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在汉藏之间》前言

所谓“羌人”或“羌族”，在历史上实际是一个模糊而不断变动、飘移的群体。早先的“羌人”是中原华夏族群对西方异族的统称；近代在西方国族主义影响下，逐渐被建构为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20世纪下半叶，在民族政策和民族识别工作中，进一步定格为55个少数民族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史知识乃是一种核心与边缘关系下的“华夏边缘历史”。     

滇川藏地区的石棺葬与纳藏两族源流之关系

在历史上藏族和纳西族迁徙之路和当代两族聚居区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群,通过分析这些丰富的考古资料,加上汉藏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论述了滇川藏横断山脉地区所发现的石棺葬与藏族和纳西族这两个民族的先民之间的关系.另外,通过在这些地区的石棺墓中所发现的绿松石等器物,对藏族、纳西族共有的一些宗教文化现象进行独到的分析,认为这些地区发现的石棺葬习俗与作为藏族和纳西族共同祖先的古羌人中的牦牛羌、白狼羌以及本教有密切的关系.     

他者、国家与自我:族群共同体建构的语境化表述——历史与现今陇南、川西北的(白马)藏族

从历史学视角看,"白马"作为指代特定的族群,其经历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汉人这一"他者"基于文化分野下的想象白马氐或羌及上世纪70年代"民族识别"语境下国家制度性建构(白马藏族两个历时性过程。究其本质,两者均为客位下的生成物,而非主位下的建构。但这一生成物却与村落语境中族群的自我建构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民族存在的共时性"镜像"或想象。     

明清贵州屯堡设置与族群文化传承史略——兼论羌族村寨灾后重建

明清时期贵州实施大规模屯田,特殊背景下设置了众多屯堡,使屯堡村寨和当地"夷寨"族群之间筑起了一道隔离藩篱,客观上却促成屯堡村寨和被屯堡隔离一隅的"夷寨"族群各自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和传承动力,从而留存下一批宝贵的民族村寨文化遗产.这一史实,引发出对当今羌族村寨灾后重建的思考,即主张推行"新屯田制".以解决5.12特大地震对国土资源改变而带来的土地产权新问题,又适时地建立起一种相对的文化"隔离机制",减少羌民族与外界的频繁互动,让羌文化在修身养息中恢复元气.     

族群称谓所见西夏与多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交融

西夏文献中的族群称谓词是研究辽宋夏金时期多民族交往交流的珍贵语料。梳理文献可见，西夏在与周边各民族交往时，借用了大批外来语中的族群称谓词。随着语言接触与文化交融程度加深，党项人基于族群特性和地域认知，对“他者”产生了主体性族群概念。为适应多元文化交流的需要，党项人还以西夏语“■”构建了一批原生性族群称谓词。这些称谓不仅反映了党项人与横山羌的族群边界，还折射出12世纪晚期西夏与草原部族的互动关系，为厘清西夏与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演进脉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语言证据。     

四川甘孜阿坝地区的“高碉”文化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部和西北部。境内居住着藏族及汉、羌、彝、回等十多个民族的人民。在甘孜、阿坝地区,除了现存许多较为复杂的地方土语和散落的“语言孤岛”,以及独特的民风民俗为我们追溯历史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线索外,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历史遗留:一个是近几十年来在这些地区的许多地方陆续发掘和发现的“石棺”墓葬;另一个就是一直影响着当地人民居宅建筑的体系和基本形态的“高碉”建筑,它们是至今还存在着的历史化石标本。     

“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和混融——以香格里拉的族群关系为例

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为族群关系研究提供了典型的案例。本文以当地普米族、藏族家庭庆祝火把节、春节等节庆的场景为材料来说明当地族群之间存在若有若无的边界。田野经验表明,香格里拉地区的族群关系具有两面性,一面是他们彼此之间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混融,另一面则是不同族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展现"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而在更大的仪式场景下会整体呈现族群之间这种辩证的关联。总体而言,本文试图以香格里拉的族群关系为例来审视既有的族群理论以及族群性讨论。     

“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辩

今天的"河湟",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但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文章最后还对中华书局在标点《两唐书》和《宋史》中的"河湟"一词时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探讨。     

族群记忆的影像重构——羌村镜语：从《羌笛颂》到《尔玛的婚礼》

20世纪60年代拍摄的《羌笛颂》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背景下,描述了有关民族解放的族群记忆。以金坦密、沙格甲为代表的羌族民众与以董永珍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构成了被拯救者一拯救者、拯救者一被拯救者的互补关系。而21世纪初拍摄的《尔玛的婚礼》却把民族解放经典叙事消融在族群个体生命体验之中,讲述了当下一位羌族女孩的爱情故事,表现出全球化经济大潮对羌族文化的冲击和羌族人民对族群文化环境的忧虑与困惑。两部电影从二元对立到多元融合的叙事嬗变中,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在族群记忆和个体体验的不同向度上,同质异构或异质同构地展示出古老的羌民族历史、文化、生存环境、民族习俗和族群情感。     

开发中国:“民族旅游”与“旅游民族”的形成与影响——以“穿青人”、“银水寨”和“藏羌村”为案例的评述

本文试图通过“穿青人”、“银水寨”和“藏羌村”的“个案”分析 ,说明中国“旅游民族”的产生及其影响。因开发“民族旅游”而派生出来的“旅游民族”现象是多向、多因的互动过程 ,既有政府为发展、加速增长、解决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增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考虑 ,也有被“开发”的少数民族借此突出并推进自身地位及价值的历史、文化意图。“民族旅游”拓宽了中国旅游行业的“产品”范畴和客源种类 ,有利于境内外市场的未来竞争 ,“旅游民族”的出现则强化了中国社会“多元一体”结构中的族群身分及其各自不同的文化分野。由于“开发”在目的上的短期功利色彩以及参与“开发”双方之主体性的不对等 ,“旅游民族”每每处于商业化的“被表达”状态 ,他们的想法和声音不同程度也受到干扰和扭曲。如何解决此类可归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与保护”的问题 ,需进一步研究     

先祖敬奉?族群想象?文化认同——从四川茂县“中国羌城”说开去

祭祖意味着寻根:寻家族之根,寻民族之根,寻历史之根,寻文化之根。这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而言都是关系自我身份的极重要问题。古“羌”曾是驰骋中国西北的族群的泛称,如今聚居在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的羌族是其后裔的一支。当代川西北尔玛人祭祖认祖的族群寻根意识,在羌文化核心区茂县以“中国羌城”命名的建筑群中有鲜明体现。文章从祭祀先祖的羌城神庙中的元昊纪念大殿切入,立足笔者在川西北羌族地区的田野走访,结合羌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若干事象,透视其中的族群心理和文化认同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当下语境中的中国羌族及其文化有重要意义。     

藏族的“藏”宇源考

据我国各代史籍记载,从商、秦、汉,到初唐一段期间,对于居住在兰州以西,及其西南广大区域内的民族均称羌人或西羌。 秦厉公时期(前476年—前443年),青海早为羌人游牧地区,有一个名叫爰剑的羌人被秦俘去为奴。后来爰剑逃回青海,将从秦     

岷山上游石棺墓族属试探

四川岷江上游的石棺墓,主要分布在阿坝藏族自治州的汶川、理县、茂汶三县的岷江两岸,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被发现。据考古学家鉴定,这些石棺墓的时代,“大致是从战国一直延续到西汉晚期”①。关于墓葬主人的族别问题,自四十年代开始至今,争论颇大,有氏人说,吐谷浑人说,葛羌人说,蚕丛人说,汉人说等等。本着党的“双百”方针精神,笔者提出与上诸说不同的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学者,并请读者批评指正。     

先秦至隋朝羌氐两族兴衰罔论——兼论洛阳古代石刻中的羌氐族姓氏及民族融合

从先秦到曹魏,羌、氐等少数民族政权一直与中原政权处于相互攻伐的军事状态,曹魏时期民族关系方有较明显的改善。十六国时期,羌、氐诸族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各政权之间又展开了新的攻城掠地的争夺。隋统一后,羌、氐诸族走向了衰亡。洛阳现存石刻中的姓氏资料提供了羌、氐诸族与汉族融合及中原民族构成的历史信息。     

一种自称 三个民族——对黄泥河右岸布依族群民族识别的再调查

在珠江源头的黄泥河右岸,世代生活着一个自称"布依"的族群。他们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族群认同等方面几乎完全相同,但在民族识别中却分别被识别为水族、布依族和壮族。究其原因,这与民族识别标准、民族识别方式以及对族群自称和族群认同缺乏科学认识有直接的关系。从心理人类学的角度看,族群自称是族群认同的外在标志,而族群认同则是族群自称的内在依据,因此,族群认同可以替代"共同心理素质"并成为民族识别的一项重要标准。     

论秦汉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流迁与民族交融

秦汉时期,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首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随着中原王朝的疆域延展,大批秦人、汉人等中原族群通过任官、随军、屯田、流放等方式纷纷移居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不仅打破了当地长期以来的民族封闭,而且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３日,中南民族学院为庆祝建校５０周年,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学者及日本、美国学者共向大会提交论文６３篇,来自国家民委、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宁夏大学、内蒙古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广东嘉应大学、广东民族研究所、湖北民族学院、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及民族出版社、《民族研究》、《贵州民族研究》等单位近百名学者和国外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族群"理论及其适用范围;"族群"理论与…     

从杨芳“自叙家谱”看边缘族群的“内化”

明末清初,湘黔边地腊尔山一带还是"化外"之地;雍正时,这一地带被拓疆设厅;道光时,松桃杨芳在"自叙家谱"中通过祖先记忆,建构了一个源于关中、精忠报国的先祖体系,为自己的正统文化身份找到合理的解释。杨芳的这一行为,既是其所处时代个人的需求,也是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借用,更是湘黔边地社会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反映,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边缘族群"内化"的历史。     

“东不过江黄”:晚商周初王朝东界及其政治地理格局

《汉书·贾捐之传》所言武丁、成王时"地东不过江、黄",是探讨晚商周初王朝东界的重要史料。江、黄当地处以海岱地区为主体的王朝"东域",而非淮水流域。江可能位于沂水附近,黄应该在淄水上游、今淄博淄川区一带。东部边界所区分的文化族属,无疑是中原商周文化与东夷文化,而江、黄的民族属性及活动地域,基本符合考古文化所反映的夷夏分布。作为东部边界的江、黄,与淮浦之江、黄,似皆从泰山南麓、汶水中游一带辗转迁徙而来。商周民族东拓,打乱了土著部族原有的政治地理格局。在这一族群分衍、迁徙过程中,沂水及其支流承担了重要的交通功能,实现泰沂地区与淮水流域的沟通。边界作为历史与地理结合的特殊地带,不同族群往来与迁徙十分活跃,使其人文地理结构具有较强的立体性与动态性。     

环塔里木墓葬文化及对汉唐国家认同的趋势分析

环塔里木地区的古代墓葬遗存直接反映本地区古代居民的日常信仰、经济生活、价值追求,直至对族群、国家的认同。从出土的汉唐墓葬所体现的文化特征分析,汉晋时期对中原物质文化认同性较为明显,唐代时环塔里木墓葬文化不仅体现了对物质文化的认同,社会文化、制度文化、宗教信仰等也莫不如此。这种趋同性是由环塔里木地区绿洲社会的地理环境决定的,从历史的发展看,环塔里木绿洲社会或附属于中亚或附属于中原内地,几乎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化圈。尽管这一认同趋势在环塔里木各地并非一致,部分地区绿洲国家还多有反复,但汉唐时期整体上体现出环塔里木地区对中原文化和国家认同趋势的逐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