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汉时期神仙方术及阴阳灾异思想与谶纬的兴起

谶纬是一种特殊的神秘文化，它之所以产生于西汉末年是有其思想背景的，这就是神仙方术、阴阳灾异说盛行和经学的推崇，经学的阴阳灾异化导致了谶纬的兴起。本文试图从西汉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探求谶纬产生的原因。一、西汉时期神仙方术、阴阳灾异说盛行之思想背景西汉统治者...     

说虹蜺--兼论周楚文化的分歧及影响

先民以为,虹蜺为蛇属,在早期楚文化中,以之为正面事象.周文化与阴阳灾异之说结合之后,虹蜺成为灾异之象.这两种观照态度,分别体现于古典文学与传统哲学之中.     

西汉《周易》经学的阴阳灾异化转向

西汉《周易》经学经孟喜、焦延寿、京房等人的努力,发生了阴阳灾异化的转向。这一转向肇端于宣帝时的魏相、孟喜,至元帝朝京氏《易》立于学官,始成就经学的地位。而之前立于学官的孟喜《易》仍然保持汉初儒门易学的宗旨,与京房假托的孟京之学并存。京氏《易》的官方化,得益于彼时阴阳灾异说的盛行。同时,它又反过来改变了西汉《周易》经学的格局,造成了《易》与律历之学的杂糅,导致《易》在五经之中地位的提升,最终经刘歆等人的努力而推出《易》为五经之原的新观念。     

灾异对宋代社会的影响

灾异对宋代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政治上,灾异时常成为朝廷制定政策或改变政策的重要依据;经济上,灾异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坏,成为许多经济政策推行的重要原因;文化上,出现了一些与灾异相关的礼仪活动,并一定程度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汉代灾异观略论

灾异观是汉代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在汉代政治实践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阴阳术士们的穿凿附会,灾异又成为荒诞不经的权谋于利之具,以致模糊了人们对灾异进行审视的视线.探究灾异的实质、功能及意义,对于认识汉代的政治哲学及政治史,无疑是有意义的.     

王安石两制书写及“荆公四六”的经典化

王安石在任职知制诰与翰林学士期间,撰写了数百篇制诏文本。在文体上,散体制诏的比例超过了四六骈体,体现了崇尚西汉诏令的文体观和简淡平易的文风。其四六“王言”则具有“谨守法度”、典重尔雅、重“体制”、尚“本色”的特点。南宋四六应用日趋广泛,词臣普遍研习词科,四六话大兴。王安石与欧阳修、苏轼的四六制诏成为翰苑词臣师法的范本,确立了“荆公派”与“东坡派”两大四六文派的经典地位,“荆公四六”也在南宋翰苑中形成清晰的传承演进源脉。     

论董仲舒的灾异思想

灾异说是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旨是劝谏君主改过向善,维护专制统治.灾异说在貌似荒诞的外衣下,包裹着积极而强烈的社会批判功能,是专制制度下儒生参政、议政的重要思想武器.因其与圣化君主的"君权神授"孪生连体,从而在西汉后期获得了相当快的发展与传播.     

两汉《尚书》学的谶纬化

两汉今古文<尚书>学与谶纬之学关系紧密.西汉时.谶纬思想与<尚书·洪范>"庶征"理论产生互动,直接影响了今文<尚书>学的研究特征.东汉初,随着谶纬的官方化,<书>类纬书成为<尚书>学谶纬化的成熟标志,并因其"内学"之崇高地位,随后即对不善说阴阳灾异的古文<尚书>学也产生重大影响.如此,两汉<尚书>学便整体显现出一种谶纬化的倾向,为两汉<尚书>学带来突出的时代特色与学术特征.     

对“三纲”之本义的辨析与评价——与方朝晖教授商榷

"三纲"的本义是"皆取诸阴阳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成为绝对尊卑和绝对主从的关系。此说始于汉代,以适应"汉承秦制"。先秦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都不讲"阴阳灾异",而汉儒因有了"君为臣纲"的思想,故而"屈君而伸天",用天神的权威和"阴阳灾异"来节制君权。儒家是服从于仁道,以人民为"大我",以为民、利民为"大局",此义不是"三纲"所能具有。"三纲"在中国古代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但在现代已无现实意义;相反,批判"三纲"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反思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仍然有待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不是对立的,而且作为思想文化的儒学,一直以来就与马克思主义处于不断融合会通中。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重新阐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经由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真正确立。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把握,应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转型,超越以往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以"思想自我"的意识理解两者的会通,把握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在人性自觉的意义上贯通两者,实现同质同构、异质互补、双向建构的视域融合。     

论晚明士风的嬗变

晚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变化引起了士人价值现、人生观和道德观的改变,出现了逃禅归隐、弃儒从商、纵欲享乐之风。这不仅表现了封建秩序已遭到严重冲击,也反映出士人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重新选择。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细论五代武力集团义亲关系

为政治利益而结成义亲关系是五代武力集团的普遍现象。根据双方主体在结成义亲之前的关系状况,可分为多种类型。在动荡的政局中,义亲关系也发生不同的变化。义亲关系的泛滥反映了武力集团内部关系的复杂多变性,表明儒家伦理秩序观念在迷信武力的时代中无法得到正常维持。     

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与修复

宋代儒学的全面复兴,使屈骚精神中不合儒学《中庸》的言行受到贬议,从而表现出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而宋代朋党之争造成的处穷群体的存在,又使宋人对屈骚精神的政治与社会价值产生认同,从而使屈骚精神得以修复。文化与政治的合力使宋人在对屈骚精神排斥与吸纳的过程中,又对屈骚精神进行了重新建构,使屈骚精神在宋代适应了儒家文化的要求与宋人的审美趣味,从而表现出宋代的特征。     

再论现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与迷失

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对儒学现代处境的评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已摆脱了其前辈之悲 观情绪的影响,变得乐观起来,以至于认为儒学似已走出现代困境,由"一阳来复"开始走向全面复兴。而他们之所 以乐观地评估儒学的现代处境,与他们认识上的三个迷失--错将所谓儒学研究热当作儒学复兴热、错将儒学复 兴希望主要寄托在所谓儒学见证人身上、错将普通民众基本的道德认同视为民间儒学的普遍存在--有密切的关 系。具体分析这三个认识的迷失之所在,有利于揭示使儒学走出现代困境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扬雄智论发微

“智”是传统儒学的重要范畴。孔孟对此多有阐释,但他们的“智”均包含在仁（义）学之内。扬雄尚智,在吸纳前代及时代思想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智论：智获得了超越仁、义、礼、信四常至上的地位;他的智论与传统儒学重人轻天的学术指向不同,重视天道自然;把先秦儒家服务于伦理道德的智转换成服务于生命本身,表现出对个体生命与人格的珍视。     

回族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的“四教”观

明清之际的回族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在阐述伊斯兰教思想时,阐述了他们对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看法,并且对各种思想作出了不同的评价。他们坚定伊斯兰教信仰,尊崇儒家思想,批判佛教和道教,在比较中提高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社会地位。     

宋元文学艺术与关羽信仰的形成

关羽是宋元文学艺术作品刻意描绘的忠勇形象。这些作品以其灵活的方式、通俗的语言不仅掩盖了关羽的骄矜寡谋 ,拔高了关羽的忠义神勇 ,而且再造了关羽的“儒者气象”,确定了关羽的神像、神号和祭日 ,最终与表彰忠义的理学思潮相表里 ,促成了关羽信仰这一文化现象。     

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汉代章句学

在汉代,章句学兼具政治和学术双重属性。作为政治活动,章句学的出现与儒术的兴起相伴,并得到了汉朝政府的大力支持,章句学的主体内容是儒家经典,主要作者是经师和博士;作为学术活动,章句学既包含文字训诂,也包括义理阐释,并由义理阐释而滋生出强烈的学术派性。汉代章句在风格上也几经变迁。在繁盛期,章句的义理诠释部分十分臃肿;到了后期,章句逐渐复归于简约的风格。章句风格的转变与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的转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