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东亚革命文坛的“一朵孤云”

蒋光慈是最早倡导并实践"普罗文艺"的革命作家,他的小说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背景,真实地记录了"五四"运动以后到大革命前后这一段历史的社会动荡和人生沉浮,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性。作为一个从农村社会底层走进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知识分子,蒋光慈短暂的一生是孤独的、矛盾的,他在革命进程中常常处于痛苦的挣扎状态,显示了革命时代先驱者丰富的灵魂冲突。蒋光慈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革命文学初级阶段的概念化、脸谱化的局限和缺陷,他在创作上的"失败"代表了左翼文学的"一种集团的倾向",对于左翼文坛的"全体的进向"也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意义生成与辩析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特殊关联,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两个概念在主流文学史的阐释框架内被不断追加与重写,导致概念内涵不断扩容与泛化。从原初内涵看来:"革命文学"指的是左联成立之前未被组织化的革命作家在当时社会情境下对革命的一种自觉、主动的文学反应;"左翼文学"指左联成立至解散这个期间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及其同路人作家反抗国民党政权文化围剿的文学实践。这样的界定既考虑到了革命文学提倡的阶段性、复杂性,又指出了左翼文学的质的规定性,同时将其与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文革文学等概念区别开来。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厘定不仅是为了推进左翼文学研究,也试图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概念定位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     

论革命文学转型背景下的左翼启蒙派

左翼启蒙派是指在五四启蒙思潮与鲁迅精神与创作影响下从事左翼文学活动的一批作家,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过程中仍然坚守五四启蒙话语,重视文学的社会批判和思想批判功能,显示出与左翼功利派文艺观念迥然不同的理论品格与创作倾向。这一派系在左联后期开始萌生,分别在1940年代的解放区和国统区形成气象,但随后在革命文学向工农兵文学全面转型的过程中遭到"规训与惩罚"而逐渐瓦解。     

蒋光慈的三重角色及其人生悲剧

1920年代末30年代初,蒋光慈身兼新文学畅销书作家、普罗文学倡导者和资深共产党员三重社会角色。这是一个随时都可能被撕裂的角色结构:其中角色1和角色2、角色2和角色3分别形成两个交集,而角色1和角色3则彼此相斥,互为两极。然而深深卷入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蒋光慈对此中隐患毫无察觉,商业上的成功既使他拥有了昂首天外的资本,又使他目不见睫,以至引发了与党组织的决裂以及他的人生悲剧。蒋光慈的悲剧性结局作为一个饱含深意的象征,说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与无产阶级文学在根本逻辑上存在着深刻抵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质性的左翼文化始终存在着被"驯化"的危险,而左联备受诟病的"第二党"运作方式正是针对这种不利情势所采取的应对策略。     

泡沫社与北方左联——兼谈北方革命文艺青年的群体构成与社团流变

泡沫社是后期北方左联领导的文艺团体,参加者多为中学生和流浪青年,因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查封。钩沉史实,讲清这个左翼文学社团的群体构成与变迁,可以比较以大中学校学生为主体的北京左翼文学运动与以知名作家为主体的上海左翼文学运动的不同展开,也可以重构革命文艺青年打破会馆与校园等城市区隔,凝聚成团体,参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图景。     

可疑的领导权:鲁迅与左联的解散(上)

中国大陆的文学史家,如王瑶和刘绶松,夸大了鲁迅在左联的领导权的重要性。实际上,左联的领导权是分裂的。鲁迅是左联的明星作家,也一度是左联的守护神及其幸存的象征。鲁迅对共产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念,不过也仍葆有一个艺术家的品格。即使在与共产党有了多年的联系以后,他也丝毫没有丧失一个艺术家对于独立作为或独立不作为的敏感、习性和气质。在任何权威命令面前,他都能坚持个人的独立思考,以自己的良知说话。他的理想主义或许有点太过诚实,太过纯粹,以至于无法成为任何政党的优秀一员。左联的解散与两个口号的论争给鲁迅这位前领导者带来巨大的心灵伤痛。寒心,疲惫,愤懑,困惑,不满,所有这些都显示了鲁迅与左联在1934年后期与整个1935年间的紧张关系。     

对左翼文学的财认识

20世纪30年代,以“左联”为旗帜的左翼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复杂的一页。“复杂”性之一是就其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贡献而言,左翼文学是无愧于历史的,不少左翼作家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还有不少左翼作家一直奋斗到社会主义革命,“一生     

论蒋光慈的“非虚构写作”及其“现实主义”意义

蒋光慈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现象级"作家,其创作具有巨大的阐释价值和学术增殖意义。从文体学和主题学层面来看,蒋光慈的报告文学式小说是跨文体的非虚构写作,不仅具有文体创新价值,更以实录精神和阶级意识为现代中国留下了"历史的证据",因而在中国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普罗文学和"人民文学"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现实主义文学"源流来看,蒋光慈小说批判"资本的权力"和都市贫富分化现象,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本质,不仅使茅盾藉以扬弃了普罗文学的幼稚病进而创作出具有经典意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巨制《子夜》,而且对于今天反思"无边的现实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左翼文学运动的政治精英意识

“左联”时期的文学运动,它的本质意义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启蒙运动。“左联”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革命学说,左翼作家描写了如火如茶的阶级斗争场面,这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早已成为了定论。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左翼革命作家基本上都是游离于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具体实践之外,他们所倡导的新型价值观,也只是一种流行于知识分子阶层的理论观念,是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精英意识。因此,它的历史局限性也就在所难免。     

戴平万的生平和创作

戴平万是“左联”时期一位有过一定影响的广东籍作家。“左联”成立之前,他是“太阳社”的主要成员,和蒋光慈、饯杏邨(阿英)、杜国庠、洪灵菲等一起出版《太阳月刊》,创办《我们月刊》,并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有关“左联”的筹备工作。“左联”成立以后,他积极投身于左翼文艺运动,是“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的撰稿人之一。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年,他先后在《太阳月刊》、《我们月刊》,《新流月报》、《拓荒者》、《海风周报》上发表了二十多篇小说和译作,还撰写介绍外国革命作家的论文,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出路》、《都市之夜》、《陆阿六》,中篇小说《前夜》和《荔清》,被当时的评论界誉为新兴文学的花蕊。他的小说《陆阿六》,还作为“左联”时期的优秀作品译成日文介绍到日本去。一九三○年以后,他主要从事其他革命活动,创作较少,但也     

天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间考辨

迄今为止,对于天津左翼作家联盟的研究尚欠深入。即便是其成立时间这样的基本问题,也是众说纷纭,存在一定的争议。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考察和不同观点的辨析,可以认定天津左联成立于1930年的说法证据不足,更为准确稳妥的结论应该是:1930年底,天津出现了具有左联性质的学生组织;1932年,天津左联正式成立。     

知青作家的创作与寻根文学的发生

知青作家的生活经验直接制约着寻根文学的创作选择 ,并最终决定了寻根文学的创作取向。知青作家在文化寻根意义上对自我的超越有可能使他们的创作进入一个广阔的文化历史空间 ,但是 ,他们的某种既成的创作经验也可能构成他们超越自我的审美局限。倡导寻根文学的知青作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两难是新时期文学转型所面对的历史选择的和文化判断上的一个深刻的悖论     

油滑与理论:鲁迅与茅盾“左联”时期创作的不同取向

鲁迅与茅盾在走向左翼文学的过程中,文学取向明显不同:鲁迅的创作经历了由"很认真"到"油滑"的变化,"油滑"是鲁迅"左联"时期创作上的一大特点;茅盾的创作则经历了由"写实"向"理论"的转化,强调运用革命"理论"来分析现实,获得主题,是茅盾"左联"时期形成并支配了他此后创作的主导性思维。     

左联五烈士与戏剧

左联五烈士与戏剧彭耀春由于现代文学研究者们辛勤不懈的努力，新时期“左联五烈士”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取得很大进展。￣［１］在这些众多而珍贵的历史与文学的记载面前，我们见到了一个由“中国新文学界的精华”所组成的中国现代革命作家群，和这一革命作家群体较为完整的...     

中国左翼文学的产生是一种国际现象

中国“左联”的成立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是在国际大背景下发生的。1930年,“左联”成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中国支部。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而最直接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组织,中国共产党受命于第三国际的领导。由第三国际倡导并成立国际性的作家团体,促使在中国也成立相应的组织,这是非常重要的组织指导系统。而中国本身也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星星之火,鲁迅和茅盾在这个组织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4年以后,“左联”和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联系已经中断,交流和指导非常困难,但有文献材料证明,这时“左联”和国际的联系改为由“文总”出面。总之,中国左翼文学的产生是一种国际现象。     

责任与担当:左翼乡土小说家缘何“想象”革命

左翼乡土小说家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大都从事过实际的革命活动,有着一定的城市革命体验,但除了少数作家以外,大部分都没有农村革命或苏区生活的经历体验。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们转而以笔为旗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基本上也是在上海、北京这样的通都大邑卖文求生,与实际的革命活动尤其是土地革命有着一定的距离,因而他们只能依据自己以往的革命体验和"耳食"到的一些材料对农村革命进行文学想象。     

文艺与革命: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审美之维

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审美之维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和"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创作与理论论争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它有文艺的革命性与革命的文艺性两个最基本的向度,二者之间既有矛盾冲突也有相契合之处,且与新的伦理和认知维度绞缠在一起.具体而言:政治意义上的革命实践与具有先锋性的革命文学的艺术探索,均需要同样具有变革性的革命语言能够被民众所接受;中国革命文学蕴涵着一种流血的冲动与新伦理道德建构的理想寄寓;革命作家力图使文艺成为与物质或其他实践手段一样的助进社会改造的工具性力量;有着"Simple and Strong"等美学风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体现了革命文艺界发展新的文学形态乃至艺术本质的精神诉求;以"普罗"作家为主体的左翼知识界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创造未来文化的历史责任,他们强化的文艺阶级论和革命道德观打破了许多传统的审美惯例与接受者的心理秩序.文艺的革命性和革命的文艺性均是"带着镣铐和枷锁"的审美之维.     

“文革”叙事与新移民作家的叙述视角

"文革"作为我们民族历史中不可忽略的段落,包孕着太多的政治和文化内涵,理应是中国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因为文学始终都承担着对民族历史叙述的使命。在近年日益引起评论界重视的新移民作家群体中,"文革"也是一个重要的书写点。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同类文本,当然有其相似之处,因为面对的精神资源是同一的。但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又绝不是内地同类文本的简单重复,它显然呈现着自己的独特立场和美学风格。应该说,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文革"叙事构成了一种互补,共同构筑着中国文学中对于"文革"历史的记录。     

“左联”与胡秋原的论争及其历史反思

左联,作为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在腥风血雨的三十年代,高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大旗,积极传播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热情培养年轻作家,并以丰硕的创作成果,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实绩,使左翼文学成为那个时代文学的主潮,从而促进了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有力配合和支持了红军的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