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婚圈与民族社会的变迁——楚雄南华摩哈苴彝族村和大理周城白族村的调查与分析

以大理周城白族村和楚雄南华摩哈苴彝族村为例,从历史与结构两种视角分析通婚圈与民族社会的变迁。认为现代国家对民族地区的通婚圈与社会变迁的影响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增强。随着现代国家进入,民族社会的通婚圈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村外通婚的逐步增多,其结构意义在于它恰如一种"文化齿轮"与"文化触须",将某一地域社会与现代国家连为一体,打破了传统民族社会的封闭性。与此同时,民族社会内部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与交融日益加深并逐渐融为一体。     

水族端节祭祖仪式与"忌油圈"——以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三洞乡板告村板鸟寨为个案

本文对三洞乡水族端节仪式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仔细观察了水族端节祭祖仪式的各个环节和相关组织原则,分析了端节仪式展现出的社会组织情况.指出家庭内的祭祖仪式之上还有更大范围的祭祖仪式——游端."游端"展现了高于家庭的更大的血缘组织单位"忌油圈"的范围,同一个"忌油圈"的人不能通婚,但有互相帮助的义务.     

当代云南文山苗族通婚圈变迁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在历史时期,云南文山苗族一直有着自己特定的通婚圈,主要表现在通婚对象与通婚地域这两个方面。在通婚对象上,文山苗族一直坚持族群内婚优先的原则。在通婚地域方面,则通常限定在附近村寨。当代,文山苗族通婚圈在原有基础上逐渐扩大。族内婚仍是个体择偶的优选项,但族际婚从开始的不被接受到现在已大量出现。通婚圈的地域限制逐渐被打破,发展出跨省、市乃至于跨国、跨洲的远距离婚姻。族际婚与跨地域远距离婚的大量增加,使得不同民族群体的生理性融合成为可能,并成为其他文化融合的基础,进一步促进了文山苗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并从心理上强化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当代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之一。     

清代驻防八旗与汉族通婚情况蠡测

传统观念中驻防旗人与当地人民之间不通婚的概念是不准确的.从全国范围来说,清初曾推行了提倡满汉通婚的政策,但未能大范围实施,随即转向了禁止满汉通婚的政策,即便如此,八旗内部满、蒙民族与汉军之间的通婚也从未被明令禁止.在八旗驻防地区,所谓禁止满汉通婚主要指旗女不外嫁,而旗内满、蒙和汉军娶当地汉女为妻、妾的情况是确实存在过的.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表现,同时也对当地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维吾尔族妇女择偶的人类学考察——以新疆喀什地区S县A村为例

基于新疆喀什地区一个维吾尔族村落的田野调查,以女性为视角,考察分析维吾尔族妇女择偶权利、择偶标准、择偶方式、择偶范围或通婚圈的变化,以期从择偶深入了解维吾尔族妇女婚姻文化的民族个性。     

论撒拉族的婚姻选择

我们通过对撒拉族社区的实地调查,依据调查材料和文献记载,对撒拉族的婚姻选择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对撒拉族婚姻选择的理性思考、对撒拉族选择配偶的标准以及撒拉族社区认可的结婚年龄、撒拉族社区男女通婚圈半径及通婚的人际圈与社会圈、舅舅在撒拉族婚姻选择中所起的作用等几个方面的综合了解,概括出了撒拉族婚姻选择的文化变迁及历史意义.     

关中地区乡村通婚圈60年演变研究——以咸阳正阳镇为例

位于陕西关中地区的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从1950s到2010s不同年龄段,通婚圈平均距离从3.13km扩大到13.11km,样本总体平均为6.85km,超过70%样本的通婚距离在7.0km以内,样本通婚距离愿望与其父母愿望趋势一致,但是略大于后者期望的通婚距离值,样本学历与其通婚距离呈现正向变化。可见,关中咸阳地区乡村通婚距离随时间有扩大之势,但是总体狭小,其变化受到乡村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乡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文化明显影响。     

白裤瑶“五不通婚”辨析

黔桂边区瑶山一带的白裤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以习穿白色齐膝短裤得名。他们长期保持“五不通婚”之习俗,即不号兄妹通婚,不与同姓通婚(同姓不同宗者除外),不与其它民族通婚,不与本民族的其它支系通婚(如青瑶、长袍瑶等),不与外地的白裤瑶通婚(近年虽有人同广西白裤瑶通婚,但为数极少)。“五不通婿”之习俗,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婚姻形态:即封闭的“同民族同支系同地异姓婚”和近亲的“姑舅表婚”。     

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内择偶实践的动力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正经历着"传统——现代"的转变,其择偶范围仍局限在同质群体内部,即阶层内择偶。利用实践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在分析城市婚恋场域的客观结构、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惯习特征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尝试性探索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内择偶实践的动力机制。首先,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在场域中所拥有的资本存量,明确其在婚恋场域博弈中处于边缘性位置;其次,其婚恋惯习受到现代性与传统性交互影响,具有二重性特征。在"门当户对"仍是普适性择偶模式的当下,新生代农民工做出了阶层内择偶的实践,即通婚圈最终限定在阶层内。     

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

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关系,一方面受到阶级结构的严格控制,另一力面又是现实生活中阶级关系的一种反映。士族地主为了维护本阶层的特殊地位,不与庶族通婚,从而出现了以士庶不婚为主要特征的婚媾界限。这种婚媾的等级界限产生的直接后果,则是门阀士族内部婚姻圈范围的日益缩小与狭窄。于是,近亲婚媾,亲上加亲,为了政治的需要,以互相联姻为手段,结成了壁垒森严的各种集团。与此同时,因早婚早育与多子多女的原因,兄弟姊妹年龄悬殊而叔侄姑姪之间反而年龄相近的情况很普遍,又出现了婚姻不计行辈的现象。婚姻圈范围缩小的另一严重后果,则是为不守礼法、以玄学为精神支柱的士族地主家庭以至皇族内部的各种乱伦的两性关系提供了温床,客观上助长了腐化风气的漫延,加速了士族的腐朽与没落。     

从族际通婚看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

武陵地区的族际通婚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其族际通婚曲线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族际通婚范围逐渐扩大、对象逐渐增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由恶性循环逐渐向良性循环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     

姓氏、酒堂与鬼蛊指控:清水江苗人的社会结群与分类

清水江苗人结群以"姓氏""世系""酒堂""聚落"和姻亲网络为主。苗人聚落以大姓为主,拥有姓氏符号权,后来者需要改姓入族;作为开寨始祖的后裔具有祭祀权,充当鼓藏头和活路头;酒堂为血缘或拟制血缘群体,同一酒堂严禁通婚,但酒堂可以由不同姓氏、不同世系的家屋构成,同一姓氏和世系又可破姓开亲(破鼓开亲),分属不同的酒堂。苗人"鬼蛊"指控的干净与不干净之分类以"家屋"为对象,其目的在于维护"内卷化"的婚姻圈和理想的婚姻模式,即"姑舅表婚"。     

试论湘西苗族婚恋自由的相对性

介绍了古今文人学者对湘西苗族青年婚恋自由的种种描述,重点论证了这种婚恋自由的相对性,指出这种自由其实是表面的、相对的、有条件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要受到宗族、通婚圈的限制,受到父母、叔伯、兄长的干预,受到舅表优先的限制和习惯势力的影响,受到男方财力等经济因素的困扰,以及族际通婚的种种制约,所以说,湘西苗族青年男女间的婚恋自由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是与同一地区的汉族及土家族相比较而言的,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奔婚"现象至今存在也说明了这一点.     

近代以来川南苗汉族际通婚研究:基于心理学的视角

近代以来,川南苗汉从不通婚到在反对中的通婚,再到不反对通婚,这一变迁折射出川南苗族和汉族民族心理的演变过程。汉族对苗族的偏见与歧视,苗族对汉族的不信任感和强烈的民族自尊,成为阻碍苗汉族际通婚的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普及,民族优惠政策的落实,苗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平等的观念深入苗汉群众人心,苗族的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川南苗汉族际通婚逐渐摆脱了历史的心理隔阂。     

论城市民族通婚与城市民族关系——以兰州市为例

本文以兰州市为例,通过人口普查数据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城市民族通婚的现状,认为兰州市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民族通婚,且回族散杂居区民族通婚的发生相比回族相对聚居区要容易.总结出城市民族通婚的影响因素即宗教因素、居住格局、群体态度及群体规模、教育水平、工作单位以及城市民族通婚的发生条件即文化交融与结构交融的程度.笔者认定,较低的民族通婚率不能说明城市民族关系不融洽,需要其他变量来互证;由结婚反映出的民族关系多为夫妻、家庭、亲戚等关系掩盖,民族离婚现象则会对局部民族关系带来一定损害.     

我国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的变迁

从2000年"五普"到2010的"六普"的10年间,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族际婚姻受到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分布等人口学因素变动的影响,呈现出一些比较明显的变迁趋势。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中通婚的异民族数量有所缩减;族际婚姻性别比偏高和偏低共存的趋势不变;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内婚户主仍以男性为主,但族际婚姻提高了女性家庭地位;通婚民族平均数量呈减少趋势;个别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与汉族通婚的族际婚姻比例下降。     

当代农村青年村内通婚现象调查

村内通婚大量存在于闭塞落后的贫困山区、边疆少数民族集居区和远海岛屿居民区,即使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村也占到30%以上的比例。对豫南F村村内通婚情况的调查分析发现,村内通婚主要由于受农村姓氏文化、乡土社会、小家庭、打工潮、小生产、村庄经济和交通条件、文化教育水平、现有土地政策等的影响。村内通婚现象有利有弊",利"在于能够巩固建立在近地缘、近人缘之上的婚姻关系,加强亲缘网络中社会成员的团结,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弥补农村社会投资和社会保障的不足,促进家庭家族之间的扶贫济困与赈灾救灾;其"弊"在于助长家族宗族势力,降低农村人口素质,并对人际关系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少数民族的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

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表明,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政治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重要内核;民族心理交融是族际通婚的深层根源;地理和社会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客观条件;族际通婚不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弭。在族际通婚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通海蒙古族仍然具有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这表明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实践路径具有复杂的多面向,族际通婚是一项实现深层次民族文化交流和心理交融的方式。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仍需少数民族在更多领域文化适应的支持。     

族际通婚在测量民族关系中的信度与效度——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族为例

在族际关系研究中,族际通婚被学界长期视作为一个敏感度极高的指标,其比例的高低常被用来判断族群之间的亲近程度。然而,这个指标在现实中却存在着信度和效度上的风险。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汉两族的族际通婚为例,较为详细地说明了亳州地区回汉两族之间三种通婚模式的具体内涵,从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指出,基于一般性的统计数据来研究中国特定区域的族际通婚及其对中国式民族关系的影响,其结论必然是低信度与低效度的。由于民族身份更改情况的普遍存在,安徽亳州地区的族际通婚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回族内部民族构成的复杂化,进而造成其文化认同的多元化。这些相当数量的虚假的族际通婚情况的存在,致使以族际通婚为关键性指标来检验族际关系不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对于族际关系的衡量还必须参考其他的指标。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跨境婚姻问题研究

［摘要］云南与缅甸、越南、老挝三国接壤，接境地带为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边民通婚有数千年的历史，从来都没有产生问题。近年来，由于政策问题，多数邻国边民入境通婚者没有我国法律规定的合法手续，因此无法落户，从而产生大量问题，政府难以有效管理，边民跨境通婚家庭的生存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从而影响边境地区的和谐稳定与社会发展。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对云南边民通婚的历史演变、目前边民通婚的情况与存在的问题做了较为细致的论述分析，并对解决边民跨境通婚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