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平石经》考

《熹石经》，见于《后汉书，灵帝纪》，嘉平四年（公元175年）始刻，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刻成．刻成后，即树碑文于洛阳太学门前．董卓之乱时，碑文残缺于战火之中；又几经迁徙，碑文复告漫灭；降至唐初，已有十不存一之叹．现原碑皆毁，仅存残石、拓片，我们已不能窥其全貌．但是，石经的镌刻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就是现在其影响也还没有消失．因此对石经携刻的原因、意义等作一小考；恐怕也不无意义，一、石经镌刻的原因镌刻石经是统一经学的需要．汉代自武帝以后，学术思想定于一尊，诸子百家之学已难构成与儒学相抗衡的力量，学派之争的…     

历代三体石经研究状况概观

随着出土古文字材料的不断增多,魏三体石经也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鉴于此,本文对历代三体石经的研究状况作了概括总结,按照时间顺序就集拓残石、考镜源流、立其碑图、题跋拓本、编纂字典及文字研究等若干方面的内容作了简单介绍。     

洛阳新出大秦景教石经幢校勘

洛阳新出土唐代大秦景教经幢残石一件,上刻祝文、《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和《经幢记》。残石经文可与敦煌遗书《景教宣元本经》相对照,进行补订校勘。《经幢记》记载了立经幢的原委、经过、参加人员及迁举时间。它的发现为研究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佛教、伊斯兰教以及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交流状况,特别是洛阳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李繁生年及其《相国邺侯家传》考辨

李繁生年当为唐代宗大历九年(774年).其<相国邺侯家传>约亡佚于南宋末年.现存<家传>残文总计八十三条,约七千四百言.<类说>之节录与<通鉴考异>之征引保存了较多的<家传>残文,也最接近原貌.     

汉魏石经杂考

汉魏石经包括东汉熹平石经、《典论》石经和正始石经,三者均开刻于当时的京城洛阳,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汉魏石经由朝廷下诏刊刻,立于太学,供天下儒生观瞻临摹。在纸质书写材料尚未普及的汉魏时期,汉魏石经起到了统一经学、保存文化、宣扬教化的作用。     

司马越与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是西晋历史上继八王之乱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战乱,是刘渊、石勒等北方少数民族势力攻陷洛阳,横扫中原,从而彻底摧毀西晋王朝,使中国历史再次由统一走向分裂的重大事件。东海王司马越原是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和永嘉时期西晋朝廷的实际秉政者。导致永嘉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西晋王朝因八王之乱而迅速衰弱,北方少数民族势力乘机崛起并迅速发展,各地流民起义不断爆发等等。对此学界已多有论述。但司马越秉政后的一系列政治活动,由此引起的西晋统治集团內部新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在这些矛盾冲突     

辽代考古杂记

近二年来,我曾在辽宁省的阜新县、北镇县和河北省的平泉县进行短暂的考察.考察的重点是与辽代契丹人有关的文物古迹.所见甚多,颇长知识.这里所记述的,只是其中的点滴而已.一、故太保耶律氏残志残墓志一合,五十年代末出土于辽宁省阜新县大板乡中衙门村北山上.志石原来保存在蒙古族村民舍力加卜处,一九七四年被当地文物部门发现时,已经截断为三块,现在均保存于舍力加卜之女王淑兰家.其中较小的两块在盖房时被砌在门槛之下,有字的一面向下,志文己无法见到;较大的一块被雕凿成猪食槽子.志石系黄沙岩质,宽76.5厘米,厚19厘米,其高度不可知.辽代的墓志多为正方形,此志石亦当如此.     

全唐五代文序

同门友霍松林教授,老犹好学,有袁伯业之风。凡所造述,胥著令闻于文苑,世人既得而读之矣。近岁复病清编《全唐文》之未尽善,遂与友生考校增补,为新书曰《全唐五代文》,都若干卷,而以序命余。余不敢辞,谨援笔题其端曰:《全唐文》成于清嘉庆间,迄今将二百载。虽其书发凡谓于应收之作,甄录无遗,然又斥传奇之猥琐而屏之弗录,固已自乱其例。至以限于时日闻见而失收者,亦往往而有,又安得谓之无遗哉?同治间,归安陆刚甫始为《唐文拾遗》及《续拾》以补其缺。厥后仁和劳季言及近世魁儒象山陈伯弢先生又为订正沾益,然皆未有成书。建国四十年来,地不爱宝。长安、洛阳出土之碑志可补《全唐文》者,以千百数。则据前人之成业及当世之发现以重编此书,俾臻于完美,此固     

“洛阳—平城”两都格局与北魏政权之败亡

随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平城时代结束,洛阳时代开启,从此北魏历史上“洛阳—平城”两都格局正式形成.迁都后的洛阳新政盲目追求“文治”而忽略“武功”,使得素为用武之地的平城逐渐被摒弃于汉化之外,这些依旧保持着鲜卑旧有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平城力量借六镇为乱之契机,将北魏政权推人了灭亡的深渊,立国百年的北魏政府很快在以平城为中心的恒朔势力的打击下土崩瓦解.     

青州地区北朝晚期石佛像被毁时间和原因初探

近些年在青州市及其周围的博兴、高青、无棣、临朐、诸城和青岛等地多次成批出土北朝晚期的残石佛像,特别是1996年10月青州市龙兴寺遗址出土的大量残佛像,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关注。认为这次“数量之大,种类之多,造型和雕刻之精,彩绘保存程度之好,实属罕见。”并“一致认为这一发现是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的一次重大成果。”笔者也曾多次应邀到青州市及其它县、市参观这些佛像,并多次与师友同仁们分析过这些佛像。本文仅对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这些佛像被毁坏的时间和原因作初步探讨。希望留意这一问题的同志们不吝指教。     

洛阳太学与东汉经学教育

洛阳太学的设立促进了经学教育的空前繁荣。光武帝刘秀对洛阳太学博士官的选拔非常注意 ,并不断完善对博士官的选拔制度。太学的发展 ,使京师洛阳形成了浓厚的经学文化氛围。东汉末“风俗之美”的形成、党锢之祸中党人的种种表现和太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等 ,无不体现了洛阳太学经学教育的社会效应     

从《翼教丛编》看叶德辉的学术思想

湖南维新运动时的新旧之争 ,不仅是一场政治立场之争 ,也是一场学术文化之争。从《翼教丛编》及叶德辉其它的学术活动与主张来看 ,其反对变法 ,在学术文化上至少有三个原因 :其一 ,出于保守传统文化的立场 ;其二 ,经学研究中的汉学取向 ,使他不能同意维新派的一些主张 ,如蔑视训诂、追求大义等 ;其三 ,从古文经学的角度出发 ,叶德辉崇《左传》斥《公羊》 ,不同意新派人士对公羊学的鼓吹。这些主张自有其学理的根据 ,但他反对维新变法 ,逆历史潮流而动 ,仍然是要批判的。     

晚周汉初学术传承中的变与不变——关于“传统经学”、“孔门经学”及“儒学”的分野

战国至汉初是学术史上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但在变动的大潮流下,似乎也隐藏着一些未曾变动或少有变动的学术面相。本文将"儒学"与"经学"区别而论,既把握到"变"的一面,也考虑到"不变"的因素,进而提出从春秋到前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经由了"传统经学"向"孔门经学"的演变,而在"行政理论"层面中,则是法术、黄老术以及儒术的交替为用。     

重读"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对"人学"原则的漠视是它与时下读者相疏离的根本原因。它写战争却不敢正视战争的残酷与非理性,写人却缺乏对人的命运、灵魂和价值的哲学思考。对日常世俗性及人的正常的物质欲望更表现出否弃与批判。"红色经典"实质上是一种放弃了个人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写作,是一种彻底的经验性写作,主体层面文化知识的储备与客观向度的文化语境的规约也使作家无力担负起历史的重托。     

太行山南麓几处石窟与摩崖石刻及相关问题

位于太行山南麓的河南省焦作市,佛教历史源远流长,基础深厚,在北魏隋唐时期,是平城与洛都、洛阳与邺城的重要通道。该地区青天河摩崖线刻观音经像、悬谷山太平寺石窟及摩崖造像和石佛滩摩崖石刻造像三处佛教遗迹,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对研究西域和中原佛教艺术的融合与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章学诚“六经皆史论”探究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其重要的学术论断。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乾隆嘉庆时期所面临的转换学风、开辟新的研究方向的问题境域中去,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的意义在于以一种历史理性批判的力量,打破六经所负载的永恒之道的神话,消解"经学即理学"研究纲领的合法性,从而开辟一种走出汉宋、由史明道、经世致用的新的学术风气。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尽管具有价值革命的逻辑力量,但由于时代命题域的限制,以及文化传承中自然的信仰,使得这一论断没有上升到价值层面,承担破除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价值永恒性的作用。     

杨业入宋考

关于杨业自北汉入宋的过程,史书所记多有抵牾,或云其劝继元降,或云其为继元召降。李焘、余嘉锡、常征等对此所做的分析都不够完满,而对时间的忽略是造成解释不清的根本原因。我们根据逻辑推理,认为杨业确曾劝降,但不是在继元出降之前。《长编》的一条记载也证实了我们的推断,即杨业向刘继元建归宋之策是早在十年前宋太祖兴兵伐北汉时之事而不是继元归降前夜之事,而杨业早年的劝降与太原危急时刻的不曾劝降都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有关。     

二度走红与重新评估——由红色经典影视剧翻拍热所引发的

在影视等大众文化传播媒介推波助澜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席卷全国的红色经典风暴以不可阻挡之势重现荧屏,曾经的红色经典在当今大众文化语境中又一次受到广泛关注。这种关注一方面来自对红色经典影视翻拍现象的热议,另一方面表现在红色经典影视翻拍现象反过来成就了红色经典原著在当今的二度走红。当文学批评界也参与到热评之中时,使其获得了理论上的高度和深度。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汉代蹴鞠述论

汉代是蹴鞠发展的重要时期,活动群体广泛,形式多样,并初步形成了竞技规则。随着长安政治、文化中心的确立,蹴鞠的盛行区域存在着从山东经河南向陕西推移的现象。汉代蹴鞠最重要的物化形式是汉画像石,其广泛存在,除蹴鞠在汉代盛行外,还与汉代士人借物喻政的思想意识有关。