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身份行为性质的民法解析

亲属身份行为是自然人以形成或解消亲属身份关系为目的的意思表示行为。亲属身份关系的"事实先在性"特征并不能否认身份行为的意思表示属性。与债权行为不同的是,亲属身份行为直接以法律关系作为其法效目标,属于关系行为。多方身份行为具有共同行为性质。正确认识亲属身份行为的性质有助于民法总则中法律行为制度的合理构建。     

论妇女春节家祭地位与子嗣的关系——以山东YQ村为例

在春节家祭这种彰显家族地位的仪式性活动中,女性扮演的是男性"陪伴者"的角色。这种现象是促使人们产生极度重视男性子嗣观念的重要原因;而男嗣情结又反过来影响女性的家族地位与生存质量。只有赋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家族地位,允许并鼓励女性以平等的身份参与春节等活动,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提升农村妇女的生存处境。YQ村提供了研究子嗣与农村女性家族地位之关系的典型个案。     

场域关联、差序嵌入与信任结构的再生产——基于华北一所科技小院的经验研究

文章试图通过分析外源型农技推广组织与农村社区长达10年互动的社会过程来呈现非先赋性信任再生产的逻辑。分析发现,外源型农技推广组织实现由外而内并不是从“外人”变为“自己人”的线性嵌入,而是在“深嵌则依附”与“浅嵌则独立”之间寻找契洽共存的身份认同与行动空间的过程。虽然外源组织囿于乡土社会中内外有别、关系本位的特性,但是其反以“关系”为策略,基于“利益”与“情感”两个维度在场域关联的空间中差序性嵌入,通过高频的人情交往和利益交换在核心家族和区位格局的次级群体上建立自身的核心圈和亲近层,借助增产增量建立组织声誉来扩散村庄整体的互惠网络,将小院院所开放成半公共空间以生产着“生-熟”的信任格局,采取差序分利和模糊雇工来平衡环境依赖和组织独立,以实现从客人到帮手、从帮手到伙伴的身份转变,最终建立组织的合法性身份与行动的合情性空间,在“能否行动”的基础上推动“行动顺畅”成为可能。这种“伙伴”身份的建立过程也再生产着具有伦理性质的信任关系,此类非先赋性的多主体、多维度、层层推进的信任结构,是外源组织嵌入乡土但是不囿于乡土的切实选择。基于此,文章认为,外源组织由外而内的实现不只是一种嵌入过程,更是一种总体性信任结构的生产过程。     

个体化视角下农民身份变迁的路径及未来

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激烈变迁,其中个体化是现代社会呈现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在个体化的影响下,农民从传统社会"先赋性"身份脱域以后,逐步经历了集体主义时期集体化身份建构及改革开放以后个体化身份建构的历史变迁。研究认为在个体化社会,农民现代公民身份的塑造是农民身份整合的有效路径。     

宗族社会中的女性——一项来自湖南苗族村落的研究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女性一生很少能具有与男性一致的身份归属的连续性,女性常常被置于依附和从属的地位.通过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一个以父系血缘为中心的苗族村落女性的生活实践,表明女性可以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通过种种方式维持着固有社会结构体制下与男性相对均衡的社会地位,女性在其出生的亲属集团及嫁入的亲属集团间有着双重归属性,对于传统社会的延续及乡村社会的整合起着重要作用.     

从丧礼看妇女在亲属体系中的身份归属——以山东济宁农村个案为例

本文以山东一个农村的丧礼为分析对象,结合当地其他习俗,分析妇女在亲属体系中的身份归属.认为妇女在亲属体系中身份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源于妇女一生中持续的的从其出生家族到其丈夫家族的身份转换过程;另一方面源于她在丈夫家族身份的确认是非天赋的,受其他很多机动因素的影响.     

弱势的累积：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贫困家庭的生成机制

主要运用生命历程理论,通过深入访谈法收集贫困者“主诉”的生活史,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生成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贫困家庭的产生是先赋性弱势与事件性弱势在家庭内累积的过程和结果,先赋性弱势累积的影响具有基础性,事件性弱势累积的影响则具有直接性。先赋性与事件性累积双高的贫困家庭,贫困的自我再生机制最强,个体能动性的作用空间最小;先赋性与事件性累积双低的贫困家庭个体能动性的作用空间最大,家庭脱贫潜力最大。     

从丧礼中看农村女性的身份与地位——以陈村为例

通过对陈村丧礼的考察,分析了农村女性的身份、地位及其对亲属关系的影响,发现丧礼中女性具有"闺女"和"媳妇"双重身份,并在仪式的展演过程中得以固化,从而对"娘家"和"婆家"产生双重影响。另外,虽然"场面上"女性仍处于从属地位,但"场面下"她们并非沉默无声,往往会选择在不破坏"正式制度"的前提下获取权威。     

亲属身份权的民法保护

亲属身份权是基于亲属身份关系所产生的各种人身权,它不同与亲属人格权、亲属身份财产权,具有专属性、非财产性、支配性,相对性的绝对权.根据不同的标准,亲属身份权可分为亲属基本身份权和亲属派生身份权:亲属身份形成权、请求权和支配权;亲属身份利益和亲属人格利益;亲属对世权和亲属对人权;相对亲属身份权和绝对亲属身份权.分析亲属身份权性质、特征、分类,了解亲属身份权法律保护的历史与现状,提出完善我国亲属身份权民法保护体系.     

《教父》中的家族体系与中国传统家族体系之比较研究

与西方现代典型家庭体制不同,<教父>故事中维托·考利昂亲属家庭在家族结构、家族职能、家族理念尤其是伦常规范方面的表现与中国传统社会大家族体系极为相似."以家为本","父权为大一,百善孝为先","男尊女卑"等成为其家族观、家长观、孝悌观、女性观和子嗣观的鲜明特点.     

家事事件:从家、婚姻家庭到家庭纠纷的本源追溯

家事事件发生于家庭(或家族)的人与人之间,"特有的身份关系是家事事件之前提",且此"身份关系"都具有"婚姻家庭"的物质外壳,并因婚姻家庭关系的"社会伦理性"客观上决定了婚姻家庭内部必然地发生家事纠纷。家事事件不仅表现为纠纷内容上的"多重面相"与形式上的"具象态症",亦因身份关系内生的"事实先在性"与"存在永恒性",决定了家事纠纷的非契约性、隐秘性与公益性,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性与结构复杂性,以及当事人自主解决的先决性等显别于普通民事事件的特质。家事事件须有因应的家事诉讼程序以专业化地解决。     

社会网络、身份认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危机

通过对福建、湖南与贵州三省173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滋生自杀意念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危机的重要表现,而先赋性社会网络与自致性社会网络能有效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中面临的“扭力”,为其遏制自杀意念进而防止自杀行为提供双重保护;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滞后性”与对市民身份认同的“超前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对其自杀意念施加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身份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与自杀意念之间的负向影响起着路径截然相反的调节作用。因此,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会网络结构从“先赋性社会网络”到“自致性社会网络”的转换,并通过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与其市民身份认同的“同步性”,消除两者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是有效遏制其滋生自杀意念的重要途径。     

二元劳动力市场、社会排斥与户籍分层——对进城农民工的研究

针对我国城市社会日益明显的户籍分层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及其对农民工的诸多社会排斥,是城市户籍分层得以形成的重要机制和过程。认为这种以先赋性的户籍身份为标准的分层不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必须采取措施积极消解户籍分层,建立一种以自致性因素为基础的、开放的、流动的社会分层体系。     

新全球化时代的女性身份及其认同危机

在新全球化时代,女性身份愈来愈碎片化、流动化,女性身份的实现越来越艰难。在新全球化时代女性身份具有多样性与策略性,女性共同体具有假定性与有限性,但"妇女"作为女性身份存在具有必要性,有利于发掘女性在新全球化时代的价值。     

社会流动对亲属关系的影响分析：以北京市流动人口为例

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关注的主要是社会关系对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很少有学者关注社会流动会对社会关系网络产生何种影响。基于从外地到北京经商的30个成功家庭的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研究表明，社会流动没有对亲属关系的亲密程度产生任何影响，流动者仍然与亲属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是亲密程度没有变化并不意味着关系结构没有发生变化。随着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日益不平等，亲属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核心与边缘的分化。虽然父母的家庭地位因为传统观念和习俗的影响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流动者与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的关系变得明显不平等，出现了显著的权力分层。掌握更多资源的流动者在家族中逐渐占据了核心地位，而其他亲属则明显处于从属地位。     

女神与女巫:女性偶像的雕塑与颠覆--20世纪家族小说人物论之二

自从中国进入男权家族社会,女性便作为家族财产被划定了身份.忍、柔、美既是男人为女性设定的偶像与规范,也是女性终生奉行与追求的目标.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极大地触动了女性价值观.本文从民间(家族)文化的角度,剖析了女神和女巫两种女性身份及其审美内涵.指出作家们对女性偶像的塑造与颠覆,反映了社会的女性价值观的嬗变,显示了作家们复杂的文化与审美心态.     

基于机器视觉的饮料瓶盖检测剔除系统

实证分析发现,由于社会网络“趋同性选择”的制约以及返乡后自致性社会网络的“断裂”与 “失灵”,返乡农民工在创业生存性阶段主要依赖于先赋性社会网络,但随着其返乡创业由生存性阶段向成长性阶段的转变,先赋性社会网络的作用随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弱逐渐,而自致性社会网络的作用逐渐显现并呈增强的趋势。同时发现,返乡创业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能力对先赋性社会网络的生存性创业绩效与自致性社会网络的成长性创业绩效的提升效应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创业农民工在创业实践中应充分调动其社会网络的经营与开发能力,在维护业已建立的先赋性社会网络的同时不断构建与拓展自致性社会网络,从而提升返乡创业绩效,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台湾土著社会母系氏族中的男性话语权

传统观念普遍认为在母系社会中,女权占据优势地位,而母系社会中的男性则是缺失话语权的一个群体,但是通过对台湾阿美族这个典型的母系社会的社会形态进行研究后发现,台湾阿美族的男性也享有自己的话语权,这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体现,一方面他们凭借家族中族舅的身份获得处理其姐妹家族事务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家族事务外,他们通过年龄组织和会所制度把处理氏族部落事务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从而全权掌握了本族部落的内政外交。这颠覆了传统观念所认为的在母系社会中女性地位高于男性的偏见,对全面了解母系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清初颍州刘氏女性诗人述略

安徽女性文学创作在明清时期出现了繁盛局面,而处于皖北地区的颍州府女性作家仅有21位,其中颍上籍的六位皆为清初刘体仁家族的女性.颍州刘氏女性诗人能够"一姓独秀",其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家族文化的影响.刘氏世代为书香门第,重视以诗礼传家,女子亦深受家风浸染.刘氏家族成员之间以风雅相尚,有着良好的吟诗唱和风气.刘氏为官宦之家,得以结交当世名流,藉以传播女性作家的作品.刘氏家族女性随亲属仕宦而游历四方,一方面得以增长见闻,丰富她们的创作内容;另一方面得以结交士人和名媛,有利于传播她们的声名.这或可以给今天皖北的文学发展与文化建设以启示.     

“寻找男子汉” 、“女强人”文学 与女性性别身份认同

新时期之初,当中国女性进入由语言和法则所构成的象征界,试图完成自我主体身份认同的时候,由于缺乏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与理论,女性无法为自己的性别身份和性别立场获得合法的社会地位.没有话语理论作支援的女性 "突围表演",只能沿用包含男权思想的话语曲折隐晦地表达自己的反抗愿望,凭借已有的话语理论为女性争取自我实现空间.而一旦运用这种话语,女性就会步入男权社会的权力逻辑,就会被禁锢于一个她们原本想反抗的权力结构之上.这就是新时期之初中国女性写作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女性主体身份建构、性别身份认同所遭遇的围困."寻找男子汉"、"女强人"文学和"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宣言的流行和陷落,正是这一困境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