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州学教授设置、选任与职掌考论

宋代地方官学在三次兴学运动中得到迅速发展,地方官学教授的设置逐渐普及;选任制度随之不断完善,由朝廷特注转变为举辟、考试学官,并根据不同情况实行指射、定差法等任学官法;州学教授除了传道授业、管理州县官学外,还主持并参与地方文化活动,有的还直接参与地方政务,职掌的逐渐多样化,凸显了他们在处理地方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渝东南民族地区明清官学教育与科举考试

渝东南民族地区的官学教育起源于五代初期 ,经过明代大力发展 ,到清代达到教育的全盛时期。明清封建王朝对渝东南民族地区实行文化控制的办法是推行官学教育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这对于民族地区推行汉文化学习、培养封建科举人才、造就少数民族文人、改变风俗习惯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朝提学官与各省乡试

正统元年明朝创办了督学制度,但也一直存在着将此新设的提学官视为"冗官"的人士。因此,弘治年间的提学官以及其周边人士试图创造出更合适的提学官像:彭韶期待作为"名辈"的提学官能够在万物一体的思想中进行督学活动,杨一清更重视提学官拥有司法官的一面,要求他们公正地行使权力。随着提学官自我认识的成熟,他们在地方官僚社会中的地位也逐渐提高,并积极参与到各省的乡试活动中。从嘉靖初期以后,提学官与一部分外帘官同样得以代作乡试程文,并根据与自己思想倾向的异同选择乡试考官。     

科考、遗才与大收:明代乡试资格考试述论

为杜止冒滥,确保应试者的素质,明代乡试前由提学官考选士子应试,是为乡试资格考试,即后来的科考、遗才和大收。乡试资格考试发轫于正统初,形成于天顺六年之后,为明朝首创,并为清所继承,成为影响明清两代科举考试近五百年的重要制度举措。明代乡试资格考试主要由各提学官于乡试前巡历辖境,采取吊考、类考、截考等方式,考选生儒人等,以核实应试士子的学行、身份、籍贯等信息;在应试人数日多的情况下,对乡试的正常、规范运行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     

试论明代的教育及其管理制度

学校及其制度是学校教育的必要条件,明代的学校有官学和私学两类,培养了许多人才,为维护明朝统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明代的教育,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明朝前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认真总结明代教育及其管理方面的得失,对我们当今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元代江苏官学教育研究

江苏地区是我国古代教育最先萌发的地区之一。其官学教育源远流长,入元以后,更是建立起完整的教育体系与教育制度,其内涵进一步扩大,不仅包括路、府、州、县学,还涵盖了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社学和官学化的书院,对当地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产生了辐射作用,为推动江苏古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是,关于江苏元代官学教育的论著尚属不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有待进一步加强。文章首先对元代江苏的官学教育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让人们对元代江苏的官学教育有个系统、整体的把握。同时对元代江苏官学教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为今天的文化教育事业提供有益的历史教训。然后从发展传统文化教育的作用以及当今教育改革的启示方面,对江苏元代官学教育的积极影响作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对江苏元代官学教育进行实事求是地评价。     

论明代社学与学校教育

明代学校教育的宗旨是为科举考试服务,在此前提下,明代地方府、州、县学均为官办学校。以往史学界对明代基层社学的论述总的倾向是社学游离于官学之外,我通过对明代大量文献资料的分析研究,认为社学是明代官学系统的最基础部分,它对于准确理解《明史》所说“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代羌区的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

川西北羌族地区的官学始建于宋,至明代羌区各州县均建立起官学,清代则官学、书院、义学全面发展以至学校教育臻于全盛。与学校教育相匹配的科举取士也在清代达到了封建时期的顶峰,二者共同促进了汉文化在羌区的发展,起到了建构羌人汉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积极作用。     

北魏时期中原(河南)教育管窥

北魏自孝文帝迁都洛阳后 ,中原 (大致相当于今河南 )地区的官学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尤其是地方官学在政府的提倡下 ,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地方官学体制 ,为隋唐教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 ,中原地区的私学也方兴未艾 ,实施不坠 ,呈现出新的特点 ,对我国专门学科的研究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 ,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试论明代对官员的俸禄处罚

本文对明代的俸禄处罚作了考察,认为明代的俸禄处罚运作的已较为规范。而且通过俸禄处罚,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改善了其行政不作为的工作态度,所以这一制度被清朝承袭,并加以完善。但由于明代官俸很低,实施俸禄处罚使得一些官员生活拮据,因此又导致了其趋向贪污和受贿,从而对明王朝的政治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

儒学教育是指根据中央王朝政府政策法令办理的、以统治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教条为内容的各级教育。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在官学、书院、社学等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其缘由有三:一是中央王朝极力推行,二是地方官吏积极配合,三是各地土司主动创办。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发展,对当地社会稳定、教育发展、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关于明代宗室的违制婚娶问题

宗室的违制婚娶,是明代藩府婚姻行为中的普遍现象,突出地表现为宗室的擅婚、私婚和滥婚.宗室的违制婚娶, 根源于明王朝的婚禁限令,但也与宗藩地位的变化、选婚手续的繁琐密切相关.明代王府的违制婚娶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后果:各藩府为了滥邀名封,造假成风,从而造成紊乱宗支,玷辱名器.     

知识之窗

教习:明代翰林院学官兼教师清末兴办学堂,其教师沿称教习。 教授:宋以后学官名称,掌学校课试等事。现作高等学校教师职称。 助教:学官名,始于晋,其后各代均在国学中设助教。近代成为高等学校教师职称。     

明代粮长雏形再论

粮长制度是明代田赋制度一项重要而特殊的内容,明代粮长制的雏形与王恺在金华实行的里长征粮制以及明初江南富户征调都没有直接关系。从承役方式、职能和催粮数额等方面来看,明初江南地方里长与其后的粮长具有相通之处,应是明代粮长的雏形。明代的粮长制度正如明代的黄册制度一样,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元代浙西等江南地区的相关赋役制度。     

明代科技教材探析

明代前期科技教育滞后,科技教材在官学和私学中部分推行。明代中后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实学”思潮崛起和西学东渐背景下,西方传教士与知识界觉醒者翻译、介绍西方的先进科技著作及知识文化,促进明代科技教育和科技教材水平提升,涌现出不同门类、丰富多样的科技教材。总结明代科技教材的特点,对我国当代科技教材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论彝族土司制度的实施与完善

土司制度贯穿元、明两代。元代全面实行土司制度，边疆民族地区出现了一种“土流并治”的格局。但土司制度在封建王 朝统治者心目中，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安抚边疆民族地区的权宜之计。土司制度在明代达到鼎盛时期。明代的土司政权在政 治组织形式上已经被纳入了明王朝中央集权的统一管理，而在土司的统治区域内，在政治、经济结构上仍然保留了地方的民族 特点。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对西南彝族地区的进一步加强，逐步开始了所谓的“改土归流。”     

李梦阳与书院文化

李梦阳是明中叶文学复古运动的领军人物,名列明代文学史上的“前七子”。由于李梦阳在文学领域的深远影响,学者在研究李梦阳的时候,一般只关注他的文学思想和活动,甚少涉及其余。其实,文学只是李梦阳整体学术的一部分。李梦阳对书院文化的参与,揭示明中叶书院文化发展的其中一个面向。南宋士大夫基本上有两种看待书院的方式。一是进入国家体制成为官学的一部分,二是让不完全认可官学教育的改革家试验其有别于,但不一定和官学对抗的教育理念的场所。李梦阳著作中和书院有关的篇章,证明其代表的正是前一种观点。李氏把书院视为官学的延伸,剔除了理学私学理想的部分,使之成为国家体系的附庸。     

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

明代科举处于中国古代科举发展的鼎盛阶段,具有以下明显特征:完全与官学教育融为一体,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以及以科举功名为主、学校功名为辅的层级功名体系,科目单一和考试高度统一,防范和惩治作弊之制空前严密,分地确定解额和录取比例制度合理、完备,实行进士观政制度,规范性、包容性、适应性、公正性和吸引力都空前加强,明中叶后科举功名成为决定士子个人前程和朝廷分配政治资源的决定性因素。这既是科举制自身发展和明代社会内在要求的产物,也是明代统治者统治理念的反映和其高度重视的结果。既对选才和普及儒学文化尤其是促进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带来人力和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败坏和压抑人才、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进程等消极影响。     

明代重农抑商政策的演变

明代统治者对工商业的政策是复杂而又多变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简单地以重农押商来概括明代工商业政策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解释其问政策变化的情况，更无法说明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文章试图通过从制度、制度环境和明中期出现的社会现象入手，对明王朝的重农押商政策和举措进行分析，以探究其政策的内在逻辑和演变规律。     

明中后期儒学教官生存状况探微

明代的儒学教官不仅在地方学校中担负重责,在社会上亦有一定的影响。但从明中后期教官收入的微薄、考核的严苛、教学的困难以及在社会事务中的困境看,其生存状况日益恶化。这与明朝学官规制的不妥、生员的剧增、教官素质的下降、提学等官的侵权及社会风气的转变等都密切相关。尽管上述因素仍催生了部分教官在方志、社集等活动的积极参与,但其生存状况的恶化更对学校教育的废败、社会风气的恶化,乃至是明朝的国运产生了诸多恶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