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源地生态补偿各主体博弈及其行为选择

水源地生态补偿实现的过程,实际上是水源地与下游围绕保护及补偿问题的一个博弈过程.运用博弈分析的方法,对流域生态补偿各利益相关体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无政府干预的条件下,补偿主体最终难以达成补偿协议;在政府的干预下,通过干预因子的合理选择,补偿主体最终能够形成水源地保护、下游补偿的混合纳什均衡.借助这一分析结果,为生态补偿制度顺利实施提出了对策建议.     

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主客体界定及其利益诉求研究

生态补偿主客体的界定及其利益诉求是制定和完善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制度的先决条件。本文在分析生态补偿主客体界定的演进过程的基础上,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特别牺牲理论,对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的主客体及其利益诉求和行为偏好进行了分析,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主体应该包括中央政府和中下游的政府、用水单位、居民以及企业;补偿客体是指因维护和改善水源地保护区生态环境而利益受损的个人或者组织。本研究对于制定和完善公平合理的生态补偿制度,以及实现水源地保护区各利益主体的精准脱贫具有借鉴价值。     

黄河水源地生态补偿博弈分析——以甘南玛曲为例

甘南玛曲湿地对于黄河的蓄水和水源涵养具有重要作用,由于环境资源公共产品的属性,导致当地环境资源被过度使用,加之搭便车现象的存在又致使其生态建设供给不足.随着甘南玛曲环境资源外部性问题的日益突出,加强生态补偿问题的研究,从最大限度上弱化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已成为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通过黄河水源地牧民、政府、企业以及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各方的利益博弈分析,在博弈的基础上提出黄河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实现的相关措施.     

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研究

生态补偿标准的量化问题是当前生态补偿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以水源地为研究主体,运用边际收益分析法对补偿标准的上限与下限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水源地水资源保护中产生的成本和水资源价值分别提出核算思路,由此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成本效益核算的一般框架与方法,以期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参考依据。     

水源地水量维持成本补偿研究

水源地为维持流域水量进行了大量的投入,由此形成了水量维持成本,其大小是流域生态补偿的重要参照。水量维持成本包括水源地所投入的维持流域水量的直接成本、水源地节水成本以及机会成本,其中机会成本又包括资金的机会成本损失以及为维持水量所造成一、二、三产业发展权的损失。通过对水量维持成本的核算,提出对水量维持成本从资金、智力和政策等方面进行补偿,以期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提供借鉴。     

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及其选择研究

现有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主要有政府补偿、市场补偿以及NGO参与型三种模式。其中政府补偿模式包括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补偿、生态保护项目实施、环境税费制度等方式,市场补偿模式包括自发组织的私人交易补偿、开放的市场贸易以及生态标记等。在流域生态补偿过程中,应根据三种补偿模式及其适用范围,结合受益主体的不同特点,进行补偿模式的选择。对生产用水及经营用水适用市场补偿模式,对生态用水适用政府补偿模式,对居民生活用水适用水厂参与型的补偿模式。     

社会资本对水源地农户生态补偿参与行为影响分析——以山东省东平湖为例

水源地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推进生态补偿政策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本文以山东省东平湖水源地为例,基于307份问卷调查数据,从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两个阶段,运用双栏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水源地生态补偿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平湖水源地农户对实施水源地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水平为339.06～361.43元/...     

国内外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的主要模式及其实践情境——兼论对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模式优化进路的启示

流域生态补偿是一种以流域水资源保护为核心,调节流域经济发展和水环境保护关系的制度激励手段,也是一种促进跨流域协同治理的重要制度设计。基于外部性以及协同治理理论(SFIC模型),构建流域生态补偿“动力-主客体-行动”关系分析框架。通过应用分析框架对田纳西河流域、易北河流域、墨累-达令河流域、新安江流域、赤水河流域、黄河流域等国内外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归纳出权威管理机构主导下“输血式”、市场主导下“造血式”、中央主导下“混合式”、跨区域政府间“输血式”四种类型的生态补偿模式,且每种模式类型都有其特定的应用条件和制约因素。借鉴国内外经验,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模式可以从法制保障、平台支撑、市场引入、绩效考评等方面进行重点优化。     

城市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结合昭通渔洞水库水源保护地生态环境的现状,分析了水源地生态补偿主、客体,生态补偿相关方补偿标准的定量研究,探讨了建立渔洞水库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提出完善该库区生态补偿的对策与建议,对于解决库区经济发展和水环境生态保护的矛盾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原生态文化”研究的方法及其反思

“原生态文化”现象产生之后,成为众多学科尤其是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文学、艺术学的研究对象,就其研究目前主要有如下立场和主张：一是“对象”的实证和科学主义范式;二是当作一种虚幻的文化观念创造和进行批判的主张;三是指认为一种民俗审美的大众化重构性实践;四是从地方或民族生计模式的文化生态知识和技能挖掘与利用的角度去研究;五是基于现代经济背景的开发与保护的思考和研究。这些研究的倾向在逻辑上把“原生态文化”活动“实体化”了,没有“主体”立场,即没有把“原生态文化”当作“人的活动”去理解,所以看不到问题的实质。“原生态文化”虽然在实践上它可以以一定的文化产物作为媒介显现,但其本质不是这些媒介物,而是“人的活动”,应从人的生产实践方面去认识和揭示。     

对政府主导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的思考

跨流域调水的生态补偿是平衡跨流域调水中调水区与受水区利益的办法,也是水生态保护的重要手段。我国的水资源权属制度决定了政府在调水中处于主导地位,政府主导也有效地解决了跨流域调水涉及面广、所涉利益复杂、补偿方式需要多样化的问题,也符合了水资源的公共产品的特征。但是,目前我国政府主导的跨流域生态补偿也存在着法律不完善、补偿资金规模小、补偿方式单一等一系列的问题亟需解决。因此,我们需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政府主导的原则下引入市场配合和公众参与,多方面拓宽生态补偿资金的来源,构建我国的跨流域调水的完善法律制度。     

土地征用中的国家赔偿责任问题研究

土地征用须符合公共目的,政府对其违反公共目的的土地征用行为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完善我国土地征用中的国家赔偿制度应从统一土地征用目的立法和规范赔偿方式、标准两方面入手.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农用地的生态补偿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实质是改革现有的征地制度和土地增值收益模式,有助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实现,但它的消极影响也显而易见:农用地保护形势更加严峻,城乡利益失衡加剧,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受冲击,传统的农用地保护行政管制手段亟需改进与完善。生态补偿作为一种利益协调机制,通过公平合理配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能更好地贯彻环境公平原则,彰显农地的发展权,保障农民共享改革成果,促进生态环境保护、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公共利益的实现。农用地的生态补偿宜采用政府补偿为主,市场补偿为辅的模式,补偿标准宜采用机会丧失成本的计算方法,同时参照其他因素来确定,政府补偿模式下的农用地生态补偿主体分为补偿主体、受偿主体和实施主体,不同模式下的具体内容不同。     

调水工程生态补偿研究与实践进展

生态补偿机制及其建立作为目前生态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其在调水工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分析了生态补偿的概念发展、理论基础和国内外调水工程及水源区生态补偿的研究与实践。结果表明:调水工程生态补偿是通过政府主导和市场作用共同实现的,通过生态补偿机制促进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参与是实施调水工程有效管理、保障调水工程高效运行的重要途径。     

农用地转用生态补偿价格评估实证研究

农用地价值是农用地功能与效益的综合体现,但由于对农用地价值缺乏完整认识,导致我国农用地大量被低价转为建设用地。以吉林省四平市为例,从完全资源价格角度出发,探讨了园菜地生态价值构成,并利用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影子价格法、市场替代法、碳税法对其生态价值进行评估。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伦理学基础

本文从水土流失的“二元性"探讨了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二重性",认为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符合传统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思想,人类要公平地生存与持续地发展在以水土资源为基础的生态环境中,就必须一方面对由于水土流失导致的破损生态系统进行补偿,维持和促进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水土保持生态效益的受益者和付出者之间、水土流失的造成者和受损者之间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只有这样才能全面了解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目的与意义,以维护水土资源生态系统、公平合理地承担水土流失防治义务、享有水土保持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和生态服务,共同促进水土保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