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科学哲学透视

从认识论高度对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潜在的科学和哲学价值展开分析,认为它揭示了人类理性以及一切理性文明成果都具有局限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知识的不确定性问题,并指出科学结论只具认识论意义而无本体论意义,但知识的有效性并不因此而丧失.     

试论意会知识的认识论意义

英国著名科学家、哲学家波兰尼的意会知识(Tacit Knowing)理论提出了认识论研究的崭新课题。本文在扼要评介波兰尼关于意会知识的界定和作用以及英国学者吉尔对意会知识与大脑右半球功能相关的创见后,着重论述了意会知识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研究的意义。笔者认为,波兰尼的意会知识理论蕴含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和认识的概念里,它既不同于实践、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而又具有它们各自的某些特性,从而成为言传知识的基础以及实践与言传知识的中间环节。最后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几个有关领域。     

试论意会知识的认识论意义

英国著名科学家、哲学家波兰尼的意会知识(Tacit Knowing)理论提出了认识论研究的崭新课题。本文在扼要评介波兰尼关于意会知识的界定和作用以及英国学者吉尔对意会知识与大脑右半球功能相关的创见后,着重论述了意会知识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研究的意义。笔者认为,波兰尼的意会知识理论蕴含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和认识的概念里,它既不同于实践,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而又具有它们各自的某些特性,从而成为言传知识的基础以及实践与言传知识的中间环节。最后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几个有关领域。     

康德前近代西方美学的认识论倾向

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导致了西方近代哲学包括美学的认识论倾向。西方近代美学的认识论倾向在经验派美学和理性派美学的双峰对峙的内在张力关系中推演和表现出来。首先，经验派美学和理性派美学都具有强烈的知识取向。其次，经验派美学和理性派美学都坚持理性的认识手段。再次，经验派美学和理性派美学都提出了逻辑的认识范畴。最后，经验派美学和理性派美学都确立了理性的认识方式。     

科学理性的匮乏——我国科学自明清以来落后的原因之一

以中国古代有科学为前提，视科学理性为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基础和核心。从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三个方面来界定科学理性的内涵，并比照中国科技发展的特点，从而得出理性的匮乏是我国自明代以来科学落后的原因之一。并进一步从中国传统的主观思维模式和客观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分析了科学理性匮乏的原因。     

从中西认识论传统之比较重新解读“李约瑟难题”

首先对"李约瑟难题"本身所蕴涵的逻辑矛盾进行了揭示;然后从中西不同的认识论范式的比较分析的视角对"李约瑟难题"予以重新解读,从而得出结论:"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差别实际上标志出了中西传统认识论的根本分水岭,中西不同的认识论范式对应着两种不同的科学范式,古代中国只有自然哲学和实用科学而从来没有理论科学,我国自始至终缺乏理论科学得以生长的文化基因(数学理性、逻辑理性、实验理性和自由精神等).因此,我国当前必须重新审视"李约瑟难题",避免"李约瑟难题"带来的负面效应,大力培育适于科学生长的文化土壤才是当务之急.     

从感性结构体到理性结构体——关于结构类课程整体化教学的探索

从认识论和结构类课程的体系特性分析了学生学习结构类课程的认知规律，提出了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感性意义上的结构知识源，用整体化结构体系概念贯穿结构类课程的教学全过程，使学生在较短的学习时间内构建起整体化的理性结构体知识系统。     

关于西方哲学-科学之形式逻辑范式的理性批判

不同理论领域拥有各自独特的逻辑范式。哲学之形而上学地逻辑地建构是必然的。哲学在"智慧"的形态上,就是疏理经验/体验基础上的"关系"审视;而在理性这个概念最普通的哲学意义上,它与"关系"或"关系状态"是不可分割的。就目前发展水平的任何一种逻辑体系而言,如果哲学之理性将其一以贯之,这势必导致在关于世界本体上摇摆不定,并忽视那些作为基础的自然必然性。形式化逻辑理性的缺陷就在于,在本体论意义上世界地位的未确定性,在方法论意义上理性路径的不确定性,在认识论意义上经验知识的不可判定性,从而也在知识论意义上说明了科学理性的逻辑工具理性的局限性。哲学需要的是多因素的、多维的、多向度的较为复杂的理性。     

从先验逻辑到符号形式：卡西尔的认识论转向

卡西尔早期的认识论思想囿于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将“科学事实”作为认识批判的出发点和最终所与。通过对康德“理性批判”建构术的改造和扬弃，卡西尔的认识论思想历经从“发生学”认识论和“符号”认识论的演变。他将神话、语言、科学视为人类活动所创造的不同符号形式，提出一切概念认识都必须基于最原始层次的神话世界，突出表现于自然语言，终点是理论科学。由此，卡西尔不仅将认识论的论域拓展到人文科学诸领域，更重要的是推进了认识反思的层次，并为其寻找到新的基础和起点。这是对自己早期认识论思想进行的修正，也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与传统的康德和新康德主义最本质的差别。卡西尔认识论的转向是继康德之后哲学认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卡西尔以“符号”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从人类文化整体观来把握理性，探索人的本性。卡西尔哲学思想所具有的高度包容力和开放性，为现代西方哲学走出理论困境开辟了更为宽广的道路。     

自然神学与近代科学的诞生

近代科学的诞生与基督教自然神学有着很深的渊源,而不只如默顿命题所言的限于宗教伦理层面。近代科学的理性精神来源于自然神学对古希腊理性的传承。自然神学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诸多方面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哲学基础,实际上是近代科学的“前科学”。     

生态伦理学的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

在生态伦理学的讨论中，人类中心主义者一般都不承认自然界具有如同人一样的灵性或某种神性，即主张对自然界“祛魅”；在认识论上，强调科学、逻辑等理性思维的重要性，强调人对自然界的理性审视态度和立场，而在科学理性思维中的自然界是没有灵性或神性的对象。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由于自身理论论证的需要，总是赋予非人类的自然物以“主体”、“内在价值”、“权利”等地位和属性，主张对自然界的“附魅”或“返魅”；在认识论上，往往着重于“直觉”、“领悟”、“信仰”等非理性思维。阐释生态伦理学中的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的内容及其关系，由此反观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之争，无疑有助于推动生态伦理学研究的深入。     

康德对形而上学独断论的理性批判

康德从历时和共时两方面理性批判了形而上学独断论.确立了批判哲学的历史地位,提出了独断论产生于无知,是人类童年的必然产物.康德的理性批判揭示了独断论的形而上学本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认识论的产生做出了很大贡献.有益于今天人们树立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发展现.     

论弗兰西斯·培根科学主义认识论的作用和意义

通过对培根的《新工具》一书的研究，本文认为，培根所提出的认识论应该是科学主义认识论。因为他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知识的复兴而不仅仅是一般的哲学认识论研究。因此，培根的认识论主要是为科学的发展提供哲学基础，解决的是人同自然的关系。培根所提出的这种认识论将当时哲学的思维方向转到了认识问题的研究上来，开创出了后来西方近代哲学发展的方向。     

论近代理性派认识论哲学的终结——康德与近代认识论哲学的最后终结

休谟的经验批判终结了近代经验派认识论哲学,从而开始了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终结,但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最后终结则是由康德来完成的.沿着休谟开辟的怀疑论道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任务就必然是理性的批判,康德的知识论决定了其理性批判的基本内容,正是通过对人类知性与感性直观的批判,康德彻底否定了一切人类理智的形而上学,把知识完全限制在一切出现中,这也就否定了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前提,从而在终结近代理性派认识论哲学的同时,也堵死了近代认识论哲学一切可能的存在路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合法性的哲学诠思

判定事物在本质上是否是真实的必然,是否具有科学知识的性格,这种证明在于要考究知识是否具有一般可靠性。知识所要求的一般可靠性、合法性,就在于要用科学的认识论认知,对所得知识的基础事实性的描述有理性思考,并且知识要具有潜在的实践环境。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路径就符合这个科学判断的定义,它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科学运用所得的结论,同时是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经济建设过程的事实性的选择作出理智思考后的结晶,并且也充分考虑这些选择的现实实践的合理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具有合法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科学的经济制度。     

试析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道德理性

纯粹理性的批判,不仅探讨感性、知性和理性,而且探讨人类追求幸福的希望,探讨人和人类社会的道德理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从逻辑、认识论、本体论三方面界定理性概念的意义,突出理性作为人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指出理性的主要目的在于道德。道德理性并不仅是作为知识理性存在,而是在价值评判上彰显了价值理性,又在人生目的上指向幸福。     

现代认识论研究的三种新走向

文章指出了国内外哲学界现代认识论研究的科学化、文化化和悟性化三种新走向,并对每一走向的具体表现进行了分析。在科学化方面,现代认识论的研究重心已由探讨认识的本质转向分析认识的发生和知识的增长机制,它越来越偏注于经验方法的运用,并展现出其具体科学中的发生机制。在文化化方面,它所考察的认识对象逐步由自在的自然泛化为人化的世界,由探索实体转向研究人的活动,从而为文化科学的研究提供方法论层面的导向。同时,在传统认识论中作为工具和中介的语言符号也逐渐具有客体和文化的意义。在悟性化方面,它着意于将客体系统以及主客体二者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进行把握,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看作一个互动的整体,以在认识活动中实现心与物、文化与科学、非理性与理性的统一。     

康德的先验统觉

科学的繁荣是近代世界区别古代世界和中世纪的根本特征，而科学的发展是主体力量发展壮大的产物。因此通常所说的为科学奠定基础的近代认识论哲学实质上是一场主体革命。本文较详细讨论了康德怎样继承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主体革命成果，以先验统党为基础构筑起知识大厦；并结合近代主体革命的潮流，揭示了康德的先验统党的本质特征及其历史意义。     

在风险社会中看科学与理性

现代科学意味着理性，证明了理性，也是理性的造物。现代科学与理性是密不可分的，因而在需要科学的每一处都呼唤着理性和反对非理性。工业社会及其现代科学中的理性是由认识论哲学所确立起来的，可以表述为纯粹理性，并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演化为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等。其实，它们都可以归入形式理性的范畴。20世纪后期，人们发现对这种形式理性的追求带来了诸多消极后果，因而提出了把握实质理性的构想，而且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中也发现了“价值理性”的内涵。但是，对于实质理性的建构并未取得积极进展。随着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应急响应式的即时行动对理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用经验理性置换纯粹理性、科学理性等。经验理性是实践理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行动中的理性。     

论现代历史认识的特点

历史认识论的迫切性由脱离实证主义传统、出现新的科学范式和人文知识的作用增强而引起。后实证主义时代强调的是人文知识特有的观点、解释和整体方法在任何科学中都具有的那种意义。至于历史科学本身,那么其中在认识论方面可以看到两个最主要的派别。 其中之一与结构主义的危机有关,某些学者认为,在结构主义范围内,人被遗忘了。这一派别着重于单个的人,其根源不仅有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狄尔泰的个别记述法和柯林伍德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