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幕府时期日本对华观的矛盾现象——以日本对清朝的军事情报活动为中心

江户幕府时期的日本,其对华观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贱视清朝,视清朝为"夷狄",坚持拒绝与清朝通交的立场;另一方面,却又特别重视清朝,视清朝为日本主要的威胁。日本江户幕府虽然与清朝没有官方交往,但却利用其周邻外交和唐船贸易的信息渠道,在搜集清朝"三藩之乱"、乾隆帝南巡等政治情报的同时,尤其重视搜集舆地、军政、武备技术等清朝军事方面的情报。贱视清朝,主要是从文化心态层面出发的,江户幕府主政官员深受儒家"华夷观"的影响;重视清朝,则是从现实层面出发的,毕竟当时的日本国力较弱,并不具备与清朝抗衡的军事实力。如此看似矛盾的对华观,也正是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涉华行为的特征。     

康熙统一台湾史实考述

清初,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了台湾.我国各族人民一起开发和建设了宝岛台湾.但到郑经继位后,面对清朝统一台湾的形势,郑氏集团企图进行分裂活动.清朝政府坚决反对分裂,派施琅率水师攻取台湾,台湾回归祖国.     

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之影响——侧重于江户前中期狭义的文化考察

德川幕府统制的江户时代的前中期,相当于明朝的最后40年至清朝的道光年间。由于日本国内统一的实现,幕府将军对文化事业的重视,藩国大名、藩儒和一般町民对汉学兴趣的渐增,从而将江户时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推至空前高度。除了在儒学、史学、文学和本草学等具体领域的影响外,其深层作用则表现为给予日本武士地位至上的传统以儒家等级思想的内涵,从而促动了文武互补的日本近世文化的构建。     

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以“漂流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因为披难而经中国遣返的日本漂流民对清朝的热心救助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他们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与见闻更是"锁国"时期日本的重要海外情报,甚至影响了日本幕府的外交政策;根据日本当地儒者与漂到日本的中国漂流民笔谈的记录,这些儒者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怀有一种既尊崇又鄙夷的矛盾的心态。值得注意的是,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对江户时代日本自身身份界定和本国意识的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日本江户幕府初期的幕藩体制与商品经济

江户初期是幕藩体制的确立时期,幕府在完备统治全国的体制的同时,必然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济秩序。幕府首先通过颁布锁国令建立锁国体制,由此掌握了贸易独占权,之后又通过实行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完善交通运输机构这一系列政策,为幕藩制下的商品流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17世纪后半期,日本出现了以三都(大阪、江户、京都)为中心市场、由幕府支配全国商品流通的幕藩制商品流通机构。     

日本“江户锁国论”质疑

“江户锁国论”在日本史学界流传已久 ,然而这种表述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江户幕府“锁国”的目标仅仅在于铲除危害其统治的天主教信仰。关于德川幕府的禁书政策是“锁国体制”下全面抵制西洋文化的重要一环的说法也是一种误解。历史事实是 ,在江户时代 ,除与天主教有关的汉译西书 4 8种之外 ,有关西方的书籍大量流入日本 ,从而促发了日本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和社会思想的兰学运动。江户时代 ,除抵制天主教之外 ,不但没有割断与世界的联系 ,而且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近代文化。“江户锁国论”的传统认识影响了人们对江户时代整体评价的客观性     

从日本江户时代的材料看“南京”、“南京话”问题

以日本汉语教育史为依据推断出南京官话的地位在清朝晚期才被北京话取代的说法,值得怀疑。这一说法主要是源于三个误解:首先,在江户时代,日本教的汉语(唐话)只有南京官话一种;其次,把江户时代所谓的"南京"当做现在所说的南京;第三,19世纪后期(清朝晚期),日本朝野的汉语教学几乎同时由南京话教育转变为北京话教育。根据日本江户时代的材料来看,从江户时代一直到明治时代初期在教了"南京话"、"南京官话"之后日本汉语教学转换为北京话教育,是事实,但是并不能据此证实南京官话在清代占有标准地位,一直到清朝晚期才被北京音取代的说法是正确的。     

同治元年日本人上海所见“华洋会剿”

日本江户幕府为恢复１７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宽永年间）因锁国政策而中断的朱印船贸易，并了解正在上海一带进行的清朝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战况，经过一年的筹划准备，派遣使团赴沪。使团由御勘定根立助七郎率领，一行５１人，乘幕府官船“千岁丸”，１８６２年５月２７日（清同治元年，日本文久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从长崎发航，６月２日（五月五日）抵达黄埔江，８月１日（七月六日）离开吴淞口，在上海逗留两个月，８月８日（七月十二日）返回长崎。 “千岁丸”抵沪的同治元年夏季，中国、尤其是上海，恰值多事之秋──太平天国与清王朝间的战争已持续十二年，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双方拉锯地段，太平军正第二次围攻上海，申城内外，战云密布；英法等西方国家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由惩膺清朝改变为扶助清朝．以获取更大的殖民主义利益，清军与英法军联手对太平军作战的“中外会防”、“华洋会剿”在这一年正式展开，中心地点便在上海。而同治元年夏天访沪的日本幕府使团，目睹了“华洋会剿”的场景，使团成员留下的纪行文对此记载颇详，为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林罗山的排佛思想与影响

江户时代(1603-1868)初期,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中国类似,为朱子学的传播提供了基础。日本朱子学者林罗山运用朱子学思想猛烈批判佛教,促使儒学摆脱了日本古代以来佛教的束缚。他的学说适应了德川幕府封建权利的需要和当时的社会条件,促成了日本思想界的重大转变。     

康熙后期陈瑸治台事迹述评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台湾郑氏集团降清,清王朝消灭了这一盘踞东南海上数十年敌对政权,完成了全国统一,并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正式由中央王朝设官治理。在清朝早期治理台湾的一批官员中,陈瑸是治台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政绩也最为显著的官员。虽然在很多人的论著中都曾提及陈瑸与台湾的关系,①但专门论及陈瑸治台之研究作品仅见黄秀政先生一文。②本文主要依据陈瑸文集与文稿中的台湾史料,③并结合清国史、实录、碑传、方志及年谱、档案资料,拟对陈瑸治台事迹作一次较为系统的评述,以求加深对台湾早期开发史的认识。     

《海国图志》对“幕末”日本的影响

《海国图志》对“幕末”(1603—1866年为德川幕末,设在江户)日本的开国思想,影响至大,已由前人研究指出。其影响,概括有三:一、这一著作,使“幕末”日本知道世界上有军事大国欧美列强的存在。二、这些列强,以武力为背景逼迫清朝对外开放,从而对奉行锁困的日本提出强大警告。三.日本出现了受这一著作启发的众多开明人物,他们形成了肩负明治维新事业的阶层。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论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发展是沿着两条线索:一是在理论层次上,出现了朱子学、阳明学、古学派等流派;二是在实践层次上,儒学被武士、町人等一般的社会阶层所接受。后者是理解江户时代日本儒学发展的关键。江户时代,儒学在发展的同时,面临着与国学和洋学的冲突和矛盾,德川幕府在学习、吸收儒学的过程中,获得了经验性的启发,利用儒学巩固自己的统治,再利用洋学中新的科学技术,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使儒学和洋学在冲突中发展。     

近代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考察

自江户幕府末期欧美列强叩关直至明治维新之初,日本与其他东方国家一样,同列强缔结的条约都可以说是不平等条约。因此,修改这些不平等条约成为近代日本面临的历史任务。一日本被迫打开大门,分别同西方十余国缔结了条约,这些条约的共同之处是：１．允许该缔约国之人在...     

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对礼制文化的解读

日本东京有个东照宫，东照宫的马厩有一幅木雕，通过三只用爪子捂耳、掩口、蒙目的猴子，宣示孔子“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的“克己复礼为仁”主张。东照宫是供奉日本最后一代幕府江户幕府的开府将军德川家康的神社，建于1617年。宫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题材的雕刻，出自中国工匠之手，不仅体现了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也反映出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影响。特别是这幅“非礼勿”的木雕，曾被日本选用为庚中年邮票的图案，成为社会崇信的文明准则。     

中国明清通俗小说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我国明末清初时期,正值东邻日本结束了“战国时代”,进入了德川家康幕府开创的“江户时代”(江户是日本国东京都的旧称)。此时,中日两国经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进一步繁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在我国出现了以手工业者、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并渐次扩大。新兴的市民文学以“通俗演义”、“拟话本”、“神魔小说”、“世情小说”、“武侠小说”、“公案小说”等形式为载体,于民间广为流行。而与我国相隔“一衣带水”的日本,当时的“江户町人”(指江户时代日本城市的商人)也对中国的通俗小说十分青睐,并在中国文化及其它社会因素的多元影响之下,出现了“町人小说”,本文试对中日两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这一文学现象,作一初步探讨。     

锁国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孕育

锁国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锁国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代,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日本自绝于国际社会的举措。其实不然。日本力主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就孕育在这一时期。 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在日本建立了霸业。1603年,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立了幕府。彻底消灭了异己力量之后,在全国建立了绝对的封建统治。     

论日本江户时代以诗为教的道德教育——以汉学私塾咸宜园为例

日本江户时代民间最大的私塾咸宜园通过开设汉诗课程进行道德教育,这种以诗为教的教育模式的形成与江户私塾存在的门人行为放浪问题,以及塾主广濑淡窗的汉诗观、儒学和诗学素养、学问师承密不可分。广濑淡窗高度评价诗教在情操教育中的作用,并在其汉诗中渗透了政治道德、家庭美德、个体品德教育思想,通过汉诗艺术的感召力,直抵人的心灵唤醒道德思考,从而升华人的道德境界。在这一方面,咸宜园在江户时代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咸宜园培养了具备忠孝道德的弟子,一方面有利于维持德川幕府统治,另一方面又为日本近代化的发展准备了可加以利用的智力资源和道德资源。     

长城沿线直省在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清朝逐步统一中原和边疆民族地区,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形成了“直省—藩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长城沿线直省地区在清朝完成统一之前是守御京师和内地的前沿,在统一进程中是清朝统一边疆民族地区的依托,在实现大一统之后则是清朝经略边疆民族地区的支撑。长城沿线直省地区从军事、行政、后勤等多方面对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体现了这一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台湾历史上的琉球难民遭风案

本文以大陆、台湾、日本已经出版的档案为基础,全面收集、分析清朝因遭风漂往台湾的琉球难民事件。文章指出,在清朝统一台湾以后的 175年间,共有 64起琉球难民因遭风漂往台湾,平均每隔两三年就有 1起。这些事件的发生与当时琉球国内的农业生产及土地制度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海潮风汛、船只航行等因素有关系,因此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这些琉球难民在台湾得到很好的救助,并形成一整套抚恤制度,显示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清代处理涉外事件时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发挥的积极作用。     

开拓台湾的郑氏四代

郑成功,这位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在维护祖国统一、开发祖国海疆中的伟绩,已永载史册.今天,在台湾海峡两岸的人民思亲人、盼统一的时候,重温这段历史,可以共叙民族情怀."江洋大盗"的开拓精神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福建泉州南安县人,18岁渡海到日本,以卖鞋为生,娶日本女子为妻,生郑成功.当时,日本是德川幕府统治,政治腐败.中国留日少年颜思齐、郑芝龙等28人,结为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