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东亚革命文坛的“一朵孤云”

蒋光慈是最早倡导并实践"普罗文艺"的革命作家,他的小说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背景,真实地记录了"五四"运动以后到大革命前后这一段历史的社会动荡和人生沉浮,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性。作为一个从农村社会底层走进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知识分子,蒋光慈短暂的一生是孤独的、矛盾的,他在革命进程中常常处于痛苦的挣扎状态,显示了革命时代先驱者丰富的灵魂冲突。蒋光慈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革命文学初级阶段的概念化、脸谱化的局限和缺陷,他在创作上的"失败"代表了左翼文学的"一种集团的倾向",对于左翼文坛的"全体的进向"也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左联的国际宣传策略及其历史回响——以“左联五烈士”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左联在进行国际宣传时,为了扩大影响,常常十分讲究策略,"左联五烈士"的国际宣传就是很好的证明。鉴于事件发生时中国国内、中共党内、左联盟内的复杂状况,左联在国际宣传上,发布四种版本《致各国书》,将"五烈士"事件进行了多方面策略性宣传,尤其是巧妙组织了"六位左翼青年作家"先后遇害的言论。这种策略和操作,使这次国际宣传在事实上不再是对"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国际控诉,而成为对中国革命的大规模政治宣传。这次宣传给国际作家以十分深刻和特别的印象。由于鲁迅是此次宣传的主要主持者,因而在其晚年提到国际作家珂勒惠支的文章中连续出现了"六个青年作家遇害"的说法,这应是合理的曲笔回护,不能算作笔误。     

“回心之轴”、关系思维与鲁迅的革命文学观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在革命文学问题上的分歧,代表了知识分子面对革命的两种方式。创造社、太阳社在民族激情、阶级激情的支配下,出于对主义的认同而自觉追求某种秩序,而鲁迅却坚持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与批判立场,坚持对于意义的追问。从其特有的革命观和知识分子观出发,鲁迅以一种关系思维的模式,进一步从革命与文学相互影响的关系入手,表达了他对革命文学的看法:其一,革命侵入文学,不可避免地造成文学的异化;其二,异化了的文学和没有了解革命本质的突变的知识分子也不会给革命带来任何益处。     

雕像是怎样塑成的——“左联五烈士”史迹综述

"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发生不是一个纯文学事件,而是一个包含多重政治因素的历史事件。左联对五烈士的纪念和宣传,使这一事件由一个党内宗派斗争导致的政治事件转化为一个左翼文艺运动反抗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文艺事件。相应地,左联五烈士的历史定位也由党内宗派斗争的受害者转化为革命文艺运动的前驱和烈士。在错纵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中,左联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左联五烈士事件由政治斗争向文化斗争的转移是左翼文艺运动中的一个重大胜利。     

从泛称到特指:“革命”与“革命文学”的历史定位

在中外文化史上,"革命"有着丰富的政治文化涵义。中国现代文化中的"革命"则是一个"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所给定的涵义存在语义关联,但更主要的还是继承了西方现代革命运动的政治文化精髓。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中,"革命"最初是泛称的,但随着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主流地位的确立,它逐渐成为一种特指。由想象现代中国革命而形成的"革命文学",最初也是一种泛称,它伴随着中国共产主义政治主流地位的确立也成为一种修辞的特指。"革命"与"革命文学"对于中国共产主义政治运动和文学思潮的特指,是一种历史的定位。     

时代激流和作家之舟——论20年代“革命文学”的流行特质

“革命文学”作品首先因其对民众生存状态的真实刻画及其心理状态的替代诉说而赢得了读者。同时 ,“革命 +恋爱”的题材优势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都是促其广为流传的有效曲蘖。     

“学术”与“革命”的交融——李何林现代文学研究述略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开创者之一,李何林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左翼文艺研究和鲁迅研究两个方面。他的《中国文艺论战》、《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仍是当今学界现代文艺思潮研究不可忽略的出发点;他的鲁迅研究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观结合,堪称建国后鲁学“正统派”的代表。对李何林而言,革命经历影响学术选择,学术方法、理路体现革命信仰和斗争思维．我们要从“革命”与“学术”的交融来理解其现代文学研究。     

《文学杂志》、《文艺月报》与左联活动探赜——以北方左联克服“关门主义”的过程为中心

1933年间,北平相继出现了两种大型文学杂志《文学杂志》和《文艺月报》。体裁与内容相似的这两种公开杂志之间有何关系?关于《文学杂志》,据当时左联负责人员陆万美的证言,它被当做了北方左联的机关刊物。但朱正以王志之在其《鲁迅印象记》里所描写的该杂志发刊筹备的情况为证据,主张它不是左联机关刊物。我再三慎重斟酌两种杂志的内容以及两位论者的主张,最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与朱正的主张相反,我认为《文学杂志》的产生是北方左联在纠正"关门主义"的过程中所做的实践之一。但这个富有重要意义的尝试也被文总(即指导左联的上级机关)视为"右倾化"的产物而拒绝了。负责开展左联活动的潘漠华、陆万美等人受到批判,左联又改变了方向。《文艺月报》是在文总的指导下以北平社联的负责人员为中心创办的刊物,它是在推动北方左联全体走上"左倾"路线起了很大作用的一种杂志。     

“意图伦理”与鲁迅“左倾”之关系辨——兼及鲁迅政治观的特点

鲁迅的"左倾"是一种自觉的并非基于"意图伦理"的选择,目的是致力于实现思想目标的"中间项"的工作;因此,鲁迅虽没有成体系的"政治思想",但却有独特的"政治观",其对政治的思考以矛盾的和非体系化的方式展开,同时,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色彩。这些特点,促成了其对各种流行意识形态的抵抗。     

“合目的的叙述”与“有意味的形式”——论胡适《白话文学史》之“双线文学观念”

胡适以双线文学观念建构起来的中国文学史,为文学史书写如何处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范本、一种以意为之的写法。其中国文学史内蕴着与现实社会结构变革相对应的文本结构——贵族文学(文言文学)与平民文学(白话文学)对立的等级结构。他对文言文学的贬抑,对白话文学的揄扬,对白话的王国的发掘,归根到底是为建设国语的文学进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国服务的,因而可以把他的文学史书写看作一种从属于民主国家建构的社会实践。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隐含话语、政治策略与伦理立场的夹缠——再论左联、鲁迅与“第三种人”的论争

1930年代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在不同时代曾分别被认为是文化上的"敌我斗争"或在"极左"影响下排斥"同路人"、压制"文艺自由"的事件,而鲁迅在其中从未敌视过"第三种人"。但考察历史会发现,这两种观点皆来自持论者各自的意识形态,而非历史本身。事实上,这场争论很多是在隐含话语层面进行的,在其整个过程中,既有"极左"思维影响下的视友为敌,也有明智情境下的政治策略,更有基于伦理学的批评,乃至"穷追不舍"。某种程度上,鲁迅后来是把"第三种人"视为敌人的,但仅仅是伦理之敌,而非政治之敌。而所有这一切夹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至今也难以公论的历史事件。     

文艺与革命: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审美之维

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审美之维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和"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创作与理论论争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它有文艺的革命性与革命的文艺性两个最基本的向度,二者之间既有矛盾冲突也有相契合之处,且与新的伦理和认知维度绞缠在一起.具体而言:政治意义上的革命实践与具有先锋性的革命文学的艺术探索,均需要同样具有变革性的革命语言能够被民众所接受;中国革命文学蕴涵着一种流血的冲动与新伦理道德建构的理想寄寓;革命作家力图使文艺成为与物质或其他实践手段一样的助进社会改造的工具性力量;有着"Simple and Strong"等美学风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体现了革命文艺界发展新的文学形态乃至艺术本质的精神诉求;以"普罗"作家为主体的左翼知识界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创造未来文化的历史责任,他们强化的文艺阶级论和革命道德观打破了许多传统的审美惯例与接受者的心理秩序.文艺的革命性和革命的文艺性均是"带着镣铐和枷锁"的审美之维.     

“天下”与“统一”：汉与西域关系的再认识

西汉的凿空,东汉的三绝三通,为中原输入了一些稀奇之物,西域也输入了中原的一些技术与物品．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汉代朝野上下对于世界的认识,主要表现在：西汉因认识西域而产生的对地理概念的再认识,由此“天下”与“统一”、“中原”与“四夷”的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冷问题之冷思考：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再认识

近二十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就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而又热烈的讨论,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常言道,真理不辩不明。于是,笔者也冒昧地对这个问题谈几点认识,不敢说是“一家之言”,仅为“一管之见”而已。     

“去行政化”与上下级法院监督关系的再认识

法院内部的审判监督行政化色彩浓郁,危及审判公正的实现。究其根源,长期以来我国官僚文化、上下级法院司法人员素质配备失衡、法院内部的考核制度以及地方各级法院院长选任制度缺陷等因素所致。应该废除上下级法院间存在的案件请示批复制度、完善人事选拔制度、改革法院考核制度、建立下级法院监督上级法院的制度渠道。     

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对“问题与主义”论战意义的再认识

对“问题与主义”论战意义的再认识刘芳“问题与主义”论争，是中国现代史上三次大的论战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论争。以往，由于种种原因，对这次论战的评价，更多的是从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加以否定。以致使后人对这次论争的意义缺乏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