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舆论学角度看中国古代谏诤现象

谏诤是中国古代文官(秦以后设专职谏官)出于一定的集团政治利益向封建君主进言,以规谏过失的言论行为。谏与诤一般合用,分开则有意义上细微的差别,孟子说:“君有过则谏”,汉刘向在《说苑·臣术》中讲:“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生,不用则死,谓之诤。”后来逐步形成了封建社会的谏议制度。     

汉谏诤略论

汉谏诤略论袁礼华谏为规劝、批评，诤即直言、强谏。汉吏民谏诤的对象包括皇帝和官署的长官。本文仅就对皇帝谏诤所涉及的范围、作用，君主素质对进谏、纳谏的影响，以及谏命的局限性等问题略作探讨，以期从一个侧面加深对汉代政治状况的认识。一谏诤在前后汉二百余年间颇...     

试议谏诤精神对唐代文学写实倾向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古代言谏制度发展的成熟时期,尤其是唐太宗贞观阶段成为文士谏诤干政的黄金时代.基于时代的感召,唐代文士具有强烈的谏诤意识,为了纠正君王的错误,他们大胆言谏,不惧刑威,有时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唐代文士的谏诤精神不但与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对文学写实倾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论明代阁臣在君臣冲突情境中的行为取向——以李东阳、费宏与王锡爵为中心

在明代君臣冲突情境中,一些阁臣采取“委曲将顺,乃克有济”之道事君.此种行为取向以阁臣顺从皇帝主张,反对同僚强谏,又积极救护因谏诤而获罪的官员为基本特征.关涉阁臣此类行为取向的舆论评说褒贬不一,贬辞责其不能去位以明大臣气节,褒论则着眼于其能留任以护持时局.明代阁臣的此种行为取向与该时代中枢体制变迁有内在的关联.这种行为取向的存在,使得帝制框架内的士大夫政治获得了必要的弹性,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然于同官立朝之道,终究在一定程度上注入了谀君的气息.     

试论民俗形成的社会根源

一民俗究竟怎样形成,历来只有笼统的说法。东汉班固在《汉书·地理志》里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之情欲,故谓之俗。”人们为什么会“系水土之风气”而演成风,为什么“好恶取舍”以及随国君的爱好而演成俗,有关这一点,班固没有作出说     

秦汉建设“大一统”文化的尝试及其特点

秦汉是中国最初的两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在经济和政治上,两个王朝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其“大一统”的局面。对此,历来沦述甚详。但对于其建设“大一统”文化的尝试,史学界至今还没有专门研究,因此,有必要进行探讨。所谓“大一统”乃是中国古代政治观念和国家学说的一种特殊表述,体现在政治上则是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对“天下”的绝对主权。用《尚书》中的话说就是“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用《左传》中的话说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用民间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大一统”观念应当说自西周就已形成,西周时的礼乐制度就是奴隶制下的     

《白虎通义》中的君臣之礼

作为一部汉代礼制的集大成之作,《白虎通义》在尊天、忧患意识、谦让、公天下、德治等方面为君主制定了详细的行为规范,充分体现了汉儒对君主所寄托的厚望和对君主的制约冲动;在“臣礼”方面,《白虎通义》规定臣子在辅助君主治理国政时,要敢于进行谏诤,不过也要注意谏诤的方式和方法;在君、臣关系上,《白虎通义》在坚持“臣事君以忠”的同时,又重点强调了“君使臣以礼”的传统要求。《白虎通义》在君臣礼制上的这种规定是汉儒政治理想的必然要求。     

魏徴谏唐太宗论——读《贞观政要》笔记

唐吴兢编著的《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史书,记述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大事、政治主张与政治人物。书中涉及到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一批大臣的问答,以及这些大臣的诤议和所上劝谏的奏疏,其中占篇幅最多的是魏徵。《旧唐书》、《新唐书》都说,魏徵“前后所谏二百余事”。仅《贞观政要》记载的,就有魏徵向唐太宗的面陈诤议五十次,写呈唐太宗的奏疏十一件,数量之多,压倒了其他一切大臣。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开”论

一、两种对立的观点去年,冯友兰先生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君”、“师”分开的说法。最近,他在《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中又阐述了这个观点。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归结起来,不外这样两条: (1)“君”、“师”应该分开。冯友兰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论的。有所谓‘治统’和‘道统’。‘君’就是封建社会中的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统’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制     

论中国古代政治调节理论——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学说中的核心地位

中国古代政治学说有很强的规范性,集中体现于形成了一系列限定君权的政治调节理论,诸如“以民为本”论、“汤武革命”论、“天下为公”论、“兼听博纳”论、“君臣一体”论和“道高于君”论等。各种政治调节理论都是从“立君为民”等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中派生出来的,它们与“以民为本”论彼此交织在一起,形成相互论证、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这些政治调节理论也属于民本思想体系,民本思想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代称。     

古代的“刑”与“赎刑”

古代的“刑”字,不但指加于个人的体罚,并且有用兵、征伐的意义。古书中这类例子很多,如: “兮甲盘”:“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毋敢不即市,毋敢或人蛮宄实,则亦刑”。“国语、晋语”:“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后振武于外,是以内和而外威……夫战刑也,刑之过也。”“国语、鲁语”:“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周礼、秋官、大司寇”:“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     

明专制政体下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从刘宗周之末世谏诤看

明太祖之祖制,相对而言是中国古典政治中皇权专制比较强烈的制度,然经儒家士大夫的努力,已有所化解。作为亡国之君的崇祯,是明代君主中之专权者。本文通过刘宗周对于崇祯的谏诤,揭示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君道极至,在于无为,此为"虚君"之理念。落实于明代政治制度而言,如刘宗周所争,则为以票拟归内阁,以庶政归部院(包括以刑狱付法司),以献可替否付言官。     

略论命相论与西汉政治

西汉王朝需要确立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权威、意识形态权威与等级秩序。司马迁生当武帝尊崇今文经及纬书谶语符命盛行时期 ,出于对现实政治的考虑 ,不得不用纬书作者的手法 ,把西汉王朝的缔造者刘邦圣化为“庶圣” ,神化为“赤帝子” ;班固则将元后王政君圣化为“圣女” ,神化为“太阴之精”。纬书作者们则将孔丘神圣化为“黑帝子”、“玄圣”、“素王”与刘汉王朝的“制法主”。王充提出察表知命说、禀气说 ,详细论证了西汉大一统封建等级秩序的天然合理性与神圣性。     

“借”辨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1962年)392页说:“在上古汉语中表示‘借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一般只用‘假’,不用‘借’。”并且举例:“‘假道于虞’不能说‘借道于虞’。”该书1981年修订本重复了上述文字。(420页)案:“假道于虞”见于《左传》僖公二年、五年等。《古代汉语》第一单元文选部分节选了僖公五年,题名《宫之奇谏假道》。然而据此断言“假道于虞”不能说“借道于虞”,则谬。《谷梁传》僖公二年通篇说“借道”而不说“假道”,即为明显的反例:荀息曰:“君何不以屈产之乘、垂棘之壁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晋国之宝也。如受吾币而不借吾     

《说苑校证》校补(四)

颜浊趋进谏曰 :“君乐治海上 ,不乐治国 ,而六月不归 ,彼傥有治国者 ,君且安得乐此海也 ?”(正谏篇　Ｐ2 0 7)按 :下“治“字盖涉上文而误 ,作“治”非其指矣。《韩非子·十过篇》作“奈臣有图国者何 ?君虽乐之将安得 ?”可据校改下“治”为“图”。虎豹为猛 ,人尚食其肉、席其皮。 (敬慎篇　Ｐ2 64 )按 :《意林》引作“虎豹虽猛 ,人食其肉。”为犹虽也 ,推拓之词 ,《意林》以意改之耳。王叔岷《古书虚字新义》“为犹虽也。《庄子·知北游篇》‘六合为巨 ,未离其内 ;秋毫为小 ,待之成体。’两为字并与虽同义。《楚辞·七谏》洪兴祖补注引下…     

《人间词话》刍议

<正> 在清代众多的词话中,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其见解之新颖、理论之独到,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概括地说,《人间词话》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首先,以境界说为中心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王国维明确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那么,怎样才叫做“有境界”呢,境界的基本涵义是什么呢?王国维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所谓写“真景物”,是说写景妙造自然、体物得神,而     

宋代台谏合流论

一宋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文武百官的控制 ,非常重视监察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宋代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和谏院 ,简称台谏。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 ,分置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官职。谏官组织机构至宋仁宗时始从中书省、门下省独立出来 ,称“谏院”。宋代中央监察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 ,其变化之大 ,莫过于台谏逐渐合流为一。宋以前 ,御史的弹劾和谏官的谏诤 ,区别是很大的。谏诤对象为人君 ,弹劾对象则为文武百官 ;谏诤对事 ,弹劾对人 ;弹劾具有司法性质的强制力 ,谏诤没有约束力 ,只是对皇帝的建…     

“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

公天下论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政治理论之一。它的主要内容是君主论,着重回答设君之道、为君之道和择君替君之道等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天下为公"既论证了治权在君的合理性,描绘出"圣王之制"的理想政治蓝图,又为君权的存在与行使设置了条件和规范,还为政治批判提供了价值尺度。立君为公、君位为天下之公器、君道尚公、天下非一家一人私有等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帝王观念有其精致、周到之处,甚至包含着许多超越时代的政治理性。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对这个特点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是需要改进的。     

“天”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得以成立的一种结构分析

民本思想何以成立,现代主流的学术观点多从现实政治需要的角度出发去解释,认为统治者是慑于民众的反抗,才不得不“以民为本”.这种观点忽视了信仰因素,没有注意到“天”的观念对古代中国人的影响;以天、君、民三元结构为分析框架,强调重视“天”在古代民本思想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天、君、民三者之间的有机互动;因为天佑民众,而君惧天威,于是君才有了“民本”思想.因此,中国古代对“天”的信仰是民本思想得以成立的关键根由之一.     

论君臣关系中的纳谏行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初探

谏,就是臣下向国家最高统治者提意见或建议,谏的行为之所以被确认,是承认国君在行为上也有犯错误的可能性,在治国策略上也会出现偏差与失误。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为了使国君能纳谏 ,除了直谏外,用得最得心应手的是曲谏。谏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