味着现代性知识型与后现代知识型的理论分野由潜在状态走向了知识学前沿。作为一种体现着鲜明"反思"特质的文论范式,反本质主义通过标举反独断论和反实在论而揭示了文论知识效度的相对性,通过强化公共关怀的现实政治指向而体现了文论知识的公共性,通过对于历史化、地方化、语境化的辨析而凸显了文论知识的建构性——相对性、公共性、建构性据此可视为反本质主义文论范式的知识学特征。反本质主义凸显了与现代性文论具有知识型之根本差别的不同知识学立场,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论知识生产与理论探索,并在实际的文学、文化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知识建构导向作用。     

唐代文论“自然”论

唐代文论"自然"范畴的内涵可以从美学追求、创作论和风格论的角度予以概括。美学追求方面,以浑然天成为特征的自然美是唐人最高的美学追求;创作论方面,唐人以"起于无作,兴于自然"为理想的创作状态,并认识到"自然"并不排斥技巧,不排斥构思创作中艰苦卓绝的锤炼;风格论方面,唐人以为,"自然"是一种以"不露造迹"为主要特征且容涵"绮丽"、"怪奇"、"平淡"的诗文风格。文论史上,唐人首次将"道"与"技"联系起来论述,认识到构思创作中的锤炼是作品"自然"风貌和自然浑成之美的产生基础,肯定了"人为",丰富了"自然"的内涵。这标志着唐人走出了六朝文论的思辨氛围,开始关注操作层面的具体问题,这是"自然"理论的一次"转向",这一"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世"自然"理论的讨论范围与体系建构。     

“当下性”、“本土化”与“走出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七届年会暨“文学理论前沿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4月23日至26日,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七届年会暨文学理论前沿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扬州大学召开。与会代表提交了150余篇论文,涉及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建构、文学理论走出去与本土化、文学本质与知识化、文学理论与当代文学实践、中国古代文论及西方文论研究的前沿问题等众多专题。本次研讨会内容丰富、观念多元,在一种总结、反思、对话的学术氛围中达成了诸多共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说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说的确切含义在其流传过程中曾经发生过很大变化,其较为固定的意思是对中国古代文论遗产的"重新阐释"和"重新建构"。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重要的不是将其作为一种需要转换的对象,而是立足现实,将其作为一种可以借鉴的对象。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实现传统文论之现代价值的同时,真正找到适合我国文艺现状的、具有独创性的文艺观念和理论体系。     

实践内涵的拓展是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基础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拓展实践内涵、更新知识论范式,在对"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领会中,凸显实践论的生态学维度、主体间性维度,密切关注多重视域中文艺现实和改写的"主体"观念,是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实际上是在原理层面对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种推进,它作为一种主导性和有生命力的文艺理论,不但与各种文艺思潮有对话能力,还对文艺学的发展方向有纠偏功能.只有从自身的问题情境出发,以理论的地方化参与全球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对话,才有可能在一种相互融通中建构切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学派.     

走出“文学性”研究的二重误区——兼与余虹先生商榷

当前流行的文学性研究并不是本体意义上的文学性研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化研究而与文学本体建构无关。当人们细致梳理西方形式主义文论中文学性概念的产生及其蔓延之后,就会发现,在后结构主义文论中,文学性概念即已泛化,而在后现代语境中,文学性研究更是转型为"文化化"阐述,所以当前亟待重建文学性的研究,但这种研究既不能在单独的形式审美维度上展开,也不能充当文化范畴中意识形态的阐述说明,而是在本体的审美建构中,融入主体的内在精神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